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公共性的实质内涵
公共财政的要义本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显示的“市场失效”这一逻辑起点，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实质内涵。应当说，法治性民主性在我国公共财政理论中也已得到重视，但在对公共财政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理解上尚存不足。其实，公共选择理论尤其是阿罗不或许定理已经显著揭示了，在现实中并没有存在所谓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函数。再民主的预算和再有效率的投票制度在具体决策过程中也只能是按多数票规则来执行，自此必然造成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显示的财政的阶级利益、新制度经济学所显示的国家自身或许存在的悖论一样，公共选择理论也同样显示了种种政府失效以及或许存在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起码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
所以，所谓公共财政从其结果来说必是不公共的，国家天然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布坎南曾区分了功能层次和立宪层次的公共选择，前者按“少数服从多数”而后者按“统一答应”规则做出集体决策。“民主在规范的意义上表达导致一种立宪看法”、“只有从立宪方面向上瞧， ‘公共利益’才变得故意义”。所以，对我国公共财政来说，不能希冀在所有方面上达到公共性，其法治的实质只能是重在立宪方面的规则约束，即要注重决策规则自身的法治性建设。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成长演变
总括
在西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十分古老但又永新的话题，但从一开始财政手段就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但公共财政并没有是市场经济显现的那一天造成，与市场经济严格对位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有了商品的交换就有了市场，但是具体哪一天算是进入了市场经济，并不是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同样财政是什么时候进入了公共财政这个形态，也不清晰。从欧洲的经验看，所谓公共财政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由以公共权力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托的财政取代了以前的王室财政之后所造成的一种理财形态，它是在“形态”这个层次上，作为王室财政的对立物而造成的。它在具体理财运转上形成了一连串规范，其中包含一部分基本的原则：
(1)公共财政要依托于宪法和法制。宪法和法制包含了公民的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内容，同期也规定公共财政和理财部门即财政部门是独立的，是不受其余部门管辖的，是公众的理财机构，它在法律规定的规模内行使其职责。公民须向国家纳税，而且大家所遵循的原则是统一的，同期公民对财政有监督权，如此就从经济上规定了公民的平等身份；
(2)税收机关无权策划税法，而只能由体现国民意向的议会这一立法机构来决定；
(3)税收所得的收入和开支要绝对分开，收税的人不能决定钱如何运用；
(4)公民有纳税义务，同期也享受纳税人的权力。
依据这几点原则，可理解为，公共财政事实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依法治国框架下的理财，而法制化的社会，规范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则是公共财政赖以存在的基本依托，该种法制化社会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后市场经济的成长有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
亚当·斯密的廉价政府论
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他的奠基之作《国富论》。恩格斯曾表示：“他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有关国家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进而创立了财政学。”斯密对国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动机表明极大的怀疑，在其“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制度的三要素基本之上，他规定了国家的三个任务：提升分工程度；增长资本数量；改观资本用途。自此，斯密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当中操纵着社会的运行，致使人人为自己的经济活动最终造成一个大家都获利的社会结果，市场经济既然有这样神妙的作用，对它的任何干预均为不可取的，持续增长国民财富的最好办法就是给经济以完全的自由。从而，对政府的义务作了三点制约：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之不受其余人侵犯；建设并保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政府只要能像“守夜人”那样，防止外来侵略和保持国内治安就行了。基于此，他提出了税收方面的“公平、确定、简便和征收费用最小”四原则；开支方面要厉行节约和“量入为出”。廉价政府，形成财政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致使了西方经济学说的一次巨大转变，即占统治地位一百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运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财政学也所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中占领了显赫的位置。尽管凯恩斯总的上觉得自由市场制度是一个有效的机制，它能保证个人自由并激发个人放出其创造性，但他觉得市场自身存在缺点，只有扩大政府机能才可改正市场缺点，以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所以，凯恩斯觉得，假使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的继续存在，就等于听任失业与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他觉得财政开支直接就可以形成社会有效需求，弥补自由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财政赤字的经济合理性，打击了古典的“量入为出”原则。有关财政开支，他在卡恩的“乘数理论”基础上，论证了政府投资具有“倍数”扩张社会总需求的作用，力主政府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受于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的作用，民众一般对他及其信奉者的理论冠以“财政学派”的名称，一直到70年代。
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理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显现了“停滞性通胀”局势。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专家借此发动了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其中首要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这些反对者们仍未建立起一套足够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财政学说，区别导致，他们力图在这个框架内复苏古典学派的传统。他们首先责难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大范围干预，觉得正是国家干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动力，产生了70年代的“停滞性通胀”局势。“财政最重要”的政策力争也承受攻击，代之以“货币最重要”的政策结论。当民众环绕着凯恩斯理论无休止争议时，以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为首的一批经济专家在财政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理论进度。他们将财政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并从市场失灵理论角度，集中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及满足这一需要的产品——公共物品困难，分析了决定公共物品l的生产及分配的过程，以及生产公共物品的机器——国家的组织和机构。他们觉得，自由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交换的等价原则之上的，只有那些具有排斥性质的可交换的财产权力的私人产品才可执行市场交易。而公共产品不具有这些性质，所以公共产品的交换举动很难造成，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的联系自此中止，尽管存在市场需求，但却没有市场供给，这时政府应给予介入，供应该种产品，弥补市场的这个局限性。同期受于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内在特性，又决定政府介入之后公共开支具有持续膨胀的趋势。
第一个内在特性是，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伴随家庭收入的增长，收入中用于食品等“生理需要”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小，而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等“精神需要”的支出比例将越来越大。当个人收入越过一定水平时，越是非必需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民众就需要逐渐增多的政府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就开始日益“侵蚀”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公共产品的社会需求的持续提升，成了助推公共开支持续膨胀的原始活力。
第二个内在特性是，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资本存量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内在函数关系。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基础投资的每一次胀或缩无不刺激着或影响着私人投资趋势的波动，进而对宏观经济的总量运行发生着重大作用。根据美国经济学教授阿斯乔的研究显示，在美国1950-1988年差不多40年的公共投资曲线中，前20年(1950-1970年)是呈上升趋势的，后十几年是下滑的。阿斯乔表示，像公路、街道、机场、排水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国家投资，是与私人投资相互补充的，不注意国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将严重障碍整个经济的运行。阿斯乔的研究成果显示，美国战后以来前20年经济上涨之所以能够高达10％以上，是由于国家扩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后20年经济上涨率之所以连续下滑，其首要原因在于公共设施的投资净额差不多处在停滞状态。这对于我国深化财政开支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讲，一百多年前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就曾预言：“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继续会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公共开支将持续膨胀。”美国著名财政学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英、美、德等三国的公共开支结构的改变作了考察，其结果总体来看，西方公共部门发展的趋势与瓦格纳的预期也是相相符的：公共开支占GNP的比率，英国从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美国从7.1％上升到1962年的44.1％ 。
其实，早在瓦格纳以前，马克思就已经预料到，用于“公共需要” 的那部分“扣除”(指公共产品)将令日益膨胀；他表示，扣除的那部分须划成三份：(1)“和生产没相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清晰预言道，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那部分，“将令立刻明显增长，并将伴随新社会的成长而日益增长”。今天看来，伴随社会的成长，公共开支的膨胀与公共部门的强大，其原因，马克思早就作了解答。马克思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印证，并将继续得到将来发展的印证。这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
美国著名财政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其经典著作《公共财政理论》中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或财政的职能分为三种：平稳经济(维护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收入分配、(资源)再配置。
平稳经济包含充分就业、物价平稳和国际收支平衡多重含义。充分就业是指可就业人数的就业率高达了由该国当时社会经济情况所能承受的最大比率。物价平稳是指物价上升幅度保持在不至于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规模内，而非物价冻结，上涨率为零，即便在经济运行正常期间，物价的轻度上升也是一个务必接受的事实。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保持经常性项目收支(进出口收支、劳务收支和无偿转移收支)的大体平衡，由于国际收支与国内收支是紧密联系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国内收支就不均衡。财政达到平稳经济的机制和手段首要有：(1)经济平稳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财政政策是维系总供求大体平衡的重要手段，当总需求胜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施紧缩政策，降低开支和增长税收或两者并举，一旦显现总需求差于总供给的情形，财政可以实施适度放松政策，增长开支和降低税收或两者同期并举，自此扩大总需求；(2)在财政实践中，还可以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发挥某种“自动”平稳作用，比如累进税制度、失业救助金制度，都显著具有该种作用；(3)通过投资、补助和税收等多方面安排，加速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成长；(4)财政应切实保证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需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供应和平安定的环境。
收入分配的目标是达到公平分配，而公平分配包含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层次。经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由等价交换来达到的。社会公平是指将收入差距维护在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居民所能接受的合理规模内。平均不等于公平，甚至是社会公平的背离。财政达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首要有：(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规模，原则上属于市场分配的财政不能越俎代庖，凡是属于财政分配的，财政应尽其职；(2)规范薪资制度；(3)增强税收调节；(4)通过转移性开支，如社会保障开支、救助开支、补助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保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资源配置，广义地理解是指社会总产品的配置，狭义地理解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财政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手段首要有：(1)依据政府职能确定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规模，确定财政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进而符合高效的资源配置原则；(2)优化财政开支结构。如生产性开支与非生产性开支比例，买入性开支和转移性开支比例；(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的范围、结构，加大政府对社会总投资的调节强度，提升社会投资整体效率。国内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
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体系的困难，从1998年提出以来，学术界讨论热烈，现将首要看法简述如下：
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必要性
首要有三种看法：
一种看法觉得，在我国深化财政体制和财政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提出和强调公共财政困难，首要是为了适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为了适应该前和今后改革与发展的新事态和新要求，具体讲，一是为了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相适应；二是为了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三是为了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转变相适应；四是为了与财政运行模式转变相适应。
第二种看法觉得，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综观世界上实施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财政运行机制，即使形式各异，侧着重多样，但其基本的模式是类似的。即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规模，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我国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环境变了，财政运行机制显然要依照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模式去构建。
第三种看法觉得，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入，建立公共财政，就不仅仅是财政模式的变革困难，而且它倒过来直接引起我国政府举动的变革，是我国市场化改革更深一步深入的核心性步骤，将大大地增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进度。否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前我国要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首要是针对我国传统财政管理制度下开支包揽过多，公共财政缺位、国有资本财政越位并存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其根本目的是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困难，并没有否定“国家分配论” 觉得的财政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举动，国家具有政权行使者和国有经济代表者两种身份，行使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两种职能以及社会主义财政特有的“一体两翼”格局(国家税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形成财政这一机体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这是对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扬弃，是财政体制的创新。基于此，实施公共财政绝不能忽略“国有资本财政”，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公共财政的涵义
首要有三种看法：
一种看法觉得，所谓公共财政，指的是国家或政府给市场供应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它包含下方两个基本要求：(1)它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国家财政或政府财政，而财政的“公共性”的具体体现就是给市场供应“公共服务”；(2)它是财政的一种类型或模式。
其他看法觉得，所谓公共财政，就是政府为达到其职能对市场供应公共服务的与预算相关的经济举动。其要点：一是清晰公共财政是以政府(国家)为主体；二是清晰公共财政的内容是给市场供应公共服务的、与预算相关的经济举动；三是公共财政的目的是达到政府的职能。
第三种看法觉得，公共财政是指给市场或私人部门供应公共服务或公共商品的政府财政，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基本选择与必然要求，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或类型。它仅存在于市场经济环境中。
所谓公共财政简来说之，就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旨而执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它是与市场经济特点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该种公共财政运行机制或财政类型，首要具有下方典型特质：
一是财政运行目标的公共性。即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活动的首要目标或基本出发点。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运行的基本取向，也是国家财政活动应遵循的基本边界或指导性原则。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多元化市场主体、经济实体，或者说是由多元化投资人、生产运营者和消费者构成的竞争性社会，政府包含国家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面向全社会并为其供应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便为全国不同地区，多种经济成分，多元市场主体和经济实体，供应必要的社会投资及生产运营的公共性基础条件，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进而助推国民经济连续平稳协调发展。国家还应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或再分配，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为促进全社会的公共分配，为社会公众福利的增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发挥应有的职责和积极的作用。
二是财政收支活动的公共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收入模式或财政收入来源，是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为主体的，涉及的社会面有限，广大的城乡居民差不多与国家财政收入尤其是与税收无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收入，则首要来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主体、法人实体和城乡居民依法缴纳的各种税赋，进而使我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同以往对比较，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公共性。所以国家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就是理所诚然的了。与此有关联，国家财政开支的安排，也就首要集中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运作、社会公共基建、国防和科教文卫发展需要、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社会公共需要或公共性开支方面。而且，在适当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发展期间，还应把满足这些公共开支需要的适应性程度或水平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收支活动的重要边界，以及衡量财政收支范围适当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是财政举动的规范性和法制性。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政权的物质或财力基础。从本质上讲，财政职能是国家职能，是由政府的事权规模决定的。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各类事权则往往是通过立法程序来规定，通过有关的法律来加以清晰界定的。所以，由国家职能尤其是政府事权所决定的财政举动或财政活动，往往也具有法制性、规范性和公共性特点。
此外，公共财政除了具有以上三个典型特质外，还应具有弥补市场失效，是非市场营利性的财政的特质。
有关公共财政的职能
当前国内学术界有关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有五项：一是支持经济体制创新的职能；二是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三是建立财政投融资管理体系的职能；四是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五是平稳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
但也有些专家学者觉得，提倡在中国实施“公共财政”者的本意是让财政退出竞争性资源领域，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但结合目前事实，有些困难也值得商榷：其一，力争财政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是对的，但不能不考虑我国目前事实，我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仍处在发展中阶段，面对着艰巨的结构性调整任务，而实施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结构性调整不或许靠市场自发来达到，只有发展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才是最佳的渠道。其二，所谓竞争性领域也应作具体分析，诸如钢铁、煤炭、化工、铁路、民航以及高新技术等支配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部门，既具有垄断性，又具有适当的竞争性，在我们如此一个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也只能通过发挥财政的配置资源的职能，才可得到增速发展。其三，我国竞争性部门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往和当下均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首要来源，这些企业的出路是实施股份制改造，面向市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目前事态下，尚需要财政投入资本金或实行某些优惠政策予以支持。
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与西方公共财政的区别
国内学术界有关中西方公共财政区别的研究看法归纳起来，大体如下：
其一，假使不考虑两类公共财政所处的社会形态的差异，仅从两者的分配主体的自身来说，它们差不多是一样的，均为作为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政府。但是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差异。我国存在国有资产财政，而西方财政则不存在。如此，我国的公共财政仅是整个财政的一部分，而西方的公共财政则是整个财政。所以，我国公共财政的运转务必结合国有资产财政的运转，依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国家仍负有对国有企业的建立、生产经营的支持、引导、监督、调控、资产保值和升值，以及获得和合理分配运用收入等职责。
其二，从公共财政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来看，受于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因此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为主体的公共财政所反应的经济的性质也不同。资产阶级财政学把政治、党派、宗教等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在我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清晰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工作处在经济工作的统帅和灵魂的位置。
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困难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执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若是指广大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举动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举动特质向上瞧，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开支活动，这组成公共财政与其余公共举动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依照传统看法，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供应公共产品的举动，受于政府的职能首要是供应公共产品，所以，公共财政差不多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精准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执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举动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达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自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该种利益的载体枣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达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行主体是一定期间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当由国家和政府来承受。所以，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诚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达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所以，国家财政务必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达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表达，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依照传统看法，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供应公共产品的举动，它的造成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受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部分本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此需要政府出面通过供应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状况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觉得，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由于体现和达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若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均为这样，在这里所不同的导致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规模。
这里或许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间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批私人财务的事务，它能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觉得，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间的政府财政依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首要的困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规模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达到的形式，正是该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达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致使了计划经济体制在供应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该种低效率恰好从另一角度表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由于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自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很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由于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清晰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规模和首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规模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规模的应当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达到供应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达到过程。由于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本身的达到机制，个人对本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达到具备了足够的微观活力，因此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达到过程；同期，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达到过程；另外，个别需要的达到完全可以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执行，该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面满足了买入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达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受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依照等价交换原则来达到，其达到的责任只能首要由政府承受。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达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达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当首要通过政府途径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规模，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规模应当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伴随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普遍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冲突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觉得，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规模的缩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觉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看法，笔者都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觉得，任何理论的造成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造成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期间、特定社会条件的制衡，所以，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大量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期间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即使它的一部分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枣摬普?墓?抑魈逍详却依然反应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此并没有过时。这里务必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期间造成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看法导致其在特定期间，依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并非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导致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该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规模是由一定期间国家职能规模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表达，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首要看法并没有本质的冲突，不同的导致其强调的侧着重，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举动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举动的目的和规模；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造成与国家造成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规模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该种外在形式差异的后面，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显现为，摬普䲠之所以形成公共财政是由于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达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该种财政活动的主体诚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由于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诚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此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核心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没有会缩减国家财政的规模，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由于政府财政职能规模的改变是环绕国家职能规模的改变而改变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期间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并非是公共财政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受的私人需要的达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平稳的、更有效率的达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给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供应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依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规模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规模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情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愈加合理和完整。
都有其平稳的、更有效率的达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给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供应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依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规模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规模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情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愈加合理和完整。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困难
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当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当重视政府财政的该种公共特性。对该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漫长的历史，获得了很多科学反应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当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当前学术界广泛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期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略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觉得，受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期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部分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成长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自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当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略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期，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供应指导，这才是当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
重视对转轨期间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获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依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尝试照搬该种模式去处理特殊体制期间的特殊困难，其结果诚然收不足好的效果。我们觉得，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目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该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冲突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期间，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期间，具有很多特殊规律。所以，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仍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期间，政府财政应当实施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冲突，政府财政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困难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处理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执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处理实践困难供应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期间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着重许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造成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困难上，以往形成的一部分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首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困难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部分抽象、空洞的色彩，降低了其为处理事实困难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该种现象有所改善，但远未高达让人满意的程度。当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依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落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形成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捻?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事实，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困难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形成我国财政改革往往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务必增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愈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挥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正发挥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挥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达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受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所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形成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自身是无可厚非的。困难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部分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当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故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能否有针对性，能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部分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务必强调其本土化困难，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普遍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没有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形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处理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困难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看法。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执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达到过程。我们的研究务必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改变趋势或许对公共财政制度导致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规模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范围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当重视的困难。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困难。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及，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维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依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当尽或许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事实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机会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精准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或许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困难，也是提升研究人士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升研究质量的困难。
加强定量分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财政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以往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研究首要采取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改革放开以来，逐渐增多的理论工作者认识到定量分析在财政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相对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具有对困难的描述直观、简捷，说服力强等优点，尤其是对一部分数量关系的描述和分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局限性一样，定量分析也有其固有的缺陷，显现为定量分析是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影响其操作的原因很多，为了便于操作，在运用时一般都需要有一部分假定前提，或者舍象掉一部分原因，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难免会有一部分局限，毕竟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它所面对的对象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关系，制衡这些现象和关系的原因是客观存在、紧密相连的，因此也是很难舍象的。正因这样，在财政经济理论研究中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应当是有条件、有对象的，它比较适宜于在分析和研究纯粹的数量关系时运用，而不适宜或不完全适宜在分析研究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时运用。当前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研究中，受于过分崇尚西方经济理论，对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也有很多不健康的倾向：
一是为了追求定量分析的形式，将一部分简单明了、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困难演绎成一串串复杂的数理公式和图形，使简单困难复杂化；
二是不顾研究对象的复杂背景和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不惜舍象掉一部分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原因，用简单规范的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复杂多变的财政经济困难，将复杂困难简单化，其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或许具有科学性，用该种结论来指导实践，还或许给社会经济生活导致危害；三是在定量分析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推导过程和文字解析，甚至在推导分析中显现错误；四是在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上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盲目追求理论分析的公式化、图式化和模型化，不管能否适用，能否必要，都要采取数学描述的形式，其结果，是将与社会经济实践紧密相连的财政经济理论变成远离事实的数学游戏，将丰富多变的财政经济关系变成简单刻板的数学符号，使本应让民众易于理解和掌握的财政经济理论变得晦涩难懂。务必重申的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是反对在财政经济理论研究中应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我们反对的是对定量分析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反对的是那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不讲针对性和适用性的不健康的学风和文风。同期，我们也强调，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要处理好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而且，在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时务必重视定量分析方法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