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National Benefit)
什么叫做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该种利益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利益。
国家利益的内容
(一)国家的生存
国家的生存是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成份是国家的基本利益，也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国家的生存是国家的基础，没有国家的生存，国家的其余利益就无从谈起。任何一国均为由主权、领土、国民和政府这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的。假使缺少了这四个要素的任何一个就不成其为国家。所以，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存，是国家生存利益的基本内容。
(二)国家的制度
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一国的国民赖以组织起来追求公共目标的前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会对一国回民在达到私人利益的同期促进共同利益的达到能起有效的保障作用。所以，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一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国家的成长
让国民能够安居乐业是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持续提升本国人民的经济福利，促进人民的自由发展，并使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占领一个庄严的位置。所以，国家的成长利益要求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事业，增进国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供应不错的国民教育，健全法制，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并为世界的和平、繁荣和正义做出贡献。
(四)国家的特性
保存国家的核心价值同样是一国的重要利益。从国家是国民的生活共同体的意义上表达，国家的存在需要国民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认识上和价值上的认同。这些核心价值不仅渗透于本国的各类制度，而且有利于国民解答“我是谁?”如此根本性的认同困难。没有该种相互认同，国家的存在就失去了精神上的纽带，国家的分崩离析也就成了现实的危险。所以，国家需要本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本身特性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等执行维护，以加深本国国民的凝聚力，防止外部异质的价值体系侵蚀本国特性。
国家利益的分析
国家利益的分析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国家利益是客观的，它时时刻刻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如主权、领土完整、经济福利、文化、价值观念等。所以，国家利益具有客观的分析标准。从时间跨度上国家利益可以分为最近的和中长期的利益；从形式上可分为根本性和次要性的利益；从领域上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利益。所以分析国家利益，可以依据各种排列组合，权衡利弊得失。在外交实践中，绝对的利弊很少存在，所以只能综合考虑，有所取舍。民众有时称的“两利相权取其重”和。两弊相权取其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分析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种主观臆测成份。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威胁、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价值观念、文化交流等方面时，往往又同主观臆测相联系。
(一)国家利益合理性的分析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级和政党，对国家利益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如美国觉得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和角落的事件都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不符合美国口味的事变全将侵害美国国家利益，所以美国应推行干涉主义政策，执行干涉。中国显然是很难认可美国的该种国家利益观。如此就造成了一个困难，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才是正值与合理的，因此是值得保持、发展的，什冬样的国家利益是不正值、不合理的，因此是务必加以制约和反对的呢?也就是分析国家利益正值性与合理性的尺度是什么?我们觉得：
1.维护和发展主权界定的国家利益是正值与合理的，由于各国都有主权；
2.维护、增进达到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的国家利益是正值的与合理的；
3.发展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进步利益相统一的国家利益是正值的与合理的。
(二)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分析
1.首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国家利益是指示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南。但是，国家利益包含多个方面，这些利益并没有同等重要。要追求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国家务必对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执行确定，首先追求国家的首要利益，而后去追求其余的次要利益。优先次序的确定，有三方面的分析根据。
首先，要分析利益的不同本质。那些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利益必定是国家的首要利益。
其次，要分析外部国际环境的特质。在外部安全威胁弱化的和平环境中，一国的成长利益就会上升为国家的首要利益。
最后，决定利益的优先次序，也要根据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多少。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同期追求多项首要利益，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力量来保障其核心的首要利益。
2.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国家的利益会伴随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变和国际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部分目前的利益，务必在眼前加以达到。一部分利益在现在依旧潜在的，未被认知的，只会在将来有些时候才会凸现出来。
3.短时间利益和长期利益。从时间跨度上来分析国家利益，一般一国的长期利益要好于其短时间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正证实识直接关系到一国能否能够制订正确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要解决到这一点，一国应遵循下方行动次序：首先追求本国的首要利益，而后去追求本国的次要利益；首先追求本国的目前利益，而后去追求本国的将来利益；首先追求本国的长期利益，而后去追求本国的短时间利益。不如此，在本末倒置的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一国的国家利益注定会在国际交往中蒙受损失，最严重时，会葬送整个国家。
国家利益的成长
国家利益是动态的并非是静态的。国家利益的核心和外延部分会伴随内外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比如，在独立初期，低收入国家为了保卫新生国家和政权，务必强调国家的尊严和经济的国有成份。但到了适当的阶段，低收入国家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变动。
经济世界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增长了国家利益和他国利益及世界共同利益的重合部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表达，国家利益已经不同于传统孤立的民族国家本身的利益，也不完全是你赢即我输的“零和”式的争斗，而是渐渐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乃至世界规模内的共同利益。
冷战终结后，西方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主权困难上冲突严重。为了在更大量的规模内争取更大的和长远的利益，无论西方发达国家依旧低收入国家都觉得有以双边和多边条约的形式牺牲部分国家主权的必要。但是双方的冲突首要在于：西方发达国家觉得该种牺牲应该是自动的和无条件的。低收入国家则坚持该种牺牲应该是自愿的和有条件的，由于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两者处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发达国家事实上利用本身的优越条件强迫低收入国家作出单方面的牺牲。
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人权”困难上也向低收入国家施压，横加干涉它们的内政。该种无形的政治理念同样也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低收入国家以平稳为压倒一切的首要困难，没有平稳，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经济搞不上去，一切均为空的。
在主权、人权等这些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困难上，西方观念先进和低收入国家观念落后的差别是根本不存在的。西方发达国家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困难。首先，一个国家不但要在本国事务上发扬民主，而且在国际社会中也要发扬民主，对予以国际社会多数的选择尊重和理解；其次，低收入国家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西方发达国家不应当以原本殖民帝国或宗主国的心态看待低收入国家的提高，也不应当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低收入国家在前进的路上造成的困难；第三，世界是丰富多釆的，各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应当、也不将是单一的。发达国家以高人一等的心态向低收入国家输出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不仅在道义上是不对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第四，发达国家想对低收入国家长期保存领先差距，因此在政治上控制、在军事上制衡、在经济上剥削、在文化上渗透低收入国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达到
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达到首要是依靠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实行。国家对外政策的策划根据的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分析，哪些是国家利益，哪些不是国家利益；哪些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哪些是次要的国家利益；在某一具体的国家利益中又有首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只有把这些困难都清晰了，才可策划出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也才可更好地维护和达到国家利益。
有关国家利益的分析一般都体当下具体的国家战略当中，国家战略的策划过程就是将抽象的国家利益转换成具体的国家目标的过程。但是，在维护和达到国家利益时，“外交政策的争论一般集中于手段而非目的”。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尽管已经感知到有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需要，并促成了国家共识，但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乔治·凯南力争只在具有巨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的地区(如欧洲、日本和中东)实施选择性遏制，并运用经济而非军事手段；而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则力主执行“世界性遏制”，并强调军事手段。这两方面的争论在“冷战”期间的美国对外政策中一直连续着，并交替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冷战”终结后，国际事态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使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达到的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复杂的面貌，各国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也务必相应的执行调整。在世界化的事态下，维护和达到国家利益务必注意下方几方面困难：
(一)世界化时代维护和达到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务必更改。
长期以来，很多国家将弱肉强食看为无法更改的国际斗争规律，所以在维护本身的国家利益时很少考虑自己的政策能否会有损于他国的利益，当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便诉诸武力。在世界化条件下，传统的那种“实力博弈”原则已经历时，逐渐增多的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武力并没有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由于当前国与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复合相互依靠关系，也就是一种交互性的多边性的依存关系。该种关系的存在客观上就要求各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时机，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假使发生冲突和矛盾也要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这是由于：首先，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一般是建立在一连串的条约、协议、机制、国际性规则基础上的，即国家间关系存在着大量的法理基础。在该种情形下，任何国家都不或许随心所欲地获取某些利益，务必运用合法的、正值的方式和手段，诸如借助国际规范、国家间促成的正式协约、积极而有效的外交谈判、建设性的对话等，来谋求本身利益的达到。我们目睹，“冷战”后根据国际法、习惯法和国际惯例执行多边磋商日益形成处理国家利益矛盾的首要方式。
其次，世界性的人类共同利益渐渐形成各国国家利益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冷战”后国际政治气氛的缓和，突出了世界困难的重要性。逐渐增多的国家认识到，诸如环境污染、人口激增、毒品泛滥、核武器扩散、世界规模的移民潮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差距的拉大等世界性困难，不是单独或少数几个国家所能全部处理的。这部分国家利益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商量、共同合作才可得到达到。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一面使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更改了国家利益是零和关系的观念，觉得国家利益是可调和的，另一面很多的国家利益形成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单纯是某一国家的特殊利益，这对各国来讲，合作比对抗能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在世界化条件下，各国正逐渐放弃武力处理国家利益矛盾的方法，国家间协调倾向持续加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就是谈判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00多个国家在条约上签字，也是世界各国相互协调的结果。可见，在相互依存关系持续增强的情势下，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达到，只有在尊重他国合理利益和要求的基础上，各相关国家作出相应的妥协，才可高达各得其所的目的。
(二)世界化事态下，国际组织已形成各国维护和达到国家利益的重要场所。
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达到依赖于民族国家在国际环境中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联系，而国际组织的普遍建立正是为该种联系给予了固定的途径。在“冷战”期间，国际组织处在低档运作状态，比如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多数国家采取与大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安全利益。如西欧、日本长期处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东欧及其余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与苏联结成联盟。“冷战”终结后，国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国际交往愈加深入和普遍，增强国际沟通与协调就变得极为重要。
伴随大国势力的衰落，世界各国纷纷展开自主外交，参与和建立各种国际组织，以促进经济的成长和集体安全利益的达到。各种层次和类别的国际组织，在缓和冲突、降低矛盾、协调态度和行动、扩大交流、增进友谊、增强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比如联合国在保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和处理经济和社会困难方面都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确立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制度，维护国际货币平稳和促进世界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管理职能。很多国际组织还积极助推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但是，各国在利用国际组织来达到本国的国家利益的时机，都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务必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该种让渡是以对等为原则的，是相互让渡，是让渡与共享的统一。每一个国家加入某一国际组织均为为了能够更好地达到国家利益，在其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的同期，事实上它也会得到其余国家出让权力的回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国加入了国际组织，事实上使该国的权力得到了延伸。该种主权的让渡并没有是拱手相让，而是以保证当事国最大利益的达到为基本前提的。它并没有否定国家主权的自由行使，当加入某一国际组织而无法达到自己的利益甚至于有损自己的利益的时机，当事国就会毫不犹豫地退出该组织，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尊严。所以，在国际组织中，各国的主权让渡首要是为了谋求更大量的国际合作，处理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所面对的共同困难。假使是某一大国为求本国单方面利益的达到而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强迫他国主权让渡，则不仅不会导致合作及各国国家利益的达到，还将对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损害。在国际组织中，各国要想得到更大的利益，就务必强调主权国家答应的原则、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原则以及相互制衡的原则。只有如此，才可有各国的共同发展。“冷战”后，国际组织的作用大大提升，它使世界各国将本国的利益与其余国家的利益和各国共同面对的困难许多地联系在一起，更深一步加强了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诚然，在国际组织中，还依然存在着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这就需要弱小国家通过联合来加以更改。
(三)在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达到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困难。
首先我们务必清晰什么是国际利益。阎学通在他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中写道：“对国际利益有两种理解。狭义的国际利益是指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或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可谓之世界利益或世界性国际利益。广义的国际利益是指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它既包含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包含部分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可以谓之集体国际利益。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提出的国际利益其实首要是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共同利益，美国宣布的世界利益事实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两者追求的均为集体国际利益并非是世界性国际利益。“冷战”终结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对垒彻底完结，国际利益内容中的世界性共同利益日渐增多。”
在西方，很多学者和政治家常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对立起来。如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觉得：“民族主义精神一旦在民族国家内得以达到，它就被证明是完全忠于一国利益的和排他的，并非是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在世界化的事态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性持续加强，西方国家的一部分学者又提出了“国家利益过时论”的力争，要以所谓的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事实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并没有是截然对立的，二者有很多统一的方面。特别是在世界化的事态下，各国所面对的共同性困难渐渐增多，如持久的国际和平、不错的生态环境、平稳的国际金融秩序等，使这些国际性的利益已形成各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若损害了这些共同利益也就相应的损害了各国的国家利益。1997年暴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对世界金融业乃至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就充分表明了世界金融秩序的平稳是各国经济利益之所求。1989年伊拉克以武力入侵科威特，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由于假使国际和平事态任由损坏的话，各国的国家利益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和达到。
但是，实际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对立和矛盾时常发生。由于各国在“世界利益”的名义下，追求的依然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当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损于其余国家的利益的时机，就会与其余国家间组成的共同利益，也就是集体性国际利益发生矛盾，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当一个国家假借“世界利益”的名义而企图称霸世界时，就会显现该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性国际利益的对立，或该国的国家利益与诸多的集体性国际利益的对立。那么，如何处理该种对立与矛盾呢?一战后兴起的理想主义学派觉得，国际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不能违背国际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国家利益应让位于国际利益。他们所信奉的原则是追求整个世界的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追求每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但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对本国利益做出适度的牺牲是各国都很难接受的。而现实主义学派则觉得，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假使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不统一，国家只能牺牲国际利益来维护国家利益。他们觉得，在现实世界中，国家间平等原则实际上没有达到，而且很难达到，整体先于个别的原则更不易得到公认。只有使自己国家的福利最大化才有机会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最大化。该种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截然对立起来的看法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在世界化的事态下，上述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当前，各国国家利益中的共同性利益持续增多，但受于各国均以本国利益的得失为着眼点，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也不可避免。要达到国际和谐，只有世界各国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实施适度“自制”，相对性地去理解。不仅要承认其余国家有其合法的国家利益，又要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国家利益。否则，国际矛盾将永无休止，谁的国家利益都很难达到。相互依存的增强，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发展给予了有利的条件，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都不或许是“孤立的存在”，其余国家的成长都包含着本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和平务必是基于各国共同维护的国际秩序，每个国家都务必为该种秩序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在这一秩序中有着它自己的长远利益。
总之，在世界化的事态下，以摩根索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了，在国家利益的分析、维护和达到诸方面务必确立起对国家利益的新思维。也就是摈弃现实主义过分突出国家间利益的对立性观念，确立起国家间利益的互利性观念。伴随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的持续增长，显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的交互重合的状态，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平稳和繁荣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平稳与繁荣。所以，各国在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时机，要充分尊重和考虑别国的利益，要本着公正合理的原则，以互谅互让的精神，来谋求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说各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达到务必是互利的，不是一种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的零和关系，而是双方或各方都获利的正和关系、“双赢”关系。此外，当前的国际社将是一个多极化的社会，它没有一个跃居各国主权之上的世界政府来协调和平衡各国之间的国家利益。
在世界有记录以来，战争就形成处理利益争端的唯一手段。战争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其结果就是靠损害别国的利益，尤其是损害小国、弱国的利益来满足大国强国的利益要求。两次世界大战的暴发促使各国积极地谋求通过建立一种国际法律规范来协调和处理各国间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渠道。到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就国家关系的方方面面已经通过和签署了一连串的国际法文件，确立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宗旨就是充分体现世界各国的世界亿与主权国家权、独立和平等，积极维护各国的国家利益及世界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小国的主权和利益。在相互依存关系持续加强的条件下，各国假使都能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去确立和达到国家利益目标的话，就会让各国的国家利益得到很好的维护，同期促进世界共同利益的成长。但是，美国和西方的一部分国家，还依然以政治现实主义为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依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它们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和政治模式强加于人。美国更是到处寻求政治敌人和思想上的敌人，继续扩大北约军事同盟，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以期建立以美国一极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该种做法只能是对世界和平与平稳产生严重威胁，不利于各国国家利益的顺遂达到，在“冷战”后的今天，务必确立新的思维，用新的方式来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