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形式
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如何，一面取决于致险原因及危害程度，另一面取决于当地财政的实力，即抵御风险的能力。受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和抗风险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及地区，地方财政风险的困难就相对比较突出，且风险形式呈多样化；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份及地区，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比较强，风险形式也相对比较集中。从我们调查的情形来说，地方财政风险首要有下方一部分表现形式：
债务风险
依照世界银行经济专家Hana Polackova 的风险矩阵，政府债务可分为政府直接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两大类。前者是指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回避的责任和应履行的义务；后者是指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务必承受和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全部内含于政府职能中，然而在表现形式上，有的是显性，有的是隐性。所以，政府债务事实上可分为四类：显性直接债务、隐性直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和隐性或有债务，相应的政府债务风险也有四种：显性直接债务风险、隐性直接债务风险、显性或有债务风险和隐性或有债务风险。
1. 显性直接债务风险
地方财政的显性直接债务首要包含国债转贷而形成的债务、欠发薪资而形成的债务、粮食亏损挂账和乡镇财政债务。
（1）国债转贷资金是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它是由财政部统一发行并转借给地方，首要用于地方基建，其中由地方财政部门直接运用和还款的部分，组成地方财政的显性直接债务。从我们所调查的地区来说，1998年到2000年国债转贷收入最少的地区是江西省，为 288884万元；最多的是上海市，为540655万元。
（2）欠发薪资而形成的债务。近年来，欠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薪资已形成全国的广泛现象。欠发薪资对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显性直接债务。我们调查中发现，截至到2001年10月，某省80个县市中有68个县市本级及1516个乡镇不同程度欠薪资，欠资额达20亿元。
（3）因粮食亏损挂账而形成的债务。我国粮食价格长期被政府所控制，从1979年至今，为了农民的利益，粮食收购价格持续提升，同期，顾虑到城镇居民的利益，粮食销售价格长期基本不变，进而产生粮价倒挂，已形成财政的沉重包袱。到迄今为止，粮食企业亏损累积额已达 2400亿元（吴敬琏，2001）。多地粮食亏损挂账金额高低不同，依据我们的调查情形你看，有的省区在1998年5月，新添粮食挂账就已高达94.1亿元，1998年以后仍有未统计的新添挂账。粮食亏损挂账最少的也有29亿元。尽管上级财政给了调增省级粮食风险基金包干总额、增拨资金、拨付中央储备粮新陈品质差额补助等政策，但是，受于部分省挂账数额重大，消化起来非常难，这些都对财政的稳定运行产生了隐患。
（4）乡镇财政债务。地方财政债务困难，从政府级次向上瞧，多在县乡两级，特别是乡镇级债务困难表现得最为突出。一部分乡镇受于经济基础和财政收支情况不好，资金调度已没有回旋余地，有的乡镇还债存在问题，有的根本无力还债。从我们所调查的情形来说，到2000年底，某省的显性直接债务为156.6亿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县乡两级债务。该省乡镇债务总额占当年乡镇财政收入的79.2%，平均每个乡镇债务达188.91万元。有些市县的乡镇负债面高达100%。另一省某市有114个乡镇，平均债务额为达到1050万元。一部分乡镇的债务多出本级可用财力的2－3倍。地方财政的债务过高，致使地方政府机构总是在“偏紧”的环境下运行，其后果一面产生各种收费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另一面，各种风险也跟随造成。
2．隐性直接债务风险
隐性直接债务首要是指社会保障资金空缺所形成的债务。这个空缺见底有多大，众说不一。从我们调查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形来说，2001年社保资金空缺达4-30亿元左右。资金严重不足，再加之历史陈欠不能足额收缴，这些全会给社保开支导致较大风险。尤其是受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破产、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养老、医疗费用支付的负担加剧等，给社保收支平衡及维持适当的结余导致很大的未知性，将直接产生社会安定方面的隐患，财政势必因兜底机制而承受最后的支付和风险。
3．显性或有债务风险
这首要是指由政府公开允诺、担保而形成的债务，其中包含由地方财政部门担保转给地方企事业单位运用的国债转贷资金。假使这些债能按时偿还，则不须财政承受；但假使债务人无法偿还，则财政就要负连带责任，最终形成财政债务。据调查，某省由政府供应担保的债务占债务总额的14.4%,其中乡镇担保债务占债务总额的11.2%,这代表着担保债务中的84%将令转化为政府的现实债务。
4．隐性或有债务风险
这首要是指政府没有允诺和担保的债务，但这些债务一旦显现危机，政府从公众利益的角度考虑，必然会加以干预。政府干预就代表着政府要投入资金，承受责任。从地方财政来说，该种债务首要体当下国有企业未弥补亏损和对供销系统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援助。
近年来，农村合作基金会、供销社股金会等名目繁多的投融资组织十分活跃，非法融资、高息揽储，违规拆借等困难相当严重，很多已转化为地方政府新的债务，自此而来的财政风险很难量化并预期。地方金融企业的风险是财政的或有风险，一旦显现支付空缺，必然由政府承受一部分偿还责任，进而组成隐性财政风险。当前，地方银行、信托、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或有风险首先显现为不良资产，不仅数额大，比例高，而且受于企业欠息持续增长，不良资产呈上升趋势。其中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不良资产率最高。我们调查的某省，其农村信用社2001年不良资产率达到54.9%，有的地市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率甚至达到75.6%，大大胜过了警戒线。某市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达154.43亿元。这些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形式上显现为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也许或许会由于银行运营好转而消解，但假使情形更深一步恶化，在击穿某一临界点后，就会由银行运营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如农村合作基金会一旦发生储户挤兑的现象，为平稳地方政治经济秩序，一般是由省政府允诺向中央申请专项再贷款（我们调查的各省申请的专项用于兑付农村合作基金会储户个人存款的贷款为8.5－60亿元）。但是，这部分贷款发放下去差不多就是呆死账，乡级财政无还款能力，多地清欠回收资金寥寥无几，全部的还款阻力必然转嫁到了各级财政身上，给地方财政导致了重大阻力。
另外，地方政府通过举债所筹集的资金，尽管在改观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社会平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成长，拉动地区经济上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自此导致的还款阻力也给地方财政导致了适当的风险。
收入风险
财政收入风险，集中体现为财政吃紧，其内在意义是财政经常性预算平衡难度大。受于财政收入上涨乏力，收入结构单一，加之存在“虚收”现象，预算计划的法定开支很难正常足额地及时地支付。首要表现如下：
一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地方各级财政可调配财力十分有限，抗风险能力很低。如黑龙江省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起到2000年，全口径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3%，与全省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涨幅大体相同，但与经济较发达省份比较，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偏低。假使按一般预算收入口径计算，全省财政收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在5—6%之间徘徊，差于全国平均水准。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偏小，致使地方可调配财政收入与当年财政需求的差距逐年放大，收支冲突日益突出，抗风险能力大为降低。
二是税源结构单一，“资源型”财政发展受限，收入总量上涨迟缓。有的地方财政长期受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影响，税源结构比较单一，致使收入总量上涨迟缓。如黑龙江省的财政收入来自自然资源方面的比重较大，其中以油、煤、木、粮最突出，其收入占全省工商税收近一半，且一直保持在13亿元左右，始终没有上涨。尤其是受于大庆原油开采受资源制衡，产能每年将递减120—150万吨，资源税每年也将降低3000多万元，严重影响省级财政的运作。另外，受于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仅1999年林区就减产122.9万立方米，给靠林业吃饭的伊春、大兴安岭财政导致重大影响。
三是地方财政“虚收”的现象严重。部分银行和企业存在上缴财政收入的虚假性的现象，产生虚盈实亏，致使地方财政收入的“假平衡、真赤字”，放大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水份，更深一步放大了财政将来面对的风险。仍有些乡镇财政预算收入完成不真实，收入一块水份比较多。从典型调查看，1999年江西省宜春市某镇完成财政总收入745.1万元，其中用银行贷款和预算外资金垫税168.2万元；高安市某镇税收任务410万元，实有税源仅280万元，空缺130万元，是全部用土地清查收入、计生罚款和乡统筹收入弥补的，等等。诸这样类的乡镇为了完成税收考核指标，采取各种形式的垫税、强行摊派税收任务，甚至花钱“买税”和政府出钱“空转”及税务部门预征下年度税款等等，使乡镇财政收入的水份增长，可用财力严重不足。
开支风险
地方财政的开支风险就是因收入匮乏而产生地方财政基本职能的部分丧失所形成的风险，比如政府部门的人士薪资、办公经费、教育、卫生、农业和公检法经费等法定开支不能按时足额拨付，严重影响政府职能达到和社会平稳运行。
受于受经济范围、质量、结构及体制的制衡，一部分地方的财政收入涨幅虽小，但又务必为政府运作、各类改革和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平稳供应必要的资金保障，尤其是深化改革、社会转轨的过程中，诸如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地方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提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薪资等方面的改革和措施，以及财政供养人口逐年增长等原因，都使地方各级财政刚性开支持续增长。所以，财政负担过重，增支阻力大、刚性强，收支冲突突出是地方财政开支风险的集中表现。
赤字风险
地方财政的赤字风险首要来自于县乡两级。受于县、乡财政税源有限，收入上涨迟缓，而经常性开支却呈刚性上涨，财政入不敷出的冲突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如江西省1998年全省赤字县、区34个，赤字额达4.85亿元；2001年赤字县达74个，赤字额达10.58亿元。内蒙古自治区101个旗县中， 1990年有16个是赤字旗县，赤字额为0.48亿元；2000年分别为47个和3.7亿元。福建省2001年有赤字县33个，其中赤字胜过5000万元的县有4个。县乡财政是各级财政的基础，县乡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地方财政运行的基础。县乡财政显现赤字，且赤字金额持续上涨，并开始往上一级蔓延，其结果必然致使整个地方的财政情况的恶化和财政风险的积聚。
以上的分析显示，地方财政风险尽管直接显现为财政的收支失衡，但该种失衡会影响多地社会经济的成长、各级政府的权威及基层政权的牢固，所以，地方财政风险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困难了，而是一个政治困难，务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和消解。特点
地方财政风险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
地方财政风险是由社会各种风险转化、综合而成，呈现出综合性特点。当社会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能够快速转化为财政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将致使地方财政减收增支，地方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等等。同期，地方财政首要承受本地区政权机关所需要的经费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支出，一旦地方财政显现风险甚至于危机，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作，致使其功能严重失调。因此地方财政风险不应只看成是地方财政部门的风险，同期也是地方政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风险，对社会各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
地方财政风险具有广泛性
并逐渐承受世界经济事态的影响
正是受于地方财政具有综合性和来源大量的特点，使地方财政风险客观广泛地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系统。仅仅在财政风险困难日趋严重时，才引起民众对它的关注，才着重于对防范消解财政风险的研究。入世代表着我国将加速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外放开，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当中，经济世界化在给我国经济导致新的机遇和考验的同期，势必对我国地方财政造成重要影响。我国地方财政入世后将面对怎样的财政风险，如何迎接考验已形成急待探讨的巨大课题。
不同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
不同级别政府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
从横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关系。受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环境限制因素多，经济发展长期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财政收不抵支，赤字突出是中西部地区财政运行的明显特点，中西部地区财政开支相对于财政收入上涨过快，致使中西部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显著好于东部沿海地区。从纵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不同程度存在于省、地（市）、县、乡四级政府当中，其中省、地（市）级的财政风险程度较小，县乡两级财政风险程度较高，甚至有些地区显现了财政危机。当前的地方财政情况是省下方政府层层往上集中资金，却将事权层层下放，致使财政情况自上而下一级比一级问题。这致使县乡两级财政收支冲突突出，财政风险加重，集中显现为财政增收难度加大，财政收入上涨趋缓，薪资欠发广泛化，财政可调控财力较少，基建欠账等等。
收支冲突尖锐
债务负担沉重是地方财政风险的集中表现
首先，分税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加强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地位，提升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地方财力大幅下滑。其次，财权财力分散、税收流失大大降低地方财政实力。此外，在地方预算自求平衡的约束下，收过头税，寅吃卯粮搞空转给地方财政收入导致了将来风险。据统计，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8.0%降到于1994年的44.3%，2000年稍有回升到47.8%。近年来，地方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士的经费开支急剧上涨，使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同期国家策划并实行的很多政策和措施都需要地方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所投入的项目需要地方供应相应的配套资金。为此地方财政开支上涨呈现出显著的刚性，地方财政自给率严重不足。2000年地方财政开支在全国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为65.3%，地方财政开支增量高达14.7%，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62%。受于对政府债务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各行其道，多头举债，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了大批债务。举债举动的不规范致使债务的偿还主体、责任主体不够明晰，进而形成重借轻还，财政最终承受债务的情形，致使了财政长期处在被动的局势。各级政府债务负担已形成困扰地方经济发展及社会平稳的重要困难。
地方财政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危害性大
地方财政既存在显性风险又存在隐性风险，但许多的状况为财政隐性风险，甚至一部分财政显性风险会通过人为的手段被处理成隐性风险而埋下潜在的隐患。受于一般情形下多部分财政风险处在隐蔽状态，这产生各部门对防范消解财政风险的意识不强，加重了财政风险的累积和膨胀。假使地方财政风险的积聚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消解，最终将令导致财政危机，致使地方经济萎缩，导致社会动荡。作为兜底财政，财政所存在的风险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风险，其危害性可见一斑。成因分析
财政风险来源的普遍性，决定了其成因的复杂性。既有财政系统内的内部原因，又有系统外的外部原因；既有历史与时代的客观必然性，又有政策、体制与管理等人为原因。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财政风险增长
改革放开以来，我国经济和财政收入维持了连续平稳的上涨。但我国幅员广阔，多地情形多样，区域间和各预算级次之间是不均衡的。在欠发达地区，受于经济发展落后致使财力基础差，上涨也迟缓，往往很难满足机构的基本运作和事业正常发展的需要，拖欠薪资、政府欠债及其余各种拖欠极为广泛，财政风险日益积聚,县乡财政尤为突出，有些县乡财政处在仅能保持“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这些地方受于传统农牧产业的天生“弱质”、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企业机制不活、竞争力不够等诸多原因致使经济发展很难与全国同步，自此造成的财力范围弱小和上涨后劲不足，既增长了财政风险造成的易发性，更制衡着其抗御风险的能力。
财政开支膨胀是财政风险的直接诱因
目前财政风险日渐显现是以经济连续发展、财政收入连续上涨为背景的，自此可看出，财政风险的直接诱因在于开支的过快上涨。首要表当下两个方面：
1．财政的正常开支上涨快且呈刚性
除扩大了开支规模等客观原因（如社保开支）外，正常开支上涨首要表当下：一是财政供养人口持续膨胀，有些县乡财政的可用财力尚不足够全额发放人士薪资；二是开支标准日益攀高。
2．各级政府的投资需求异常强烈
改革放开后，多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一级财政，拥有了本地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诸多发展目标和各自的地方利益。在以投资动员为首要特质的经济上涨方式下，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决定了对投资的高度依靠。而且在经济扩张时代很多“负债运营”的成就先例，也无不激励鼓舞着大量的后来者，于是地方财政不准有赤字、地方政府不能举债的戒律被主动打破，有些地方不惜挤占有专门用途的财政资金和借债来发展地方经济。诚然，地方政府适度的“负债运营”应当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不考虑本地区的还债能力和对投资项目效果的把握能力，其结果也必将加剧地方的财政风险。从基层调查中也不难看出，伴伴随一股股的政府“投资热”、 “城建热”、“建市场热”、“建广场热”，假使项目效果不好，必然让地方背上了沉重债务包袱。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热，事实透视着发展利益与偿债责任不对等的现况。
体制与政策原因促使财政收支冲突加重
1．现行财政体制致使地方财力平稳与上涨性差
1994年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在提升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和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受于地方税体系仍未完善，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平稳上涨。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乡财政，农牧业基础财源自身缺乏平稳性，原工业性主导财源趋于萎缩，区域经济落后产生税源狭窄，属于地方的零散税源很难挖潜。
2．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致使“上面出政策，下面掏钱”
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首要表当下：（1）在显现新的财政支出领域（如社保支出、社会应急性支出）时，往往采取“属地化”原则，增支义务交给下级；（2）在提升支出标准或策划强制标准时（如涨薪资和科教、计生等规定法定比例的开支），则多是上面出政策不出钱（或出钱也是部分补贴）；（3）在体制上下划拨中存在着甩包袱的现象，有上涨潜力的上划，衰退形成包袱的下划（如煤、粮、森工企业下划），事实增长了基层负担；（4）在上级给下级的各种专项开支中往往要求地方务必有相应的匹配资金，这必然会增长下级财政的开支阻力。受于“上面出政策，下面掏钱”，不仅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平衡，还产生因开支的刚性而倒逼收入困难的发生。
3．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致使地方政府之间满足基本开支的财力极不平衡
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差不多是以“基数法”来计算的，使地区之间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区域间财力极不均衡，致使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地方财力十分吃紧，甚至连维持正常运作的基本财政开支都很难满足。
项目投资效果不好，资金运用效益低下
受经济策略运用不当、决策失误以及投融资体制困难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地方政府性投资往往效果不好，而且形成长期得不足有效处理的顽症。首要表当下：⑴投资方往上失误，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产生闲置和浪费。⑵对市场把握能力不足，致使运营性项目在投产后很难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很多项目上马之日就已注定停产倒闭的命运。⑶公益性项目片面贪洋求大，搞超经济能力和事实功能的高标准，产生资源浪费。⑷项目设计与管理上的困难，产生“胡子工程”，不仅没有形成新的经济上涨点，反而浪费了本不富有的财力，使地方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地方政府的短时间举动
受于行政体制及干部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产生的地方政府及领导举动短时间化，给地方财政导致的负担并没有少见，尤其在县乡基层更为突出。集中体当下“政绩工程” 和“形象工程”泛滥。为了突出政绩而不顾现实经济条件，不考虑经济效益与投入产出比，好大喜功，“政绩工程”、“首长工程”纷纷登场。很多工程受于效果不好，让地方财政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比如北方某地级市在当地搞了一个属于“政绩工程”的大型综合性商业设施，总投资达3.7亿元，受于脱离事实而必须中途下马，仅此一项就让地方财政背上了1.2亿元的债务包袱。为了保证“政绩工程”的资金需要，除了借债，还常常发生挤占职工薪资等财政正常支出项目，或者长期拖欠工程款等困难。其结果不仅是加剧了地方财政风险，而且往往导致一连串社会困难。
制度缺欠及管理约束弱化催化财政风险
1．地方债务管理的制度缺陷
如由于不允许地方举债，所以地方政府性债务既没统管部门，也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与办法，形成了多头举债、多头管理的无序状态，实质上更增长了地方债务的风险性。此外，《预算法》不准地方有赤字，但以地方财政的现实看，特别是县乡基层，赤字已相当广泛，而且总的范围也相当可观。所以，这一规定实质上已形成一纸空文，不但没有杜绝地方赤字，而且还产生了大批隐性赤字的存在，更增长了财政风险隐患。
2．预算外资金管理有待更深一步完善
预算外资金的存在，肢解了财力，降低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调控能力，且形成造成腐败的温床。尽管当下实施的“收支两条线”办法有所减轻上述困难，但还没有从根本上逆转预算外资金部门所有这一传统认识。
3．管理松弛，制度约束弱化
受于长期以来存在的管理松弛、奖惩不足位以及人情风、行政干预等困难，致使制度的现实约束力大为下滑，有的规章制度甚至形成挂在墙上的摆设。
更深一步分析，当前我国财政风险困难凸现，除了以上原因外，仍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社会处在“转轨”期间所导致的必然性。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以往积压的很多冲突和困难仍未完全处理，新的冲突和困难又持续涌现。如要刺激经济防止衰退和要为以往理论设计不周而显现的社保欠账而支付成本等等。受于财政所处的特殊地位，必然要担负起许多的责任与风险。
二是政府越位的必然结果。政府举动的“越位”现象较为广泛，很多地方领导习惯于直接插手于微观经济、越俎代庖，这不仅不符合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而且加大了地方财政风险。
三是市场主体仍未健全，投融资体制亟须改革。当前，我国市场主体不健全，政企不分的困难仍较为突出，加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落后，自此产生投资主体不明、责任不清、投资需求膨胀、重复建设、项目质量不高、资金运用效率低下、讲借不讲还的信用危机和银行惜贷等大批中国所特有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缺乏有效的办法，往往是财政单打独斗，加剧了财政风险。
四是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软环境有待增强，对政府举动（或领导举动）缺少必要的约束。健全的法治环境及其余经济发展软环境对现代的市场经济的成长十分重要，但有些地方领导往往是痴迷于抓一两个项目，而忽略了环境治理，结果是舍本而求末。假使一个地区软环境恶劣，市场秩序混乱，信用低劣，办事效率低下，乱收费和勒卡严重，即便地方领导抓得上一两个项目，恐怕也很难久存，更谈不上地方经济的整体腾飞。防范和对策
更深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有效控制财政风险
我国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但该体制承受种种条件制衡，带有强烈的过渡色彩，对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累积具有重要影响。更深一步完善分税制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消解地方财政风险应从下方三方面着手。
一是清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与界定。首先是确定哪些事权划归中央政府，哪些事权划归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事权交叉的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应依照受益与付费相对称的原则，积极配合、主动协调以达到有效管理，如跨辖区的基础设施、江河治理等。然后是合理安排地方各级的事权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关系，清晰省、市、县、乡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长期以来，省级下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是产生地方各级财政风险程度不同的重要原因。
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建立并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当前我国地方税收收入税源零星、范围过小、改革落后，加剧了共享税分享比例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阻力，也使地方政府调节经济强度不足，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地方税体系，适当扩大地方税范围，使地方本级收入基本能够满足地方财政的支出，加强地方以本身相对独立的财力来防范财政风险的能力。
三是健全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防范消解地方财政风险来说，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应在两个方面完善。第一，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强度，保证地方政府最低服务水准的达到。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自给率低，财政收支冲突更为突出，潜在的财政风险愈加显著。所以，在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期，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地区的财政运行情况，实施转移支付倾斜政策，加大中央专项拨款强度。第二，省下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增强和完善。要加大省级转移支付的强度，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转移支付资金要按规定运用，向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倾斜，保证基层政权运作和农村教育。
调整和优化地方财政开支结构
增强公共开支管理
依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地方财政开支结构，地方公共财政开支体系是有效防范和消解地方财政风险的核心所在。第一，清晰地方政府职能，合理界定地方财政开支的规模。依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职能的客观要求，地方财政应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方财政资金要逐渐退出一般性、竞争性运营领域，加大公共需要的保障强度。第二，优化地方财政开支结构。地方财政开支结构的优化首要是在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作的条件下，压缩一般性项目支出，增长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第三，改革地方财政开支预算体制。要严格依照地方政府职能规模确定预算开支规模，调整优化预算开支结构，延长预算编制时间，细化预算编制项目并增强预算论证；同期试图开展部门预算，更改财政资金按性质归口管理的作法，将各种不同性质的财政性资金统一编制到资金运用部门。第四，推动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速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逐渐扩大采购规模，增强采购的规范化建设，提升政府资金运用效益，保证政府采购的规范运行；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所有财政性开支均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
增强债务统一管理
适时推出地方公债制度
增强政府债务管理，应从规范政府举债举动，加深财政在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中的地位入手。为此需要解决好下方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其内容不仅包含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也包含间接债务。债务信息的充分披露是债务监控得以有效实行的重要保障。二是规范地方政府担保，减轻潜在的债务风险。伴随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途径多样化，地方政府应该策划规范的担保原则，并逐渐缩减担保债务范围，以财政贴息、补助等方式来达到融资目的。三是增强政府债务归口管理，突出财政部门的主体地位。各级财政部门应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举借债务执行认真审核，监督债务资金的运用及偿还情况，承受起其所负有的监督管理责任。四是建立规范的地方财政偿债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以年度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资金等形式建立财政偿债资金，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五是建立地方公债制度，规范政府融资举动。依照市场经济体制与分税制的客观要求，逐渐建立规范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债制度，在中央严格审批和监管制度的条件下，允许地方财政发行统一的债券，筹集地方公用事业发展资金，以规范政府融资举动及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加强各级财政风险意识
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财政风险困难贯穿于财政活动全过程中，是目前地方财政亟待关注和处理的重要课题。提升各级财政风险意识，预先预期财政风险程度，做好防范规避风险准备，是财政工作由被动变主动的基本前提，是建立牢固平衡和强大的地方财政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增强财政风险意识，加强防范规避地方财政风险的迫切感和责任感。
为了切实有效地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应该依据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的现况，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监控指标体系，精准地反应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和将来发展改变趋势，对地方财政风险情况作出及时的预期。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指标系统可以包含地方财政自给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内外债比率、地方财政可用财力比例等，相应设定风险指标控制规模，划分地方财政风险信号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