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经济学简述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流通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流通理论界一直努力创建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商品流通是接连持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表示，“每个商品的形态改变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余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显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当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于它反应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当下：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应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大生产中商品多次持续的运行，所以商品流通更能反应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应出流通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含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显现的必然性，由于这样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当形成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
流通经济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特殊产物
按理说，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越发展流通越重要，因此流通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得到相当的成长。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放眼世界经济学界，流通经济学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学分支。这其实是不奇怪的。一面，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马克思的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以及流通理论自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流通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另一面，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对应的流通体制，同样要求重视和建立自己的“流通经济学”。前苏联是如此，中国和多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假使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是全民化、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是微观经济主体本身的举动，是由市场机制自发完成而不需要国家大张旗鼓地出面组织的话，那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一切经济活动均为在严格的计划安排下执行的；生产环节是高度计划性的，流通环节也是严格计划性的，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是完全分离的、互相独立的；生产活动是由生产企业完成的，流通活动是由流通企业完成的，二者承受着完全不同的经济职能和任务，务必恰当地达到对接；计划是好于一切的行政命令，生产企业生产什么，流通企业买卖什么，都由国家计划说了算，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流通活动是由公有制企业垄断执行的，个人和民间没资格参与。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下，流通在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承受着专门的、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职能，因此是十分重要的。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流通的社会化、基础化、全民化、微观化，流通“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中流通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并没有一定代表着现实中一定能够落实，实际上从大量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践看，情形恰恰相反。计划是人作出的，不或许没有失误；计划要求完全的信息，而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也是不对称的；流通企业与其余企业一样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缺乏激励和约束；整个本应活跃的流通活动事实上是死水一潭，理论设计上理想的流通机制并没有如民众预想的那样顺遂运行。一面，“重生产、轻流通”是广泛现象，流通的重要性下滑了；另一面，计划调拨代替了真正的流通，分配环节代替了流通环节，流通在再生产中的作用承受严重挤压。
总之，计划经济体制要求配套的流通体制，流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其重要性才显现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计划机制的缺陷、流通环节的种种冲突以及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和其余环节的脱节常常打破了该种“重要性”；然而，也许正是这样，又倒过来促进计划经济国家愈加重视对流通困难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显现就不难想象了。这正是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才重视流通理论研究，才号召建立流通经济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流通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及迈向
流通在中国的地位变迁
回顾新中国50余年的成长历程，总的向上瞧，流通历经了“贬低——抬高——回归”的特殊演变过程。
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受苏联“无流通论”的影响，我国理论界觉得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大部分消费品和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服务产品都不是商品，消灭了集贸市场，在匮乏经济条件下首要采取了计划票证定量提供的方法执行分配，计划调拨代替了流通过程，那时，流通的地位被极大地贬低了， “无流通论”笼罩着整个理论界。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相对成熟的期间，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流通体制与之配套，因此我国逐渐建立了商业、粮食、供销合作、外贸等流通组织系统。这些流通组织系统的成长过程起伏跌宕，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期间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艰难地保持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运作。这一期间流通的特点是形成了具有较强部门色彩的流通体制，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典型的流通组织网络，几大流通组织体系的职能分工是十分清晰的。这一期间，严酷的现实使民众必须从新认识流通的作用，流通开始承受初步的重视。我国著名经济专家孙冶方就是在这时对“无流通论”提出批评，并开始研究价值规律和流通困难的。
转折发生在改革放开以后。在80年代中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期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流通领域转向活跃，流通的重要性充分显现；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仍未动摇，整个经济仍处在供不应求的“紧运行”状态，有计划组织流通仍十分必要。这一期间我国更深一步完善和加深了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建立了商业部、物资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外贸部等五大国家管理部门，将流通活动组织到了最严密的程度。与此相适应，流通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提出了建立流通经济学的强大呼声，流通的地位被推向极致。
但是，进入 9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流通的地位发生扭转。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伴随流通的社会化、民间化、微观化，多部分国家流通职能转移到民间，不需要专门的国有流通组织系统来承受，因此以前的五大流通部门地位开始下滑，功能开始分化，闲置的闲置，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到当前，还剩下符合事实的国内贸易部和对外经济贸易部两大流通管理部门。可以说流通的“重要性”显著弱化，流通理论研究急剧遇冷，流通经济学的困惑和衰落也跟随显现。
总之，建国后流通在我国历经了“贬低——抬高——回归”的曲折发展历程，流通理论研究和流通经济学的设立也跟随起伏。当前的正常复归是经济背景发生巨大改变的必然结果，对此，没有必要困惑，而应当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中国流通经济学的特点及困难
尽管流通理论研究从建国以后就开始了，但流通经济学的提出和建立却是改革以后80年代中期的事情。从发展的情形看，尽管获得了适当的成果，但中国流通经济学存在着显著的缺陷与不足：
1、理论基础的单一化
受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制衡，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垄断着我国流通理论界，被作为唯一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且导致机械的理解和全盘接受。没有也不或许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动态，吸收其学术成果和理论精华。该种理论基础的单一性致使了中国流通经济学的先天不足。
2、研究对象的摇摆不定
受马克思流通观的双重涵义的影响，我国流通界也显现了对流通范畴的两种认识，形成了“宽派”和“窄派”两大流派。宽派以资金（资本）运动为其研究对象，各种理论范畴或首要的研究视角是以资金为核心展开的；窄派以商品运动为其研究对象，各种理论范畴或首要的研究视角是以商品为核心展开的。与此相对应，宽派流通理论觉得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与社会总资金运动相关的领域；而窄派流通理论则力争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包含与商品运动直接相关的领域。流通概念的争论不休致使了研究对象的摇摆不定，而研究对象的未知性则直接影响着流通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在我国已显现的有关学术著作中，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1985年9月提出的《社会主义流通经济学》提纲就是宽派的代表，其框架差不多是《资本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翻版，张绪昌、丁俊发1995年主编出版的《流通经济学》也是以广义流通为论述对象的，除了商品流通外还涉及到了货币流通、资本流通、劳活力流通、产权流通和信息流通等；而贾履让、张立中1998年主编出版的《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则强调“本书的基本看法首要是以窄派流通理论或者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称为‘真正的流通’为根据来建立流通产业理论框架的”，是窄派研究对象的代表。到迄今为止，有关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这是我国流通经济学不成熟性的显著表现。
3、研究内容的过分专业化和强烈的“部门”色彩
对应于实践中的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流通理论界分别创建了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粮食经济学、供销合作经济学、国际贸易等五大部门经济学；一部分大学设立了商业经济系、物资系等，甚至建立了物资学院、粮食学院等大学。流通经济学的计划经济色彩和行业部门分割特别显著。显然，该种过于专业化的流通经济学只能适应计划经济时代的需要，伴随经济基础和环境的改变，其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
4、浓厚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
长期以来，在特殊的政治天气下，我国理论界形成了“解释政策”的不良学术传统，流通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比如1957年，当时的商业部领导在接见中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时表示，“在贸易经济学方面，我们还没有机会编撰一本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只能从当前的商业政策中找出若干专题执行讲授和讨论。如此做的缺点是系统性不够，但好处是能阐明当前商业政策中的事实困难。我们建议采取该种做法。”这个发言对我国流通理论的影响很深，随后中国商业干部学校按此要求编撰了《商业政策》一书（姜德波，1996）。这奠定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以后差不多是唯领导发言和中央政策为上，很难听到真知灼见的“声音”。孙冶方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曾一度遭到批判。受该种不良学术传统的影响，流通理论研究不或许获得应有的进度。
5、研究方法的落后性
在研究方法上，首要采取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侧重于定性分析，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流通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动不动加入价值分析，空洞说教的成分很大；而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常用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很少采取。该种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落后性，严重影响了我国流通经济学的规范性和科学化。
总之，我国当前的流通经济学，既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也缺乏有效的现实解释力，不符合国际经济学学术传统，与主流经济学范式有很大距离，表现出显著的不成熟性。而且，在新事态下落后于流通现实的成长，日益深陷窘境。
不要刻意强调建立流通经济学，而应转向流通研究的科学分流
我们觉得，流通经济学当前的窘境，事实上是以往“矫枉过正”后的正常复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职能的合理定位。究其原因，一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彻底转轨的客观必然，另一面是经济学研究规律使然，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经济背景来说，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达到了经济体制的彻底转轨，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形成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流通体制正在分化和瓦解，传统的流通观念和流通理论需要更新，适应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流通观念正在确立。在该种情形下，一味强调流通的“重要性”，刻意强调建立流通经济学已失去经济基础。正如琼·罗宾逊所强调表示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引起经济学说的成长”。
从当前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来说，流通经济学疑似不再必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流是达到流通困难研究的科学分流：属于宏观方面的，就归于“经济学”去研究；属于货币流通、资本运动的，就归于“金融学”去研究；属于信息流通的，就归于“信息经济学”去研究；属于对外贸易的，就归于 “国际贸易”去研究。但市场经济下的流通困难对于理解上述经济领域的困难却有着指导性的核心作用。顾其基础性指导作用依然不可忽略。
继续重视流通困难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不建立流通经济学，并没有是不要开展流通困难研究。实际上，流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构成部分，随时随地都现实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实践中的冲突和困难会持续显现，需要解决出理论解释和政策处理。我们所强调的是，重视流通困难的研究，并没有一定非要上升到“经济学”的高度；而不设立专门的流通经济学，并没有显示流通理论研究不重要。相反，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主流经济学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我国流通实践中存在的困难作出深入的理论解释，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实际上，当前我国流通理论界已经显现了该种不错的趋势，比如有人转向“流通产业”的研究，有人开展“商业上涨”困难的定量研究等，这是十分让人欣慰的。
国际上流通经济学的成长前沿
当前国际上流通经济学的成长首要代表就是货币流通经济学理论所代表的经济流通论。其“流通”（circuit）最初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由业余作家尼古拉·琼森（Nicholas Johannsen）在他的《货币的流通机制与理论》（Der Kreislauf des Geldes und Mechanismus des Sozial-Lebens ，The Circuit Theory of Money)一书中提出。但是这个概念的大发展首要是在二战以后，由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专家联手建立的：先是由奥古斯都·格切尼（Augusto Graziani）提出首要理论框架，然后由法国的经济专家博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 1929-) 在其1966年的货币流通经济学代表作《Monnaie, Salaires et Profits》（货币，薪资和利润）中对货币的流通概念加以基本完善。到后来的Alvaro Cencini, Elie Sadigh, Jean-Luc Bailly, Sergio Rossi 等等这些法国、瑞士或者意大利流通经济学派学者，基本被觉得是后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也可非正式地被称作“第戎学派”）。但后来学者贡献的这些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货币流通经济学，而可以说已经形成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等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套十分完善的包含货币-商品的经济流通理论， 而且相较主流的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自由主义之理论有非常大的断裂。比如通过对凯恩斯本人言论的分析导出对其投资乘数和后来的IS-LM曲线的否定，以及对商品价值-成本的定义等等。
有关货币，其基楚理论保持发展了凯恩斯有关货币的某些看法，就是货币内生论，既货币量的提供不该由中央银行或者任何银行系统限定，而是由经济体其运行自身所决定。货币流通理论差不多包含了现代货币经济理论所能遇到的一切困难。从价值价格理论的确立到经济利润理论，从国内银行货币系统的货币发行困难到国际货币体系及超主权货币理论均有囊括。尽管理论逻辑思维非常严谨，而且金融危机后正在欧洲被民众逐渐认识和渐渐接受，但此学派当前仍处在遭主流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专家排斥并看为异类的境况。此外，这些著作引入中国并被民众认识也疑似仍有待有关人士的付出去做翻译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