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
外汇网2021-06-23 08: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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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及其演化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别引人瞩目的一支。一般觉得，现代西方经济学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由亚当·斯密发端，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形成了古典经济学体系(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主流经济学又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Neoclassical Economics）。即使主流经济学枝繁叶茂，受尽青睐，但非主流经济学一直在付出抗争，持续创新，仍得到相当的成长空间。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很多，制度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流派。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是由于它的理论思想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独特性质。
从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而力争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事实情形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即使制度学派并没有是一个严格的、内部看法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但制度学派的经济专家们，差不多都重视对非市场原因的分析，诸如制度原因、法律原因、历史原因、社会和伦理原因等，其中尤以制度原因为甚，强调这些非市场原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首要原因。所以，他们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原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所以，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困难，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并非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确定的人，因此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说：研究视角的更改助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该种结合是有用的，并导致了制度主义的复兴。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明显特点。
即使制度学派是以反对主流经济学为旗帜的，但它强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首先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反对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计划的研究思路，却可以追溯到主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知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一不朽著作，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先河；同期，亚当还发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分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未知性，觉得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因为人的不同想象。自此他提出，维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由于市场没有违逆人与人之间的该种情感和想象，市场是人的情感未知性的集中和体现。诚然，主流经济学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一味地对市场执行所谓的科学分析，渐渐把市场描述为一架精巧的可预期的机器，进而背弃了斯密有关市场未知性的思想和研究思路，则是此外一个困难了。
从研究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二者一脉相承。由于，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都反对主流经济学所运用的抽象演绎法，反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专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强调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觉得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首要位置上，才可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可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他们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他们觉得，个人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并非是“经济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由于人所作出的选择，并没有仅仅以他的内在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持续的学习过程以及组成其日常生活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所以，人的举动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应该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从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方面，从文化和社会范围等方面去考察人的经济举动。假使导致单独考察个人的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那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所以，制度经济学采取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均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而主流经济学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广泛意义。
制度学派在美国造成伊始，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执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所以，制度学派从它造成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显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在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明显的理论特色。
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的经济专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另外仍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取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表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况与冲突，提出要从结构方面执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期间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获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注重“整体制度分析”方法
早期制度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举动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还没有提出整体概念，并用以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有关原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一期间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力争从根本上创下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觉得，受于技术持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在持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务必研究改变，研究过程，并非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困难的研究要用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提出，从经济学上讲，经济整体要大于经济各个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所以研究经济困难应该注重对“总的”和“整体”的研究，而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加尔布雷思强调，只有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才可更清楚地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是制度济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二个明显特点。
加尔布雷思的整体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甚至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比如，他提出的“大公司的权力”，就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既包含经济权力，又包含政治权力，因此不能用数字来计量。所以，这一期间的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整体制度原因的分析。加尔布雷思觉得，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却恰恰遗漏或忽略了社会的制度结构困难，即权力分配困难。
应该说，整体大于个体的简单加总，这无论在哲学上、逻辑上依旧实际上，均为成立的。但困难仍未到此为止。更重要的事实是，“个体加总”总是组成“整体”的主体部分，两者的差异或许是重要的，但一定不是首要的。一般地讲，个体的特质是整体特质的集中反应，个体的性质决定了整体性质的首要方面或基本方面。所以，既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应该丢弃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对个体的研究往往可以组成整体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后面的分析将要表明，科思目睹了加尔布雷思过分强调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偏颇，而将制度经济学研究引向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
运用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
制度学派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价值分析紧密有关的。早期制度学派觉得，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经济价值，导致社会价值中的一种并非是全部；除此以外，社会价值还应当包含社会平等、生态平衡、民众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加尔布雷思更提出了“整体制度目标”的概念，他把整体制度目标分为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这一期间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分析标准，既反应了从凡勃伦以来的早期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愈加突出地采取了包含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第三个明显特点。
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诺斯（North）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寻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改变。比如，我们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何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改变的，民众为何以及怎么样采取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等。他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笔者觉得，受于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边际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较之先前的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假使说，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对早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执行的拓展还导致量的成长和扩大的话，那么科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长，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更改。也许，这就是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科斯觉得，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巨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即使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对制度运行成本执行分析，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旧制度经济学。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举动和经济关系，就务必研究对它们造成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应该说，科斯并没有是第一个注意研究交易后面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经研究过这些困难，但科斯却是第一个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四个明显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发展。
科斯觉得，诸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显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现实困难现象，实质上反应的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选择或处理纠纷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边际交易成本。他举例分析说，假定有法律诉讼和私下商量两种处理纠纷的制度安排，假使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不相等时，当事人自然看好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安排，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处理机制的原因；假使两者边际交易成本相等，就会显现制度均衡，这就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制度计划的原因；假使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自此科斯觉得，在现实经济中制度的明显重要性和制度计划的多元化，恰恰反应了边际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是不被重视的。
科斯的制度分析方法还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他不赞成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包含加尔布雷思）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觉得他们的最大不足在于他们的制度分析一直是从总的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特质和后果，分析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的过程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等等。科斯觉得，该种整体主义方法论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事实上并没有告诉民众有关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他批判以往的制度分析方法：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处理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而且觉得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显现的，当事人的举动反应了这些制度的特质。而科斯从考察一部分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自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表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看来，任何制度安排均为当事人依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反应出科斯所运用的依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从制度分析方法的成长来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又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纯粹归纳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五个明显特点。
如上所述，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致使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方法。这是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贡献。应该承认，假使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民众就不或许像今天如此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作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不仅加强了民众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促使民众愈加科学地研究制度及其与之有关的经济困难，进而直接助推了制度分析的复兴。科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成果，对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有关组织的理解等等都造成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强调假使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自身。该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深陷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事实发生的事件中挖掘和发展理论。诚然，在后来的成长中，古典制度分析、旧制度经济学，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等的研究方法，依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造成着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侧重和理论子分支，使新制度经济学呈现出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支组成多样化的蓬勃局势。
以D·诺思和T·W·舒尔茨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诺思觉得，在影响人的举动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原因中，市场机制的功能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市场机制运行并不是是尽善尽美的，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很难克服“外在性”等困难。制度变迁理论觉得，“外在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造成“外在性”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合理，所以，在考察市场举动者的利润最大化举动时，务必把制度原因列为考察规模。他们强调，制度是内生变量，它对经济上涨有着巨大影响。所以，深入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首要要素，经济举动主体作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产权制度与国家职能，意识形态变迁的关系等困难，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制度变迁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特性，启发了经济专家在分析经济效率时，把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把政治要素作为经济运行研究不用缺少的要素分析。
诺斯在强调制度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期，并没有丢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实际上他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六个明显特点。诺斯觉得，一项制度安排之所以被创新，之所以影响到制度变迁，首要是由于，一面有很多外在性的改变促成了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形成，另一面又受于存在对范围经济的要求，将外在性内在化的问题，以及厌恶风险、市场失利、政治阻力等原因，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规定的现有制度安排结构内达到。因此，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制度阻碍，自此致使制度计划的创新，并从而形成制度变迁。
诺斯觉得，从“成本-收益”分析来说，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发生。这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由市场范围扩大、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更改促成“制度创新”。由于，这些原因的改变，将令促使成本和收益之比发生改变，比如市场范围的改变会更改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收益和费用；技术进步会让得制度创新变得有利可图；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更改会让他们对新制度计划的收益与费用做出从新评价等等，上述各要素作用的结果就会助推制度创新。第二种情形是，由技术创新、信息传播、有助于创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进步等创新成本的减弱致使的“制度创新”。他强调，制度安排创新的真正原因在于，创新成本的减弱，可以使在新制度安排下的经济举动主体获取潜在的利润。
总之，在运用上述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下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关系决定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存在着适当的时滞性，所以由制度创新决定的制度变迁是迟缓执行的。
综上所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瞩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更深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起初，制度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思想上依旧方法论上，都以“逆经叛道者”的面目显现，强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过程历经了从凡伯伦到加尔布雷斯的几代人的传承。他们强调制度分析，强调非经济原因，强调人的选择的未知性，强调整体和规范研究方法等等。但是，自科斯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依旧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改变。改变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部分经济专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值得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观化和具体化的倾向，诺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呈现出的明显特点及其演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得到三点重要启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是为经济学理论的成长进步服务的，他们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方法可以为多种理论研究所运用，一种理论可以运用多种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形成理论击穿的起步按钮和核心环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为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说，制度经济学的更深一步发展，有呆在方法论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如诺斯所说，制度经济学仍有许多的研究工作要解决，尤其是应该更重视跨学科研究和经济以及其余社会现象间的联系。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适用制度经济学派已从以前的非主流学派发展为当下的“显学”，日益引起民众的注意。制度学派可以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区别，对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制度”的重视，是二者的共同点。制度经济学起因为19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这与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角度对经济活动执行静态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派有本质的不同。
古典经济学乃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之所以能够形成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派，和当时社会所面对的突出困难有很大关系。古典经济学面对的是社会财富的上涨困难，这可以从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名称《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反应出来，它首要处理的是生产不足困难，需求原因还没有突出出来。新古典经济学面对的首要是需求不足困难，这也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应出来，新古典经济学所要处理的是需求不足的困难，这时，财富的上涨不再形成经济学关注的着重点。1929－1933年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实行给予了舞台，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实施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美国所以较快地解脱了经济危机。
制度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不被主流经济学所重视。这也许和它历史、逻辑的分析方法不能像古典经济学那样能对现实困难供应实证分析，进而在现实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相关。假使说古典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以前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还导致运用代数和简单的几何工具的话，那么，经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对边际概念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显著地被数学化了，从而区分为实证方法（追求经验验证）和规范方法（追求价值关怀）。此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被大批运用，起先是微积分，以后是矩阵、统计学、模型等愈加复杂的方法，以致当下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研究务必有模型，在国内的一部分专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也要求务必有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固然使经济学加强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期能力，但模型化的方法也存在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假使模型的前提假定有不符合现实之处，其对现实情形的解释力就很差，其对将来事件的解释就或许很荒唐，就会显现“蝴蝶效应”。
制度经济学被大家关注是从20世纪８0年代末开始的，这和当时苏东剧变有很大关系，此后陆续有30多个国家在执行体制变革。苏东这些原来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而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现实困难需要经济专家给出解释。俄罗斯实施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为其设计的“休克疗法”，在全社会执行全面、迅速的私有化，结果引起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致使经济上涨迟缓，人民生活水平下滑。近期几年，俄罗斯经济逐渐迈出低谷。疾风暴雨式的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引起的经济后果致使很多经济专家开始关注制度转型困难。引起民众对制度经济学兴趣的仍有此外两个经济现象，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国经济接连20多年高速上涨。东亚的经济奇迹致使亚洲引以为豪，并曾自此使民众兴起对儒家文化的强烈兴趣，民众曾把新加坡看作“亚洲五小龙”的代表。但是金融危机在泰国的暴发凸现了亚洲各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困难，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困难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并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现象，以期为中国的改革寻到理论根据。我国经济专家对制度经济学的关注是从所有权开始的。我国的国企改革刚开始是沿着两权分离的思路执行的，伴随改革的深入，我国学者开始研究在我国建立现代公司制的困难，产权才进入我国多部分经济专家的视野，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尽管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依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困难的分析首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受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困难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而致使用制度原因对经济困难的分析可以达到形式化、模型化。有人觉得，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的发现就像物理学中摩擦力的发现一样，致使经济学理论愈加靠近经济现实。尽管在制度交易费用大小的衡量上当下还没有寻到可以量化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制度分析方法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已经显现了力量。当前，我国学者在这一面已经作了很多研究，对一部分经济现象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觉得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 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专家运用的。新制度经济专家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民众故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含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民众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连串约束性规则，包含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间断性特点，它的变迁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普遍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其变迁是迟缓渐进的，具有“顽固性”。在生活中，正式制度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民众生活的多部分空间依旧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用非正式制度可以解释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由于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社会，缺乏契约传统，伦理文化原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制度可以说是人类追求一定社会秩序的结果，民众力图通过这些制度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平稳的空间。在正式制度的构建中，人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来付出地把握将来。非正式制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原发性规则。正是通过非正式制度，民众构建了法律显现以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民众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社会与伦理社会对比，是后显现的。当下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民众尽或许地把原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规范，使其在规范民众的举动方面具有更大的强制力，使民众在事实生活中有更为清晰的规则可以遵循。当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民众的重视，为了提升经济效率，民众持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
近年来，“制度”这个概念的运用率愈来愈高，大批的制度经济学著作被译介到我国，在我国已成立了多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定期举行制度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必将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其余有关学科的滋润，在处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面对的巨大困难的过程中，中国能显现自己的经济学说。制度分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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