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性收入

什么是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含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助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

居民转移性收入的组成

居民转移性收入首要由下方几部分构成：“离退休金”、“价格补助”、“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助”、“卖出财物收入”、“其余”。

其中，“离退休金”、“价格补助”和“其余”（其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助”部分）可看为是属于政府转移性的支付。

（1）“离退休金”是居民转移性收入中的首要构成部分，从若干年份的统计年鉴来说，其所占份额在60%～70%之间。但受于支付对象的不同，“离退休金”又可分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和“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两部分，其中，“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金”由国家财政对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士执行开支，“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由（国有、集体）企业对企业内部离退休职工执行转移性支付。假使顾虑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政府财政的关系，“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可看为间接性的政府转移性开支。实际上，在国家财政中尚有一部分开支用于补贴国有、集体企业受于效益滑坡而无法支付其企业职工的离退休金。

（2）“价格补助”，从年鉴上的报告来说，首要是来自国家财政的“政策性补助”中对城镇居民的“肉食品价格补助”部分。

（3）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助”首要包含：“抚恤开支”、“离退休费”、“社会救助福利费”、“救灾开支”。

除了上述的属于政府转移性支付的部分，余下的“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帐补助”差不多是发生在居民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

">编辑]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从两方面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首先，采取GE指数区域分解的方法，分别考察在包含转移性收入的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的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样本报告集下，比较两者在总区域不平等（全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以及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差别，进而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次，采取GE指数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分析在总区域内各分项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然后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余分项收入的比较，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一）从区域分解角度的分析

依据区域分解的方法，可将样本报告分为农村和城镇两组，自此，总区域不平等可分解为农村区域内的不平等、城镇区域内的不平等以及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Zhang和Kanbur,1999;2000）。

运用GE指数的计算方法及区域分解的方法，我们得到两组报告：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GE值）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GE值），分别列于表1和表2。比较上述两组报告，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无论是考虑转移性收入原因，依旧不考虑转移性收入原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总区域不平等）最大的是体当下农村—城镇区域间，又一次是农村区域内，然后是城镇区域内。这一点也可用区域贡献率执行数字表明：［依据公式(2)中的贡献率计算方法］在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平均）为69.67%、24.78%、5.54%（各年的平均值）；在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相应的区域贡献率平均值则分别为60.47%、32.03%、15.38%。

(2)在两组报告中，各区域的不平等曲线的变动轨迹以及变动的程度差不多相同，这显示转移性收入仍未能改观收入的不平等曲线，特别是总区域的不平等曲线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曲线，表明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没能起到缓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3)从农村区域内和城镇区域内的不平等程度看，两组条件下的GE值比较相近，差异不大，但是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两组条件下的GE值却相差较大。通过简单平均计算可发现，在包含转移性收入的条件下，农村区域内、城镇区域内、农村—城镇区域间及总区域的不平等程度(GE)，要比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收入不平等(GE)分别高出0.22%、-3.39%、48.97%、29.53%。这就是说，该种转移性收入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减弱的程度很有限，仅为3.39%），但却使农村区域内、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程度提升，特别是显著提升了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别提升了29.53%和48.97%。

(4)1998～2001年，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GE指数显现增速上升，分别上升了30.83%和40.4%，农村区域内和城镇区域内的GE指数上升则相对微弱，分别上升了11.92%和7.21%。此外，由计算可得1998～2001年各区域贡献率的改变情形：1998年，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和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为68.13%、25.73%和6.14%；2001年，则分别为73.11%、21.53%、5.36%。在这4年中，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农村区域贡献率、城镇区域贡献率则是逐年下滑。可见，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不但组成了影响总区域不平等的首要原因，而且是1998～2000年阶段总区域不平等显现显著上升趋势的首要原因。

以上分析首先显示，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不同区域角度考察的结果差异较大。其次，从1997年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困难显现了新的改变，无论是总区域、农村区域内、城镇区域内、依旧农村—城镇区域间的GE指数都呈上升态势，其中，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形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导原因。又一次，我国的转移性收入不仅没有使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得到缓和，相反是加重了农村—城镇区域间和总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就是说，是加重了城乡之间和全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二）从收入来源分解角度的分析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目睹，转移性收入在各区域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首要表当下对城镇—农村区域间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总区域的总收入不平等。所以，依据公式(3)，接下去的部分，我们采取按收入来源执行分解的方法，分析1993～2000年阶段影响总区域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收入原因，特别是转移性收入部分。

为了使城镇和农村报告具有同一性和可比性，我们将样本中的收入来源分为：劳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余收入。其中，在城镇样本中，劳动收入只指薪资性收入，其余收入则包含财产性收入和其余（年鉴中）未计收入；在农村样本中，劳动收入则包含薪资性收入和家庭运营收入两部分，其余收入只指财产性收入。如此，样本集中总共有174个样本。

表3列出了上述3项分项收入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据图表中的有关报告和曲线中，可以得出：(1)从贡献率比重来说，在1993～2000年整个时间序列段中，劳动收入组成了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首要影响要素，而转移性收入和其余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2)但是从贡献率的变动趋势看，结论却不同。这一阶段的劳动收入贡献率呈单调下滑趋势，而转移性收入和其余收入的贡献率却呈上升态势，转移性收入的上升态势尤其明显。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21.1%，上涨到2001年的32.27%，涨幅差不多52.94%，而与薪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差距则从1993年的3.2:1，缩减到1.6:1。特别是1997年以后，转移性收入贡献率的上升速度显著加速，这段时间正好与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总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显现新的上升趋势的时间段相相符。这显示，1997年以后我国农村—城镇区域间收入不平等，从而致使的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重，与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上升紧密有关。

更深一步的分析和政策启示

首先，转移性收入之所以没能起到减弱城镇区域内收入不平等和农村区域内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与多地区的转移性收入取决于地方的财政情况相关。受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财政的差距也比较大，所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相对充足，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就比较高，反之则相反。以2001年的样本报告为例，在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中，最高的是福建省，人都是270.07元，最低的是新疆，人均 21.22元，两者相差差不多12.7倍。在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中，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达4791.53元，最低的是山东省，人都是918.25元，两者相差差不多5.2倍。

其次，转移性收入之所以加重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从而致使总区域的收入不平等，其原因除了各省市地区的财政情况差异所产生的转移支付差异外，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或者说歧视性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实践显示，受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局势，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分享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农村居民往往享受不足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待遇。农村居民收入中一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的转移收入，仅仅是极少数在全民或集体单位就业的职工所享有的由国家支付的一部分抚恤金、问题补贴和救助金等（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5）。该种将户籍身份和所有制特质作为是否得到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制度，是加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制度阻碍。在整个农村—城镇样本规模内，（2001年）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地区的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人都是4791.53元，最低的是新疆自治区的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人均仅为21.22元，两者相差差不多226倍。远大超过农村内12.7倍、城镇内5.2倍的最高比率。

另外，从收入来源分解的分析中，我们揭示了转移性收入对不平等贡献率的改变，是致使90年代后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加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分项收入对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居民收入结构改变的影响。表4描述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的改变。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明显上升，由1996年的16.71%上升到2001年的23.57%，涨幅达41.05%。显示政府对城镇居民转移支付强度的增强，有效地更改了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而农村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差不多未随时间变动而变动。所以，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差距由1996年的4.5倍增长到2001年的6.5倍，这致使了人均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城镇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上升，进而致使对总区域规模内居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上升。

概括起来，转移性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困难的影响首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省、市自治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使的转移性收入支付的差异；二是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致使的城乡转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城镇居民能享承受较多的政府转移性支付，而广大农民则差不多享受不足政府的转移性支付。

要更改该种情况，一是要增强政府转移支付的强度，特别是要增强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强度，以持续缩减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二是要彻底清除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结构，加大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强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农村居民能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相同的政府转移支付待遇。

参考文献↑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困难：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