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的形成

新制度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有较大的成长，它的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在美国是加尔布雷思、博尔丁，在瑞典是缪达尔。

这个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制度学派，由于它一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为标榜，并力争在资本主义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执行改革；另一面又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以往的制度学派愈加注意资本主义的现实困难，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它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困难上所涉及的规模也要普遍得多。

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多种社会经济困难的原因，而且提不出处理这些困难的对策的情形下，对资本主义社会执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以往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

新制度学派的看法和力争

新制度学派同以往的制度学派一样，内部没有统一的看法，也没有本派的公认领袖人物或最有权威性的著作，该学派的每一个成员的学说差不多均为自成体系的。

新经济学派觉得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运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该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略了质的困难，忽略了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心理文化原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所以，强调采取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含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比如，加尔布雷思在分析目前美国经济时，就觉得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公司构成的“计划体系”和由大量的小企业与个体生产者构成的“市场体系”两多部分组成的“二元体系”。

新制度学派力争务必有一个“信念的解放”，即从正统派经济专家(凯恩斯主义者)制造的“上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上涨”的错误思想下解放出来，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即以个人的“独立性”和以“公共目标”为衡量尺度的经济学的新观念。

新制度学派觉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更改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即制约大公司的权力，提升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经济中的地位，致使大公司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剥削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提出，收入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要达到收入均等化，务必从权力均等化开始。

所谓权力均等化是指使小企业在卖出或买进产品时对价格有同等的控制权，使它们的贸易条件相同。从具体的政策措施来看，应该针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情形而实施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政府应该对大企业实施价格管制，制约它们利用市场上的单价波动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小企业，则不应该采取价格管制的做法，而应该激励小企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产品价格的平稳性。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在权力方面的差异缩减了，经济中的收入不均等的情况也就会降低。

新制度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力争的同期，把实施改革的政治责任放在科学教育界和立法机构的肩上。在它看来，科学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养目标方面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连串有利于制约大公司和保护小企业的法律，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改革付诸实行。

新制度学派有些看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比如，它注意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派所不注意或故意回避的妇女困难、家务劳动困难、少数民族困难、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的窘境困难等，它较多地揭露了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相勾结的一部分情形，它仍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在政治上有助于大资产阶级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