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问题

什么是代理困难

代理困难(Agency Problem)是指受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统一，加之存在未知性和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机会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而委托人很难观察和监督，进而显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又称为委托代理困难。代理困难存在的原因

代理人和委托人在利益上存在潜在的矛盾。而其直接原因则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究其本质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1）从委托人方面来说，

第一，股东或者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以至于没有能力来监控运营者；或者由于其首要从事的工作太繁忙，以至于没有时间、精力来监控运营者。

第二，对于大量中小股东来看，由股东监控导致的运营业绩改观是一种公共物品。对努力于公司监控的任何一个股东来看，他要独自承受监控运营者所导致的成本，如收集信息、说服其余股东、重组企业所花费的成本，而监控公司所导致的收益却由全部股东享受，监控者只按他所持有的股票份额享受收益。这对于他本人来看得不偿失，所以股东们都想坐享其成，免费“搭便车”。

在该种情形下，即便增强监控有助于公司绩效和总余下的增长，即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但只要每个股东在执行私人决策的时机，发现其举动的私人收益差于私人成本，他就不会有活力实行该种举动。

（2）从代理人方面来说，

第一，代理人有着不同于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所以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同。

第二，代理人对自己所作出的付出拥有私人信息，代理人会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谋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即造成机会主义举动。

所以，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股东与经理人士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造成，会产生一种危险：公司经理或许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个人目标。经理们或许会给他们自己支付过多的报酬，享受更高的在职消费，或许实行没有收益但可以加强本身权力的投资，还或许谋求使自己地位稳固的目标，他们会不愿意解雇不再有生产量力的员工，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是管理公司最合适的人选，而事实或许并不是这样。代理困难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很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雇佣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转企业。所有权与运营权的分离致使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来说，集聚了更充足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谋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范围效应。在达到上述利益的同期，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运营权赋予经理人士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便显现了。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士负责制订决策以增长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看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士付出工作以达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本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看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达到的源泉，他们为了高达本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进而使本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士作出本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聘用合约，指明在所有机会的情形下经理人士应当采取的特定举动。在信息完全的情形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没有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代理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所以，在该种情形下，经理阶层就或许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本身利益最大化，同期股东也就务必承受由经理人士最大化本身利益举动所引致的代理成本，该种情形一般称之为代理困难。代理困难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代理举动的“弱无效 ”有机会致使股东价值的明显减损。我们将代理困难归纳为下方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来说，不同种类的代理困难对其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同。

1、付出程度困难。

劳动经济专家表示员工一般会偏好闲暇所导致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导致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导致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士来说，上述理论同样适用，由于他们也是受薪员工，也同样会造成以付出程度为基础的代理困难。杰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士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来说，经理人士本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放大而增长。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或许使经理人士偷懒的动机更强，这或许会让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所以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士的可见举动并以此作为偷懒困难发生的凭证。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士的外部举动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依旧由于经理人士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士被聘为其他公司董事的消息公布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滑。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士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举动会让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看法相统一。

2、任期困难。

一般来讲，经理人士都有适当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士任期来看，公司有更长的生命阶段，股东们关心的是将来阶段的现金流。而经理人士在任职阶段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人士靠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代理困难将变得愈加严重。比如，经理人士或许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成本和能够更快获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成本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发展费的决策就是此类困难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开支缩减了会计收益进而降低了经理人士的当期报酬。所以，也快到退休的经理人士或许会承受研发费的成本而未能享受其所导致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凭证都显示，当经理人士靠近退休时，研发费的开支跟随降低。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证实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困难将变得愈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表示，假使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人士或许婉拒有吸引力的项目，由于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导致的岗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困难。

资产组合理论表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清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人首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来说，经理人士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本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有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薪资构成时，经理人士的风险偏好或许更靠近于债权人，并非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人士的名誉产生影响会极大地降低经理人士的净价值，增长了他们另谋岗位的难度。经理人士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形发生转好时，他们报酬的增长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薪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士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 Murphy（1990）发现，平均来说，CEO报酬（包含选择权）对公司价值改变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上涨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上涨3.25美元。经理人士的处境更靠近于债权人，当公司深陷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去许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得到的利益却很少。所以相对于股东来说，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得到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人士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降低公司所面对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举动，并非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科技与市场。经理人士也或许谋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入其他行业，如此可以降低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

在一个多样化运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余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假使这些抵减效应降低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降低他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显示，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运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差于非多样化运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显示，经理人士或许做出本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人士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去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机会性。由于杠杆作用增大了运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来说，经理人士或许运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看，债务融资的成本多出了利益。最后，处在成熟期公司的经理人士或许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相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运用困难。

公司资产的不正确运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导致代理成本。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士。但是，假使津贴过分，则会让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人士仅仅负担此类开支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却得到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执行比股东所期望的许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士也有动机执行无利润的投资以放大公司的范围，进而放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部分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来说，公司范围（用销售额表明）比运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表示，经理人士具有过分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显著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超标现金流，Jensen将超标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现金流与需要投入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表示最或许造成超标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上涨机会的盈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