阿瑟·塞西尔·庇古

庇古生平简介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经济专家，剑桥学派的首要代表之一。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专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激励下转学经济学。毕业后投身于教书生涯，形成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他被觉得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此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庇古的学术生涯及学术研究成就这个经济专家是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是从外在形式来考虑这些让人困扰的困难的，并触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的狂妄自大。他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名字，但他的个性和怪僻与他名字的怪异非常相符——他就是庇古。在其学术生涯中，庇古前后判若两人。另外，他依旧新古典学派思想的重要典范。实际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将庇古作为新古典主义学派中持充分就业分析看法的代表人物来执行攻击的。庇古也执行了反击，称凯恩斯的《通论》是错误看法的混合物。对很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来看，庇古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庇古效应”相联系，这是他回应凯恩斯的一个论据，他尝试在古典主义相关薪资和价格弹性的如果下通过逻辑完全性的演示，复苏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地位。

另外，庇古还首先注意到了私人活动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而且他依旧当时攻击自由放任模型的一个重要人物。庇古早在1912年就在他的《财富和福利》一书中提出了这些让人困扰的困难。近半个世纪之后，经济专家们才意识到庇古曾经设法处理的论题是繁荣的经济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难之一，这个困难事实上将威胁到整个体系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差不多没有经济专家能够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击穿性本质。庇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开始质疑这个系统自身的平稳性，并开始为其余可供选择的体系的经济秩序辩护。弗兰克?奈特是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者中惟一一个注意到庇古已将争论的主题从各种经济秩序体系之间的选择转向了更改和改良现有的职能体系的方法的人。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教授，在他为庇古所做的感人至深的悼词中讲到，庇古的分析将争论从革命性的改变转变为改良现存体系的方法，“在庇古刚刚提出这一理论的时机，以及在这一理论发表之后的问题重重的战时阶段，它还具有显著的局限性。但伴随凯恩斯革命渐渐为民众所了解，加之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冲突亦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得到协调，经济专家们逐渐增多地面对庇古曾经关注的那类政策困难，在这些分析中，他是先驱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后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关注的困难的片面性”，并推广了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以前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时机，庇古就很清楚地预见到的很多困难。

作为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这一学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历经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如下解释他的转变：“首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他将自己在剑桥的多部分假期用于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战争前线参与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社会和经济困难之间的紧密关系，反应了他对人性和科学困难的热情。作为一位学生，庇古表明了在人类知识方面罕见的才可。在他24岁的时机，他有两篇文章获奖，它们的题目充分表明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叫《以往50年英中联邦农业生产有关价值改变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叫《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此前两年，他已经由于一篇英文诗得到金质奖章，他还创作了一首名为Alfredthe Great的歌曲（战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人。）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后，他将时间首要用于演讲、出版和努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直到晚年，他对这个困难一直维持着浓厚的意向。

他的一个学生将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外貌描绘为高而挺拔，着装怪异，偶尔会在乡间漫步，或者斜靠在英王学院草地上的帆布椅上。为了表明对希特勒的蔑视，在纳粹空袭的时机，他一直坐在帆布椅上。庇古由于着装而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50年代，他穿着首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骄傲地显现在马歇尔图书馆。

庇古的首要著作： 《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财富与福利》（1912）《论失业困难》（1914）《工业波动》（1927）《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失业理论》（193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静态经济学》（1935）《就业与均衡》（1945）《收入理论》（1946）《凯恩斯“通论”的回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