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货币政策

什么是扩张性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增长货币供给来动员总需求的上涨。货币提供量较多地胜过经济正常运行对货币的事实需求量，其首要功能在于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货币供给增长时，利率会减弱，获得信贷更为容易，所以经济萧条时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

比如，当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长货币供给量和911.html">贷款范围，引起利率下滑，进而投资增长，促进经济上涨；

中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提供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提供量过分差于货币需要量的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

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会致使三种后果：

第一种后果是货币流通速度减弱

第二种后果是民众花掉手中增长的货币，并使市场交易中对事实商品数量的需求增长，进而使经济得到上涨，物价并没有会提升

第三种后果是民众花掉手中的货币，但事实商品的消费数量没有增长，导致抬高了物价水平，而经济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上涨

货币政策的首要措施包含公开市场业务、变动法定准备金率、调整贴现率和道义劝告等。其中公开市场业务作用相对平和，所以被作为经常运用的工具。

">编辑]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羊群效应

国有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已经发挥到极致，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发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微调。羊群效应或许使股份制商业银行模仿四大行的扩张举动，形成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国有银行 信贷扩张的领头羊

四大国有银行（下文简称四大行）对经济下探的反映曾经和其余银行一样：缩减业务。

中央银行从2008年9月开始逐渐放松对信贷范围的控制，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却一度缩减贷款。新添贷款在2008年9月是3500亿元，10月陡降到1800亿元。

2009年1月之所以会显现刷新纪录的贷款井喷，部分归于年初效应。年初效应均匀作用于各家银行。在1．62亿元新添信贷中，四大行贡献了7667亿元（工行和建行各自贡献了2500亿元以上），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贡献了4985亿元新添贷款。

贷款井喷的其他原因是干预。其实干预的效果早在2008年的最后两个月就显现出来。2008年11月贷款涨幅为4769亿元，12月高达 7400亿元。贡献首要来自四大行。四大行在1月末和3月末集中发放贷款的举动也表明出急于做大数字、完成任务的动机。有行业人士感叹道：“没有想到，中国的商业银行竟会这样听话。”

2009年2月和3月的贷款上涨表明四大行是这一次信贷上涨的领头羊。四大行的贷款涨幅2月份小幅下滑到5510亿元，3月大幅上涨到9943亿元；同期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上涨程度分别为2732亿元和4061亿元。两类银行的贷款涨幅相差一倍以上。

四大行的扩张能力已经运用到极致。前5个月新添贷款分别为7600亿元、6400亿元、7300亿元和6300亿元左右。合计2．76万亿元，稍低于银行新添贷款总额5．84万亿元的一半。

股份制银行 接过扩张接力棒

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二季度已经发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微调，对四大行的干预也跟随转向。一季度信贷报告发布之后，人民银行网站刊登了中央银行副行长易纲撰写的《坚定不移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文，表示“金融危机情形下的货币信贷较快上涨利大于弊”。随后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实施数据》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但是一个月后，货币政策“口头上没有变，但事实上已经在缩减”。周小川说，货币政策可以依据需要微调。

有些国有银行已口头要求分支行严格实施信贷投放标准、平缓放贷。所以，四大行的贷款增速从二季度开始减弱，四五两个月仅略好于2200亿元。

在今年二三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或许正在填充四大行缩减后空出的市场。四大行一季度的贷款井喷对其余银行造成了挤出效应。而为了保持市场份额和运营收入，其余银行在余下的月份里注定要奋起直追。假使以往半年的经济低迷让股份制银行审慎贷款的话，目前中国经济的短暂“恢复”和四大行的示范作用也消除了他们的小心。所以四五两个月的信贷上涨总量依旧高达了5918亿元和6645亿元。

商业银行将付出代价

举动金融学者早就在金融市场上发现了相似羊群的举动：在信息不充分（尤其是遇到不了解的危险）情形下，投资人有时会不假思索地模仿其余投资人的举动。当一群投资人彼此模仿的时机，市场很容易发展到非理性的状态。当羊群效应发生作用的时机，银行家和911.html">小散没什么差别。

商业银行的羊群举动在一部分领域已引起过分竞争。比如票据市场上的贴现率和存款利率倒挂，致使企业可以无风险套利，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上，开发商名义上与银行合作，实施中充当银行的前台，为了销售住房有机会和买房人合谋欺骗银行。

假使股份制商业银行果真接过信贷扩张的接力棒，并通过减弱价格和风险控制标准发放贷款的话，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为自己的羊群举动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真实恢复起码在12个月之后，以前很或许会历经VVV型的反复。过分扩张会给银行渡过真正的低谷增长难度。

">编辑]扩张性货币政策:选择理由及操作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扩张余地已不大、通货紧缩趋势会是将来几年的宏观经济特色，在这一环境下我国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核心的历史发展机会，一面，WTO所产生的制度改革打击和结构调整阻力要求中国政府在新的期间务必加速改革脚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举措，另一面，在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及中国国内需求不振的情势下务必维持年经济上涨不差于7％的进展，这也给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提出了新的课题。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长期任务，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所要处理的永远是中短时间困难，正由于这一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困难才更具迫切性。

本文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困难时的理论前提有下方几点：

1、国内生产总值年上涨率多一个百分点少一个百分点举足轻重；

2、1998年第四季度以来奉行的以国债手段筹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开支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尽管还在施行，但扩张余地已不大；

3、中央银行以“稳健”名之的货币政策务必取扩张姿态并以货币供给上涨率为中介指标才可在校正中国内需不振趋势方面有效发挥作用；

4、决策层中存在的所谓以农民增收和城镇居民增收为刺激内需基本着眼点的力争显示的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由于：城镇居民靠提薪资增长其收入程度有限，开支刺激功能微弱；而农民增收只能靠增产，在现有的农村产品结构上，已存在大批过剩，增产并没有能有效增收，二靠农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增收，则需花费较长时间，即便如此的做法成功了，最终也无助于我们讨论的如何扩张内需这个短时间宏观经济政策困难的处理。

正由于以上几点理由，为获得胜过7％的国内生产总值年上涨率，我们就务必诉诸于货币政策，并从货币政策的现况困难入手探讨用扩张货币供给手段刺激生产性开支的有效渠道。

不可盲目乐观的宏观经济行情

1997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九五”期间显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一个难以忽略的外部原因。受于外需锐减，从而促使中国政府转向采取扩大内需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

从1998年9月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决定运用国债手段放大财政开支，用支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及接连减弱利率等手段，尝试刺激国内需求，遏制消费物价指数接连负上涨和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数持续上涨的势头。但到迄今为止，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济已迈出谷底、外贸出口事态好转显示外需已呈扩大趋势，但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依然萎顿不振，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趑趄不前，工商外贸库存仍显过大，多地企业开工不足雇员下岗的势头有增无已。该种种现象表明，“九五”期间显现的宏观经济失衡根子仍在国内，是国内日积月累的结构性冲突致使了有效需求由多年的“过热”向“低烧”转变，在1998年9月到2002年2月共30个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较松动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仍无显著起色的宏观经济现实已经预示了我国今后四年的大差不差宏观经济前景，这就是：

1、结构性生产过剩将继续对社会总供求态势发挥影响。从1998年开始，当通货紧缩显现、有效需求显著不足时，民众发现，以往一部分年困扰中国经济的“短线”或“短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且，相对于有效需求来看，已大部分发展为过剩，除了水资源以外，我们差不多没有匮乏的产品。相反，广泛存在的却是企业支付能力下滑、大批生产量力过剩与工商外贸企业不正常上涨的超标库存相伴而生的病态经济现象。该种情况对“十五”计划期间的社会总供求态势将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局势必然是：总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总需求的情况将连续存在下去。

2、在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强度下，有效需求不足继续会形成“十五”计划期间的病态现象。从1998年第四季度开始，当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方向更改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均为中国特定条件下扩张性政策和松动性政策的新说法，其实质内容是财政政策的扩张靠开始每年1000亿元后发展至每年1500亿元左右的基础建设开支；货币政策的扩张则是在为扩大的财政开支作匹配信贷投入的同期激励商业银行在消费信贷、生产性贷款等方面扩张信贷提供总量，同期为激励企业借款、压抑过多的货币转化为银行积蓄存款，又接连八次运用了降息手段。如此操作的结果是：财政开支和信贷拉动导致部分减轻了内需不振现象，但仍未从根本上更改企业投资、民间投资及城乡居民消费开支仍相对疲软的现实。从今后相当一段期间说，指望城乡居民的消费开支呈现大程度上涨疑似已无或许。从该种现实情况出发，助推有效需求的核心原因疑似在于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但企业投资当前面对的窘境是：大部分国有企业已是债务缠身，无力投资；国内私营企业因种种原因，投资热情呈减缓趋势；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上涨速度显现下跌，2001年这一增速虽略有提升，但中国接受外资上涨率在世界上的排名却在下滑。该种种不利于有效需求扩张的原因是我们分析“十五”计划期间后四年宏观经济事态时务必要顾及到的。

结构性生产过剩及有效需求不足共同发生作用，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其结果必然是：在“十五”计划期间，通货紧缩趋势会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特色。

货币政策为何扩张无力

“九五”计划期的后半段及“十五”计划第一年货币政策显著存在着扩张无力的现象，其生成原因是什么呢？

货币政策作为刺激或压抑社会总需求的手段历来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利率效果，二是通过信用效果。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扩张无力的困难，也应当循着这两条线索——利率机制和信用传导机制——去分析中间环节的阻碍和微观主体的举动特质，才可得出比较切近事实的结论。

在正常情形下，中央银行采取大程度降息措施将令对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影响。对企业来看，降息代表着企业借贷资金成本的下滑。依照现行信贷管理制度，企业与银行间的借贷合同所设定的用款阶段将锁定贷款利率，如此，在一个较低的利率环境下借款，假使将来的利率行情呈上升趋势或企业相对盈利水平提升，都给借款人给予了一个隐含的借款收益。从这一点上表达，企业在降息政策出台后都乐于向银行借款，这是一般规律。但中国的情形却有某种特殊性，中国的企业从产权性质上划分，可粗略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绝大部分企业是亏损企业，这些亏损企业显然缺乏资金，尽管这些企业很少考虑资金成本的高或低，但银行并没有愿意愿它们放款。国外研究转型经济学的经济专家尽管广泛觉得实施彻底改革的原计划经济国家有一个典型的经济特质就是已由以前的财政预算软约束转变为银行信贷软约束，但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情形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即使很多国企资金严重匮乏，即使一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政治考虑给银行施加种种阻力，但受于这些国企经济效益低下，很多商业银行都不愿意愿它们放款，这也是民众垢病的所谓“银行惜贷”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国企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效益较好或很好的单位，仍有数量较为不错的国资或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对这些企业来看，它们并没有很依靠银行贷款，由于这类企业中经济效益好的，自有资金大多都很充足；假使是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等手段持续从证券市场拿到大批的、没有还款付息阻力的永久性营运资金。所以，效益好的国企或上市公司与银行的关系差不多是颠倒的，最常见的现象是：不是这类企业去找银行，而是银行去追这类企业，千方百计争夺这类企业形成自己的固定客户。从比例上表达，效益好的国企和上市公司在国企总量中只占一小部分，所以，对于大部分国企来看，迫切的困难是贷款的可得性并非是资金成本的高低，自此可见，利率政策对国企该种特定产权类型的微观基础来看是无效的。

利率是否对非国有企业发挥作用，不单单取决于这类企业的经济举动，而且还取决于特定环境下的银行举动。非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化型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银行降息降低企业的借贷利息成本会让这类企业的借款意向加深，但困难在于银行方面。多年来，非国有企业在借贷市场是承受严重歧视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尽管决策层也十分重视对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困难，但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时，依然存在很多阻碍：（1）对于信贷工作人士来看，对国有企业放款和对非国有企业放款，即便两个企业的资产质量、项目效益是等价的，但风险程度却存在巨大区别。我国商业银行差不多是国有或国资控股的（民生银行除外），它们与国有企业在产权上具有同构性，这致使银行在对国企放款时其工作人士的动机不受怀疑，而非国有企业受于资金可得性很小且财务制度灵活，它们一旦与银行促成贷款协议，信贷人士常常就会被看为有寻租嫌疑。（2）中国的商业银行当前绝大部分还存在吃大锅饭困难，在近年来强调提升资产质量的环境下，银行开展信贷业务时的风险意识得到了加深，巨大的放款失误当下已可以诉诸刑律或实施终身责任追究等等。但激励机制始终却未见改观，不错的信贷工作并没有能在收入方面得到相应的激励，该种情况就使银行工作人士在面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请求时，即便是效益好的非国有企业也会造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3）我们的政策设计也存在适当的倾向，致使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歧视情况很难改善。比如，近年来实施的呆账核销制度，每年400亿范围，在全国111个试点城市实施，但核销的对象企业只限于国有企业，这就给商业银行产生一种预期：即所有的贷款都存在风险，一旦形成呆账，贷给国有企业仍有望核销，而贷给非国有企业显现坏帐就会让贷款行形成真正的业务窟隆。该种逻辑思路致使商业银行更不愿意愿非国有企业放款。在国有企业广泛不景气和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可得性承受来自银行的自动制约机制下，信贷的有限扩张目的自然很难高达。

在一个金融工具数量充分、市场条件较好的国家，货币政策以利率实行调节目标一般都能达到不错的调节效果。但中国近两年来尽管接连八次采取降息手段，调节效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

认真研究中国国情，我们会发现假使将扩张内需政策目标下所要刺激的投资开支定义为生产性、运营性投资开支并非是包含金融工具投资开支含义以内的“泛投资开支”，那么我们会发现，该种投资开支的政策动员对象并没有是那些在银行储户中占很大比例的资金所有者，而应是那些在改革二十二年来经历一段运营实践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原始积攒过程的人。这些人的投资意向并没有取决于银行存款利率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平稳的制度、政策背景，取决于预期投资收益以及投资创业或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信贷资金的可得性。无论从扩张内需的近中期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说依旧从长远经济发展来看，举足轻重的是增长对国家总的资本形成率的提升有积极意义的直接投资，而这部分投资与以短时间总量调节为目的的利率政策之间，有关系数相当低。

货币政策扩张乏力仍有一个更能体现中国国情的原因，那就是货币资金的资源首要汇聚在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下方简称“四大”），而“四大”自身却存在一种信贷供给自动缩减趋向。在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倚高且中央银行又将不良资产下滑比重作为各商业银行业绩核心考察指标的情形下，“四大”各行都造成了两种现象：一是存款资金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造成“虹吸效应”即自动往上级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贷款资金开支上造成“挤牙膏效应”即基层贷款权被大幅上收，层层授权后到基层放款权越来越小。这两种效应交互发挥作用，就造成一种现象：“四大”总行在资产运用上倾向将资金较多地投向安全平稳的债市或同业拆借市场。显现国人诟病的“存差过大”、信贷供给上涨萎缩的弊端。

货币扩张的事实涵义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当局从来都不承认名叫“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中国该种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已经造成了适当的紧缩效果，所以我们还务必说清两个困难：（1）如何评价中央银行近年来奉行的以“稳健”二字名之的货币政策；（2）当我们旗帜显著地提出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扩张”的具体涵义是什么？

从1998年第三季度决策层决定更改在此之前若干年来一直强调的“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导向方针以来，财政政策以增发1000亿元国债筹集资金用于基建为具体扩张内容，财政政策的调节方向也选定了“积极的”如此的带有扩张性意图的字眼，而货币政策调节方向定性尽管曾在“松动的”、“适度的”“稳健的”几个定语词汇之间徘徊过，但最终依旧选定了“稳健的”如此带有显著褒义的定调性语言。依照的中国的词义学传统，“稳健”就是不冒进的意思，但在批评者的眼中，也可以常常被当成“保守”的另一类说法。在中国急切需要扩张内需时，中央银举动什么选择如此的字眼以概括中国的货币政策调节方向？我想，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在决策层中绝大部分人都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中央银行应该将保卫货币、保卫币值平稳作为头等任务。而且，从政治角度看，一段期间后，一旦宏观经济实践显现如此那样的困难，“稳健”一词也是个可进可退、富于变通弹性的较佳选择。

从1998年第四季度到2000年年末两年多货币政策调节的事实情形看，这段时间里受于中央银行采取了接连七次降息、减弱存款准备金比率、激励商业银行拓展信贷业务领域等一连串措施，这段特定时期内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以“松动”为基本特色的。但到了2000年第四季度时，我们注意到，在物价指数显现一定程度回升后，货币政策的决策层也显现过相似于“既要防止通货紧缩，也要预防通胀”之类的模棱两可说法。该种说法反应了当时货币政策的决策层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迈向尚缺少清楚清晰的分析，在该种环境下出台的货币供给上涨率（以M2为代表指标）控制目标为13％－14％。让人颇为不解的是，2001年：即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上涨率高达7.3％，但以内需不振未见丝毫减轻、通货紧缩趋势又有抬头的情形下，中央银举动什么依然将M2上涨13％－14％，贷款增长1.3万亿等作为2002年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内容。

看来，困难的核心是讨论年率为13％－14％的广义货币供给上涨率能否是“适度”或“最优的”货币供给上涨率。

从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方面说，任何带有规范经济学意义的所谓“适度”或“最优”之类的分析都务必首先确定一个特定的最高调控倾向目标。比如，假使将“扩张”作为最高调节目标，那么在经济体系中的首要货币需求原因未发生大的改变时，就应当简单地将价格型手段利率的向下调整和数量型手段货币供给上涨率的向上调整作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反之，假使货币当局确定了以“紧缩”为最高调节目标，利率和货币供给上涨率也需要采取与扩张性政策完全反方向的调节性操作。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假若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已显现了内需不足的情形因此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扩张性操作要求，但货币当局却提出一个年度货币供给上涨率维持不变的政策力争，那么，对宏观经济专家就提出了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货币当局的政策选择在什么条件下才是正确的？

我们都知道，货币政策的首要理论基础是货币需求理论。在货币需求理论中，无论何门何派，它们的基本方法均为原因分析，而所谓“门派”差别，则仅仅决定于对货币需求不同原因或轻或重的认知程度而已。所以，货币需求决定原因有否改变是我们考察货币政策调节方案选择能否正确的方法论基点。

在中国如此一个处在经济转型期且人口大量、经济上涨率又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系中，货币需求的决定原因可以简化为如下模型：

式中：Md的代表货币需求；为经济上涨率；为物价变动率；T为体制性原因；E为影响微观主体持币动机的各种预期；O为随时变量。

在上述货币需求的五个解释变量中，每个解释变量的改变都对货币需求造成影响。其中和与Md是正有关关系，T、E和D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则随具体情形而定。比如，当我们将金融市场的成长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成长速度当作体制性原因T的基本内容时，受于资本市场金融工具也需要大批的货币媒介，所以，T在这里就可定义为与Md具有正有关关系。但当将货币市场发育也当成体制性原因之一时，受于货币市场能提升货币资金的流转效率，所以，在该种情形下，T和Md就存在着负有关关系。在中国现时条件下，货币市场发育缓慢而资本市场扩容快速，所以我们可简单地将T与Md看作是正有关关系。限于篇幅对于E和O，我们暂不讨论。

当我们说，T等等原因是Md的解释变量时，首要想描述该种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大体就是事实经济运行中事物显现的先后顺序。在我们可预见的T及意欲达到的和作为货币政策策划时的考虑原因，情形尤其这样。比如，假使我们期望经济上涨率和物价变动率高些，我们就务必相应地调整Md，而依据适度货币供给（如果为）务必等于适度货币需求（如果为）原理，这代表着货币政策应该以增长货币供给为内容。其调节决定过程为：

进而有：

中国货币当局2001年年底提出的广义货币（M2）供给年上涨率13％～14％等一连串目标从调节方往上说称之为“稳健”也许恰如其分，但若论“松动”或“扩张”则远远不够。该种评价的依据有两点：一是从理论上表达，13％左右的M2上涨率只对应了7％左右的经济上涨率和各种原因促成的通货紧缩预期（这可从2000年的经济实绩得到证明），而中国2002年以后若干要处理的宏观经济任务是扩张内需、争取再高一部分的经济上涨速度；二是从中国多年来货币供给上涨率与物价变动水平、经济上涨率的有关数据统计看，M2年上涨13％左右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政策选择。见附图。

从附图可以看出，从趋势上表达，M2上涨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率的拟合程度较高，而M1的上涨率与国内生产总值上涨率的变动在个别年份则显现趋势上的背离现象。这表明，我们选择M2作为中介指标执行控制以达到扩张内需、拉动经济的目标具有可行性。而且，通过观察多年来的经验报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假定以国内生产总值年上涨率7％和M2年上涨率13－14％为分析基点，国内生产总值年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差不差要求M2起码要增长三个百分点，从这一点可以认定，中国在2002年以后的几年欲将国内生产总值年上涨率高达8％或9％的目标，就务必使M2年上涨率的值域定义在16％－20％之间。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觉得货币当局将13％左右作为2002年M2上涨率的控制指标，现行的货币政策既不是“松动”的更不是“扩张性”的，说它带有“微紧的味道”疑似更恰如其分，所以，在执行工具选择分析以前，我建议货币当局在调节方向选择上也执行从新思考。

选择一个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微观基础条件下，以中短时间调节为目的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深陷窘境，在“松动”或“扩张”方向已定的前提下它完全有机会通过政策工具的选择在相当的程度上处理当前货币政策的扩张无力困难。

当我们提出扩张内需的口号时，经济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不错的。然而，这两个宏观调节政策在具体运用时，还存在着一个难以忽略的差别。从扩张需求的着眼点说，从决策层到理论界都清晰提出要以扩张投资开支和消费开支为基本内容，假使财政政策运用国债手段动员资金直接增长了生产性投资，而且该种生产投资是扩大再生产领域中的边际投资，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内容受于符合扩张投资开支的界定无疑会直接拉动内需，这是毫无疑问的。困难在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方式及背景条件同现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还存在一部分不相符之处。具体说来就是：当金融体系仍处在信贷主导阶段且实施分业运营模式时，银行即便握有大批的货币资源，但其首要业务局限于一年期限内的短时间流动资金放款领域，在该种条件下，银行是不能直接扩张严格意义上的投资开支的，由于绝多部分流动资金放款都属于再生产领域中的周转资金。用于消费信贷的放款尽管能直接致使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以直接拉动最终需求，但受于这部分放款在银行可支配资金中所占的比重极小，所以，作用并没有显著。生产流通性流动资金和消费信贷之间悬殊的分配比重也指明了银行实施扩张政策的着重只能在生产流通性信贷资金的供给方面。

即便不考虑银行内部激励和制衡机制方面的原因，在传统信贷分配方式和通货紧缩的环境下，银行欲寻觅好的企业及低风险的支持项目，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于是显现了一种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争相为列为财政开支扩张内容的着重项目（如电信、交通项目）供应配套信贷资金的情形，该种现象在这几年尤为广泛。事实上，各商业银行的业务生长点并没有在这些具有经济周期性原因背景的着重项目上，而是存在于它们最熟悉、最经常、也是客户最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上。那么，怎样对企业执行甄别呢？

我的力争是：“要回到李嘉图，回到真实票据论”。其政策含义就是中央银行要将再贴现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并督促商业银行贴现企业的商业票据。一个企业在一个合理的单价形成机制和正常价格水平下，只要能够连续地把产品销售出去，就表明这个企业的产品符合市场需要，这个企业是有效益的。假使显现了贷款临时不能回流的情形，那就可以用商业票据的流通和贴现来处理物流和货币流脱节的困难。在一个充足长的时间里，一个企业或一部分企业的产品总是能够出售去，这对银行来看，就已经可以形成合格的贷款对象了。从1997年12月至今，受于各商业银行将防范金融风险列为首要目标，它们在贷款发放审查中，最担忧的就是企业贷款需求的质量鉴别困难。假使以真实商业票据为基础将贴现业务作为信贷投放的着重途径，这个困难就迎刃而解。也就是说，银行靠市场的自调节能力处理了繁琐的贷前调查和审查。

前面已经提及，中国经济上涨的核心在于拉动内需，扩张内需的首要手段是商业银行提升放贷的积极性。在间接融资占绝大比重且银行信贷又以一年之内的流动资金为基本业务领域的条件下，只有从扩张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入手抓信贷扩张，才算是抓住了扩张内需的转折点。自此，我们疑似可以笃定：从中国当前特定的体制和发展条件说，扩张内需的核心不是拉动由投资开支和消费开支组成的最终需求，而是要盘活中间需求。从改观商业票据市场建设入手，充分运用再贴现工具，解开企业间的债务链，重建社会信用基础，使赖账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

从多年的情形看，当下困扰企业的首要困难之一就是产品销售出去收不回货款，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强行占用他人流动资金已形成正常经济循环体系中的恶性肿瘤。依据我们的调查，就是那些经济效益很好、范围很大的企业也会受于资产负债表上的大批“应收款”而受尽困扰。很多企业由于大批货款收不回来致使资金周转不灵、效益下滑甚至破产倒闭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只有将再贴现工具作为首要的信用扩张手段，才可通过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途径，将生产和流通、实物和货币、微观和宏观、收入和消费投资等很多重要环节有机地连结在一起。

依照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中间需求是各生产部门间相互供应的产品而又不供应新添价值的部分，或者说是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当我们将之引入社会总需求分析时，中间需求的意义又有所不同。从价值形态考察，只有最终形成的增量投资开支和消费开支才组成最终需求，而在该种最终开支未形成以前，我们见到的导致各个企业、部门在卖出自己的产品。各行各业、各部门的收入以产品的销售为前提，假使产品销售出去仍未获得货款即货币收入没能达到，那么，最终需求中的自有投资开支和消费开支事实全会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以达到销售收入货币化为代表的中间需求的满足是最终需求现实化的前提条件。作为中央银行来看，即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在中国当前该种信用基础较差和市场条件不完善的环境中，还没有哪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比再贴现工具能够通过刺激商业银行贴现积极性起到该种简明直接的扩张内需作用。

为扩张内需，提升商业银行的放款积极性，我们的中央银行亦在一篮子货币政策工具中翻箱倒柜、绞尽脑汁，但为何独独不想着重运用再贴现工具呢？1996、1997、1998和1999年，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余额只有419亿、330亿、331亿和500亿元，可以说，再贴现工具已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2000年曾增到1200亿元，2001年中央银行在应当松动货币政策的情形下，却提升了再贴现率，挫伤了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积极性，致使中央银行再贴现余额又降到650亿元。但从商业银行贴现总额看，2000年整个金融机构贴现总额仅为1263亿元，这一指标2001年则上涨了122.8％。该种情形表明，现实金融实践对贴现工具有强盛的需求，利用再贴现工具扩张信贷提供量当下正适逢其时。

参考文献 ↑ 吴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羊群效应 ↑ 王松奇.扩张性货币政策:选择理由及操作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