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之所以务必执行再分配，有下列原因：
第一，满足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需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得到了原始收入，而非物质生产部门要得到收入，务必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一部分原始收入，转给不创造国民收入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形成“派生收入”，以满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国家行政和国防安全等部门发展的需要和支付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第二，增强着重建设和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多地区、各企业的成长往往是不均衡的，它们的成长速度、生产上涨范围、技术结构等互不相同，不可避免地会显现某些比例不协调现象和薄弱环节。同期，各物质生产部门、多地区、各企业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得到的收入份额，往往同它们各自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不相统一。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务必从宏观调控的全局出发，有计划地将国家集中的纯收入，通过再分配，在不同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调节运用，以增强着重建设，克服薄弱环节，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
第三，建立社会保证基金的需要。劳动者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证基金，以及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基金，除企业、个人负担外，有一部分也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保证基金来处理。这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建立社会后备基金的需要。为了应付各种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等，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后备基金，来满足这些临时性的应急需要。渠道
国民收入再分配，首要通过下列渠道来执行： 国家预算
国家预算是国家策划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首要渠道，首先把各个部门上缴的税金集中起来，形成国家预算收入，然后通过预算开支形式，用于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国防建设、福利设施、行政管理等各方面。
银行信贷
银行信贷在不更改资金所有权的条件下，把社会闲置的资金和货币集中起来，然后向单位、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这就更改了资金运用的主体、运用的方向、运用的时间，进而对国民收入执行了再分配；同期，通过差别利率，信贷机构得到了利润，可用于充实信贷资金、提留信贷企业基金、支付职工薪资。存款者和贷款者的收入也受于差别利率得到调整，使一部分国民收入在工商企业、职工、居民之间执行了再分配。
劳务费用
在社会主义分工体系中，有一部分劳动者用自己供应的劳务，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享受各种劳务的劳动者，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各种劳务费用。供应劳务活动的单位，在得到劳务费用后，用于支付职工薪资、支付管理费用、提留基金和上缴国家税金。因此，通过劳务费用的支付，一部分国民收入达到了再分配。
价格变动
价格变动不能增长或降低国民收入总量，但会更改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阶层居民之间的分配。价格的调整和市场价格的改变，影响着交换双方的事实收入，引起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比如，提升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减弱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增长农民收入；消费品销售价格提升，就会让居民的事实收入降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就会引起国民收入在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转移等等。自此，国民收入在国家、部门、企业、职工、农民之间达到了再分配。调整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长来说，再分配的机制也需要更深一步规范和完善。当前的困难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的比重过低等，所以，务必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这是保证经济社会各类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和最终分配环节上，要通过深化和完善财税、劳动、人事、薪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渐提升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并适应所有制结构改变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建立牢固、平衡的国家财政。过程
征收个税、价格变动、财政转移等多项措施纷纷出台，国民收入再分配战略的具体措施在中国得到了起步，以压抑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冲突。
一般觉得，在国民收入两个分配层次中，初次分配看好于效率，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活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有悖社会公平，损害市场效率。所以，政府应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执行有效调节。
中国政府正更改以往的成长战略，抛弃将许多财政收入执行工业投资的做法，调节收入再分配。温家宝总理最近表明，要充分发挥财政调节的杠杆作用，增强公共服务，达到公平正义。本轮再分配首要目标倾向广大农民，在最近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门表明2007年新添政府投资的多部分要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期增长良种补助、农机具购置补助，加大农资综合直补强度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则表明，2007年中央政府建设投资用于直接改观农村生造成活条件的投入、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用于西部大开发的投入均要好于今年。国土资源局明年将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数量将胜过1000亿元。
另外，政府正在建立完善的反洗钱体制，征收消费税、财产税等建议已经摆上议程。而广受注目的是明年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居民申报个税的政策。但该政策也引起一部分不满，其中代表性的社会情绪是：个税政策的首要目标依然是“高级打工者”，而行政系统存在一部分官员的腐败和灰色收入，所以仍需要有效地防治腐败，以政府为表率建立信用系统。所以在征收个税的同期，政府务必考虑建立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给予公开，配合银行业实名制等措施，接受公众监督。
其次，政府在财政转移的过程中，应当公开资金流向，避免“雁过拔毛”。以往的经验显示，不管是扶贫、救灾款项，依旧支农款、巨大项目、科技基金以及社保基金等，都曾遭遇截留、挪用等困难，“小金库”屡禁不止。比如，对农民种粮的直补，到农民手里不再是“直补”，而是种子公司、农资公司垄断性的将直补换成自己运营的种子、化肥送给农民。只有将财政转移的政策、款项、额度等公开化，才可避免资金不会遭受截流挪用。再分配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公正，只有公开、透明，才可保证再分配过程承受控制，追求公正的目标才或许达到。
价格变动也是更改国民收入在各部门和各阶层居民之间分配的方式。比如，提升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减弱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增长农民收入。但是，当前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以及公共服务价格都在持续提升，与之相应的，政府对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资源领域实施不对称的市场化，即市场化只限于需求方面，而供给方面仍是垄断运营，加之缺乏相应的市场监管机制，大暴涨加了城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成本。假使不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垄断，“价格变动”将使再分配形成“逆调节”，加深垄断部门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