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简述

新剑桥学派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在同凯恩斯主义的其他重要分支——以美国萨缪尔森等人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就上涨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等执行论战过程中形成的。该学派自命为凯恩斯学派的嫡传，而把新古典综合学派称为“杂种的”或“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因该学派首要代表人物都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而得名，同期，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旧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相背离，所以，又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或后凯恩斯学派或新凯恩斯学派。首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N·卡尔多、对新剑桥学派的造成有巨大影响的仍有P·斯拉法以及伦敦大学的罗伊·哈罗德、波兰学者卡莱茨基等，以上几个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者，是新剑桥学派的先驱、是新剑桥学派造成的理论基础。1958年，罗宾逊的代表作《资本积攒论》发表，同年卡尔多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一篇名叫《几种不同的分配理论》的论文，把经济上涨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结合起来，着重考察在经济上涨过程中劳动收入（首要是薪资）和财产收入（首要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改变。他们在分析该种份额改变的规律以及对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后觉得，国民收入分配失调是社会症结所在，强调应由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执行调节，以达到收入的“均等化”。他们两人依据共同的理论特点，并提出自己的模型。自此，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造成。1962年，罗宾逊又出版了《论经济上涨的理论》论文集，再一次宣扬如何利用凯恩斯理论来处理资本积攒和技术进步等所谓急切困难。使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与政策的看法愈加旗帜显著。

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以前，新古典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曾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长期任教，所以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第二次大战后，在同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当中，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学者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力争，受于他们的理论看法完全背离了以马歇尔为首的老一代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因此被称为"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

新剑桥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等。他们均为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其中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这个学派的事实领袖。

琼·罗宾逊和斯拉法

作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成员琼·罗宾逊和斯拉法，在20世纪的20年代曾是马歇尔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但同期又发展了马歇尔学说。比如，他们创立了垄断竞争理论。在凯恩斯《通论》发表后，琼·罗宾逊转而追随凯恩斯，形成凯恩斯经济学的积极鼓吹者。她所著的《就业理论引论》、《资本积攒论》、《经济上涨的理论》、《经济学异端》等著作，被觉得是依据凯恩斯经济学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的作品。 1973年她与约翰·伊特韦尔合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则被觉得是依照新剑桥学派看法系统阐述经济困难的一本入门书。当前，琼·罗宾逊是新剑桥学派中最有影响的经济专家。在她的晚年研究生涯中，曾经想把马克思、凯恩斯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但并没有达到这一不切合事实的幻想。

卡尔多

卡尔多（1908年--）， 1930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留校任教；1947年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及计划小组组长；1949年起任剑桥大学教授。他的首要著作有《经济平稳与上涨论文集》、《经济政策论文集》等。他与琼·罗宾逊在分析方法上尽管不完全统一，但他们之间仍有基本的类似性。比如，他们都以凯恩斯有关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分配失调作为考察的着重，都把收入分配理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斯拉法

斯拉法（1898年--），早在1936年以前，就是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的著名经济专家，曾写过一部分论文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修正。他长期从事《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的编辑和考订工作。1960年，他的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出版。这本书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被觉得是对李嘉图--马克思价值论的"巨大发展"，并对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琼·罗宾逊觉得，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正是以斯拉法的学说作为更深一步探讨价值和收入困难的根据。她把斯拉法的这本著作的出版称作经济理论上的"革命"。

帕西内蒂

帕西内蒂的贡献被觉得是在卡尔多理论的基础上，对收入分配困难作了更深一步的理论分析，丰富了新剑桥学派的经济上涨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

追溯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自然要提及波兰经济专家米哈尔·卡莱斯基的理论。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前，卡莱斯基在1935年就以波兰文发表了差不多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相同的理论。他把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国民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的分析引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分析，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的作用结合到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变动和分配所起的决定作用。这些对新剑桥学派的形成起了适当的作用。罗宾逊对卡莱斯基非常推崇，她说："卡莱斯基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更为真正的'通论'"。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新剑桥学派的思想基础。比如，新剑桥学派师承凯恩斯的投资--积蓄分析；坚持有效需求原理；强调投资开支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作用。正由于这样，他们自命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嫡传。他们将凯恩斯《通论》第24章中有关社会哲学的思想愈加系统化和深入化。他们觉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因此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坐收利息的食利者阶层，只要消灭了这个食利者阶层，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改善，迈向"文明生活新阶段"。

对新剑桥学派有影响的，仍有长期在剑桥大学工作的意大利经济专家斯拉法。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一书，为新剑桥学派给予了微观经济理论基础，新剑桥学派对斯拉法的这本著作极为推崇，宣布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体系回到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所以，这个学派有时又有"新李嘉图主义"之称。

新剑桥学派的首要理论看法

新剑桥学派的基本理论看法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①对传统的新古典派理论的全面否定。

从方法论说，他们力争摒弃新古典派的均衡概念（不论是马歇尔的依旧瓦尔拉斯的），树立“历史时间”概念。罗宾逊觉得“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在于从“均衡概念”向“历史概念”的转变，《通论》的基本看法是打破均衡论的束缚，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以往是不能扭转的，将来是不能确知的。罗宾逊觉得民众一旦承认一种经济是时间中的存在，历史是从一去不返的以往向着未卜的将来前进的，那末，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比喻的“均衡”就站不住脚，整个新古典派的传统经济理论就需要从新考虑。与之相联系，这个学派强调“未知性”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觉得货币的存在就是和这个“未知性”有紧密联系；对生产、就业、收入水平起决定作用的投资之所以易于发生波动，正是受于这个“未知性”。他们批判新古典综合派在一部分教科书里把传统的均衡概念复苏起来,移植到凯恩斯理论中去,忽略“未知性”的重要作用，觉得这是一种倒退。其次，他们坚持凯恩斯对新古典派理论作过的一部分批判，如摒弃萨伊定律和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总是值得高达充分就业的传统假定；摒弃积蓄支配投资的传统看法,坚持投资支配积蓄的凯恩斯看法等。又一次,他们彻底否定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的新古典派分配理论，觉得这个传统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收入不均的现况辩护的，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推理。他们也用斯拉法的生产价格论否定新古典派的主观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

②从不平衡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执行动态分析。

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觉得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上涨的经济，但它的上涨过程是很不平稳的，因此处在不平衡状态是常规。为了表明该种不平衡，他们在分析步骤上首先确定为保证经济按平稳的比率持续上涨所需的条件。他们在哈罗德“有保证的上涨率”（即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地平稳上涨的上涨率）公式Gω=S/V（Gω是有保证的上涨率,S是积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V是资本－产出比率）的基础上， 把社会积蓄倾向（积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S，分解为利润收入的积蓄倾向 Sp和薪资收入的积蓄倾向Sω；如此，他们的上涨率方程可用下式表明：

（１）

（1）式中Y为国民生产或国民收入量,P为利润量，K为资本量，即利润率；为资本－产出比率,即哈罗德公式中的V。

若假定薪资收入的积蓄倾向Sω=0，则上式形成：

（2）

这就是说，保证经济持续地平稳上涨的条件，是要使经济上涨率满足等式（1）的要求；在Sω = 0的情形下,要使上涨率等于（利润率与利润收入的积蓄比率的乘积）。然后，他们论证这个条件在事实经济生活中是不或许达到的。首先，决定这个有保证的经济上涨率的一部分原因自身如S、Sp、Sω是随收入分配的改变而改变的；资本－产出比率V也会伴随技术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其次,一部分短时间内起作用的力量,如投资的短时间波动,会让事实上涨率和作为平稳上涨条件的有保证上涨率发生差离，进而使经济的事实上涨脱离并环绕长期的上涨线而形成周期性的短时间波动。又一次，假使有保证的上涨率和由人口上涨和技术进步所确定的“潜在的上涨率”不相统一，也会产生不平衡，或者上涨承受人力资源的制约，或者人力资源得不足充分利用,形成不同程度的失业。总之,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上涨理论是一种宏观的动态的不平衡分析，它同新古典派的均衡上涨理论是对立的。

③把经济上涨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溶为一体。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觉得投资开支不仅是生产和就业水平的决定原因，而且也是国民收入在利润与薪资之间分配的首要决定原因。他们把国民收入分为利润（或财产收入）和薪资（或劳动收入）两多部分，就社会阶级来看，即划分为员工与资本家两大阶级的收入；并觉得这两个阶级两种收入有着不同的消费倾向或积蓄倾向。同期，他们还把国民生产分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两大部门。为了表明在经济上涨过程中投资怎样决定国民收入在利润与薪资之间的分配，可以卡尔多下列的收入分配方程为例：

（1）

式中P、Y、Sp、Sω的含义同前列上涨率公式；I为投资，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即投资率。

设员工消费其全部薪资收入，资本家将其利润全部用于积蓄，即Sω =0,Sp = 1，则上式变为：

（2）

这就是说，在上述假定下，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公式 符号取决于投资率公式 符号。投资率愈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愈大。设资本家将利润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积蓄，即Sp < 1,同期员工继续会其全部薪资收入用于消费，则等式 （1）变为：

（3）

这显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除了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外，还取决于利润收入的积蓄倾向（成反比）或消费倾向（成正比），即利润收入中的积蓄比率愈低或消费比率愈高，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愈大。总之，依照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看法，资本家的利润大小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他们的投资开支和消费开支的大小。

④以具有垄断原因的不完全竞争作为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首先，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的首要代表声称他们以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所论述的生产价格论作为自己的价值论。依照斯拉法的理论，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指生产价格并非是市场价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技术条件和分配关系，而且商品的相对价格与利润率是同期决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新古典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在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具有垄断原因。他们不觉得个别企业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承受者，影响不了同行业的产品价格，尤其是大公司对本行业产品的单价是值得左右的。其次，在他们看来，在短时间内企业产品的单位可变成本（或称直接成本）在相当适当的程度内不随生产的增长而上升，而是不变的；只有产能胜过一定程度后，可变成本才跟随递增，所以，企业的成本曲线不如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述的那样是 U型的。又一次，他们觉得工业品价格形成的模式，一般是在可变成本之上加一定比率的毛利，称为成本加成法。加成比率的大小则首要取决于产品的“垄断程度”，这是从卡莱茨基那里吸取的看法。如此，在垄断程度适当的情形下，工业制品的单价水平的变动首要取决于可变成本的变动,尤其是货币薪资率的变动,这也是凯恩斯一贯力争的看法。

有关与物价相联系的货币薪资率，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觉得是由劳资双方的薪资谈判决定的。有关货币薪资所能购得的消费品，则受企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左右，由于投资率提升了，势必产生以较多的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消费品生产的比率相对降低，货币薪资的事实价值跟随下滑。

依据上面一部分论点，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就把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衔接起来。在他们看来，既然价格变动首要取决于可变成本尤其是货币薪资率的变动，而货币薪资率又决定于劳资双方的谈判力量对比，如此，当投资接连上涨，投资品与消费品生产的比例改变，产生利润上升、事实薪资下滑时，就会促使员工提出提升货币薪资的要求，致使物价-薪资、薪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的通胀。在该种情形下，就是大批失业也将难于制止物价的连续上涨，这也就是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对战后通胀和停滞性通胀困难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的政策力争

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根据他们的理论,承认收入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弊端，争取一个趋向于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是他们力争的一个政策目标。但是他们的收入均等化政策决不代表着取消利润，由于依照他们的理论，任何一个合理的经济上涨率都需要适当的投资，而在私有制社会里，利润是维持持续投资的活力。所以,他们所要争取的收入均等化,然而是一种维持企业资本家利润而使收入分配有所改观的改良主义政策。其次，他们觉得真正的凯恩斯政策应当既要保持高度的就业水平和上涨率，更要考虑就业和经济上涨的内容。所以，他们提出要实施凯恩斯提出过的对投资执行社会管制的政策。对于如何制止战后通胀，他们反对以管制薪资为首要内容的收入政策，而力争实施某种含有调整收入分配意义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力争，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显然均为很难达到的。

两个剑桥方法论之争中的新剑桥学派的特点

新剑桥学派在理解凯恩斯理论的困难上与新古典综合派有着根本的冲突，而在方法论的论战中，该学派表现出理论分析的特点。

（1）以"历史观"代替"均衡观"。

新古典综合派从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寻觅补救凯恩斯经济学之术，它把后者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前者的微观经济理论加以综合，在方法论上差不多接受了马歇尔的均衡观念，并糅合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观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虽也谈及"未知性和"预期"，却是轻描淡写。他特别强调的是均衡及其平稳性，证实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制度"，"是一种逐渐靠近均衡的单价和生产的制度。"他的微观经济分析，差不多就是马歇尔供求均衡价格及其引申而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他的宏观经济分析，则强调积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所以，"均衡观"可以说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面方法。

新剑桥学派严厉地指责新古典派背弃了凯恩斯的"历史观"，该学派的旗手琼·罗宾逊表示："在理论方面，《通论》的首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日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当下说来，以往是不能召回的，将来是不能确知的。"这后两句话，是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的基点，所谓"以往是不能召回的"，即现实生活发生的各种事件均有着历史与制度的根源。所谓"将来是不能确知的"，即要考虑因信息缺乏而造成的未知性。"由于将来实质上是不能确定的，所以严格的理性举动是不或许的。经济生活很多部分均为依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

（2）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为理由，反对"综合"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的看法是：新古典综合派采取的是返回凯恩斯以前经济学的均衡论传统去，用微观的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分析来"填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空白"，于是就拼凑起一个杂种的宏观--微观理论。在这里，疑似不仅总需求和总供给是从一个均衡状态过渡到其他更高的均衡状态的，而且每一个个别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也总是处在均衡状态的。所以，该种分析的实质是，"综合"已经回到凯恩斯以前的市场均衡论的传统上去。这完全损坏了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新剑桥学派的分析方法是：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理论，所缺乏的是价值论和分配论，凯恩斯本人也不曾对这两个理论执行探讨，所以，要使宏观经济学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那就应该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价值理论方面，核心在于价值自身能否具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价格首要应当由生产条件来决定，而不能把价值看为"主观的。

新剑桥学派税收思想

新剑桥学派的税收理论首要反应了在其代表人物与萨缪尔森等人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中。这两个学派都把税收看成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

两者的首要区别是：

后凯恩斯主流学派首要把税收看为调节需求水平，维持宏观经济平稳的工具；而新剑桥学派除了承认这一点外，强调充分发挥税收在缩减贫富不均方面的作用。在税收政策上，新剑桥学派觉得在税制的设计方面，应依据不同的行业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公平原则。在所得税制度上，采取累进税率，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在消费税上，对奢侈品征税，对生活必需品则予以减负税；特别力争实施没收性的遗产税（除了给寡妇、孤儿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外，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压抑食利者收入的上涨，并把政府通过没收性的遗产税所获得的财产及其收入用于公共目标。实际上，新剑桥学派也同期意识到，政府在策划税收政策时，往往为一部分政治原因所左右，进而降低了税收在缩减贫富分配不均方面的功用。在适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有效需求，不仅要注重对需求总量的调节和宏观分析，而且还要解决好微观分析，即分析减税的好处由谁得到和增税的负担由谁承受的困难。那么，政府减税的好处由谁得到则有三种或许

（1）收入越低的人减免越多。

（2）不分收入大小一律按同一比例减税。

（3）减税的好处首要由最富裕的少数财团或个人得到。他们觉得，最理想的是第一种情形，后两种情形都不符合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