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

财政的词源与起源

财政是国家为达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活动及其形成的分配关系。

在西方，财政一词因为拉丁文Finis,原指结算支付款项,在16世纪,德国文献中采取“Finanz”，意为对欺诈等举动的裁定与罚款,到18世纪曾狭义地指国家收入后来西欧各国运用的英文finance一词,因其原意泛指一切财务,为了加以区别,一般对国家的货币收支惯用public finance（公共财务）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后从西欧引入public finance，并借用汉语的“财”、“政”二字，译作财政。

中国古代称财政为“度支”、“国用”、“岁计”、“国计”“度支”“国用”指国家的费用支出；“岁计”指国家年度收入和支用的计算；“国计”指国家财政。“财政”一词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设立财政处，为中国官方采取财政一词之始。

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伴随国家的造成而造成在国家造成以前，原始公社的后期已经存在着从有限的余下产品中分出一部分，用来满足公社共同需要的经济现象，但这导致将公社内部集体成员的劳动成果，通过分配用于公社内部的共同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造成以后，为了保持它的存在并达到其职能，通过产品分配和再分配使其掌握必要数量的社会产品，用于保证国家机器运作的需要，进而形成了独立的财政分配，造成了财政。也就是说，国家的造成使财政分配从一般的经济分配（社会分配）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经济范畴。但财政的存在和发展又务必以劳动者能够为国家供应余下产品为条件，并伴随生产力的成长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发展。在中国，对财政的起源仍有不同的认识, 如一部分学者觉得,财政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余下产品执行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在国家造成之后，财政分配活动才显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中国古代的财政思想

中国自先秦至鸦片战争前的典籍及历代思想家的论述中，有关管理国家财政的原则和理论，归纳起来首要有下方几种：

量入制出与量出制入思想

量入制出的财政思想是在先秦期间提出和形成，并形成其后历代所遵循的理财原则。在唐代，杨炎第一次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理财原则，觉得“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自此引起以后历代理财家对“量入制出”与“量出制入”的争论。如唐代陆贽率先批判杨炎提出的“量出制入”原则，表示量入为出是“圣王”之法，只有到政治衰败时才“量出为入，不恤所无”(《均节赋税恤百姓》)。明代的丘以及后期的张居正，也都坚持财政的“量入为出”原则但在实际上，封建统治者总是交替运用“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种财政原则的,即便在杨炎没有公开提出“量出制入”以前，也是如此。

轻税思想

先秦各家除商鞅、韩非等少数思想家力争重税外，多数力争“薄赋敛”，即减轻农民负担的轻税政策。孔丘反对苛征,力争“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荀况力争“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 （《荀子·富国》）。历代理财家也大多力争轻税政策。在赋税征收原则方面，西晋傅玄面对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现实，提出了古代财政史上比较完整的赋税三原则，即至平（“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俭而趣公(赋役征课须从俭和为天下公利)、有常（租赋有适当的常制又较少变动）。他的公平负担、轻税和平稳税负三原则是对财政理论的杰出贡献。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实施等差的税收原则，把自耕和佃耕分别对待,“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读通鉴论》卷二)该种清晰提出自耕农和地主在税收上区别对待的看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中国古代赋税的首要形式是对土地课征，即所谓“任土所宜”（《周礼》）。唐代以前,赋税以课征实物为主唐代杨炎提出两税法,建议以以前的户税、地税为基础,从新确定税额，以前的租庸调折钱并入户税。但这一使实物贡赋向货币贡赋转化，符合赋税制度的成长方向的力争在推行中屡有反复。明代后期张居正在税制改革方面提出和推行了著名的一条鞭法，以州县为单位，将原来以各种方式分别征收的田赋、徭役和其余杂税合并，按田亩计算，折收白银。这更深一步简化了税制，完成了以实物税为主向以货币税为主的转化，适应了当时商品币种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封建赋役制度的一次巨大改革。

官营专卖思想

力争降低和不加租税，而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产品专卖等办法，充实国家财政收入的理财思想。“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山国轨》)中的“籍”即指强制性征课的赋税。《管子》觉得强制性征课会影响生产，引起人民的不满，力争轻税或不加赋，采取官营与专卖的办法来增长财政收入，满足封建国家财政开支的需要。西汉桑弘羊觉得“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即一切自然财富，都应属国家所有，并由国家运营，而不能放任让富商豪强专利。他依据先秦的相关理论和原则，制订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并首创均输和平准，以达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的目的。官营专卖收入是古代财政非赋税收入中的首要部分。

开源节流思想

力争在发展生产基础上节制赋敛的理财思想。孔丘力争“藏富于民”。荀况觉得“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强调要懂得“本末源流”的道理。即从创造财富这一根本困难入手来增长财政收入。唐代李翱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结论。北宋司马光也提出“养其本源而徐取之”的原则。清末魏源强调取之有度,觉得“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古缴堂内集》卷三《治篇》十四）。并表示理财首先要考虑税源，假使只顾征税,取之无度,最终会损坏税源，降低财政收入。“开源节流”作为理财原则，保持了二千多年。

西方财政理论

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中欧世纪，已有一部分思想家在论述政治经济困难时,表达了对财政困难的见解,但把财政作为专门困难来探讨,则是在15世纪末期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的造成和发展以及对其经济理论的探讨而显现的。1776年，英国经济专家A.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财政理论，进而被觉得创立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学。1936年，英国经济专家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则被觉得是当代资产阶级财政理论形成的标志。

斯密前的资产阶级财政看法

在斯密以前，重商主义者觉得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可得到许多的金银财富，因此力争在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英国的托马斯·曼力争减免出口商品的税收，以加强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强调保护关税的作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J.-B.柯尔贝尔推行了一套重商主义的财政政策，采取关税保护措施，在国外增强经济扩张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增长国库收入，在国内则统一全国的税率，以利于商品的流通。

重商主义者觉得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则强调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的创立者、法国经济专家F.魁奈力争只对土地的纯产品直接征税，由占有“纯产品”的地主阶级负担全部税赋，同期废除重商主义者实施的禁止粮食出口和压低粮价的政策，力争自由输出粮食，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业。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财政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初反应英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从重商主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的代表人物W.配第，处在产业资本渐渐代替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领首要地位的时代。他在渐渐解脱重商主义的影响中，把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作了适当的考察，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看法。他的财政思想和财政政策力争是：按国家的职责把财政开支分为军事、行政司法、宗教教育社会事业和公共土木等六个项目。觉得财政开支应以提升国家的生产率,振兴产业为目标,力争缩减前四项开支。在税收方面，他觉得政府的税收应做到公平合理，对纳税人一视同仁，税收负担要相对固定，避免临时加税。他还力争用单一国内消费税来取代其余税种，以利于资产阶级增速积攒的过程。

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国富论》一书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和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形成。其首要理论看法是：

①力争君主的职权应尽量制约在窄小的规模内，以利于私人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觉得政府只要像守夜人那样，防止外来的侵略和内在的治安和保护资产阶级财产不受侵犯。与此相适应，政府的财政支出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

②在赋税困难上提出以地租、利润、薪资三种收入作为划分税收的根据，并提出著名的赋税平等、确定、便利和征收费用最省四原则。

③对公债持否定立场，觉得巨额的公债有机会损坏国家财政。

英国经济专家D.李嘉图于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又称《赋税论》）一书中表述的财政看法继承了斯密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也有所丰富和发展。在赋税困难上，李嘉图和斯密的看法有所不同。李嘉图觉得税收对现有资本有损害，因此他反对对资本的课税，“由于征收该种赋税，就会损害保持劳动的基金，因此也就会降低国家将来的生产。”而斯密觉得税收是人民的非生产性开支转为国家的非生产性开支，对现有资本并无损害。在公债困难上，李嘉图则与斯密一样持否定立场，觉得举债是将生产性资本转向非生产性消费，影响资本积攒。斯密和李嘉图的财政思想都反应了上升期间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制度执行斗争的愿望，也体现了资产阶级剥削聘用劳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

庸俗经济学派的财政看法

在19世纪初，庸俗经济学以解释和传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面目显现，努力于发展其中的庸俗原因。其首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J.－B.萨伊和英国的T.R.马尔萨斯。萨伊反对劳动价值论，觉得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等）协同创造产品，供应效用，进而协同创造价值。他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提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的论点，笃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活动也是生产性的他把花费在文武官员身上的费用,都说成是买入有效保证国家的时间与劳动的费用，因此均为“用得其宜”的。马尔萨斯则觉得利润从交换中造成，国家的财政开支是商品销售和达到利润的重要条件。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关国家开支属于非生产性消费，并尽或许制约其范围的论点。

当代西方财政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看法

1929 年暴发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深陷长期萧条,失业困难严重，垄断资产阶级急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增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的理论和政策措施。凯恩斯在其《通论》一书中阐述的经济思想正是适应了该种需要，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很多资产阶级经济专家放弃了庸俗经济学的传统看法，而追随凯恩斯，并对《通论》加以补充和发展，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其首要代表人物包含美国的A.H.汉森、P.A.萨缪尔森英国的J.V.罗宾逊、P.斯拉法等人。他们的首要财政看法和政策力争是：

①实施国家干预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觉得经济危机是受于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引起的。要清除经济危机，务必刺激有效需求。所以，政府务必扩大财政支出，大批发行公债，推行财政赤字政策。汉森则把财政赤字政策和经济周期联系起来，觉得在萧条期间，政府应推行赤字预算的政策，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在繁荣期间，应推行预算盈余的政策，以降低有效需求。该种旨在调节有效需求以熨平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的政策，被称为弥补性财政政策。

②把税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凯恩斯觉得国家应通过更改租税体系，限定利率或其余方法，指导和刺激消费需求。后凯恩斯主义者还把税收和投资联系起来，依据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实施增税或减税,以谋求缓和经济衰退。汉森力争利用迅速折旧激励企业投资。美国的C.R.麦克康纳觉得，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对调节供求关系有着自动平稳的作用。

③用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觉得通过举债，可以扩大政府买入开支，兴办和扩大公共投资，弥补私人消费之不足，高达增长就业、繁荣经济的目的。见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税收思想。

供给学派的财政看法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因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觉得需求会自动地适应供给的改变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为A.B.拉弗、P.C.罗伯茨等人。他们从新肯定了萨伊定律，把停滞性通胀的原因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力争减税以刺激经济上涨。觉得务必降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许多地依靠市场自动调节机制首要措施有缩减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降低政府对各种民营企业的管制见供给学派财政政策、供给学派税收思想。

货币学派的财政看法

货币学派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弗里德曼为首要代表人物。他强调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即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生产者自由竞争，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力争从压缩财政开支入手，控制通胀；反对用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力争以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财政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财政思想

K.马克思和F.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系统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首次把财政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置于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

国家观与财政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觉得：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质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而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均为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现有的经济制度，要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反抗，就需要有财政，需要有捐税。马克思在《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辩士》(1853)一文中表示：“国家,这是土地贵族、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达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并表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马克思、恩格斯觉得财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所以，财政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劳动价值学说与税收、公债、国家预算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觉得税收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时代产物，是国家直接占有生产劳动者的产品的一种形式。只若是资产阶级国家，捐税的课征从其总的上表达，从其分配关系的性质来说,总是一种对劳动人民,首要是员工阶级的剥削,总是一种余下价值的分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觉得，公债是资本家投机的对象和发财致富的捷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弥补赤字，每一次发行公债，均是资本家创造了攫取国民财富的可能。而偿还公债本息首要依靠增长税收，剥夺劳动人民创造的余下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从收入和开支两个方面评述了它的性质和内容。表示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和运用的财政资金均为劳动人民创造的余下价值的一部分，均为由无偿劳动支付的；觉得军事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是纯粹的消费过程，也就是侵吞余下价值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理论基石。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国家中，财政是剥夺资本的重要手段，包含剥夺地产、没收一切叛乱分子和流亡分子的财产，实施高额累进税，取消继承权，强制买入公债等以制约私有制。

社会再生产原理与财政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觉得，适当的生产决定适当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关系。在任何生产方式下，生产和分配均为统一的，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社会再生产包含生产关系再生产和社会物质生产的再生产。财政作为分配的特定部分，它的性质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分配也包含两种含义,首先是生产要素,即生产工具和劳活力的分配，其次是产品的分配，即消费品的分配。马克思表示，生产要素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自身中而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导致该种分配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首要掌握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手中，财政的扩大再生产作用是间接的，但并没有是毫无作用，尤其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期间，实施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财政对生产的作用就大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财政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组织和制衡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对于发挥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调控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扣除理论与财政分配的计划性和比例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表示社会总产品在劳动者个人分配以前，社会应当扣除：

①用于弥补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

②用于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③用于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

在上述扣除后剩下的总产品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消费资料执行个人分配以前,还务必扣除:

①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②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③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

上述两个部分,六项扣除可归纳为弥补基金积攒基金、消费基金(社会公共消费基金加之个人消费基金的统称)。从基金分类来说，马克思尽管讲的是将来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但事实上是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但是受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国家所代表的阶级不同，因此所反应的分配关系的性质和达到方式也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产品分配为各类基金，这是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有计划和按比例执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对各类基金的形成和运用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调控作用。

列宁和斯大林的财政思想

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作过重要论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财政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表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适当的财政支持下才会造成。觉得巩固苏维埃财政这个任务不处理，无论在保卫苏维埃俄国的独立，使它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方面，或者在俄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均为不或许大踏步前进的。所以，财政机关务必用全部力量在最短的时期内，靠税收来保证国家机关事业所必需的资金。他力争在一切或许情形下实施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制约和剥夺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在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之后，国家财政应建立在把各种不同的国家垄断组织的收入的一定部分直接用于国家需要的基础上。他表示国家应该在财政上和组织上帮助农民的合作组织，以提升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提出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减轻全体农民的负担，允许农民在交足粮食税后，对余粮可以自由买卖，进而使农民提升了运营兴趣，极大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与此相联系，列宁觉得国营企业应当依照商业原则，实施经济核算制，以收入抵补开支，对盈亏负完全的责任，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仅不亏损而且能够盈利，增长经济建设的积攒。列宁的财政思想集中体现为运用财政杠杆来达到推翻资产阶级和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引导全体人民用最新技术成果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两名一体”的任务，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达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而领导苏联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斯大林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困难的同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也作了重要论述。他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同性质，表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是为了持续提升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因此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务必符合劳动民众的利益。斯大林觉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攒困难十分重要，表示要把国内的余资首先用在工业建设上，不能让它分散。同期强调在苏联建立财政后备的必要性，表示国家务必储蓄为防备无意中（如农业歉收）、涵养工业、扶持农业、发展文化所必需的适当的后备。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困难》(1952)一书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很多重要困难，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规律要求国家财政务必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为达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财政，是达到国家各个期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任务的重要工具。

新民主主义期间革命依据地的财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财政的首要任务是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争取革命的胜利。1934年1月毛泽东表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长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1942年12月,毛泽东归纳了革命依据地财政工作的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当时革命战争所处的事实情形，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并确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施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和控制赤字、主张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和革命依据地的财政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形成社会主义财政的必要准备,并对中国财政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财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运用财政的分配、调节、监督等职能，在贫穷落后的基点上逐渐建立、巩固和完善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成长,持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和配合推动其余经济体制的改革，持续助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在中国重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期间，国家面对的任务是逐渐达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达到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财政一面集中大批资金，兴建国营大中型企业，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面，依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不同性质，灵活地运用税收和投资政策，促进三大改造的完成。在农村，通过运用税收减免和平稳税负政策，增长对农业的投资，从资金上支持农业和手工业达到合作化，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则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采取不同税率的政策，和对企业实施“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顺遂地完成了民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过程。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国家财政持续深化改革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实施减税让利，激励技术进步，扩大企业、单位和地方自主权的政策；改革了税收体制，加强税收的调节作用；改进了资金管理方式，逐渐完善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分配关系,并有力地助推和配合了价格薪资、金融和计划等体制的改革。

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在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平衡与否差不多决定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坚持“收支平衡,稍有节余”的方针，能够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供应前提条件，反之，财政发生赤字，显示财政开支形成的社会需求胜过了国家集中的社会产品，必然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影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在统收统支体制下，银行信贷收支一般会显现适当的逆差,因此信贷资金的收支平衡,首要由财政通过规定银行结益留成和由预算增拨信贷基金来保证。所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首要由财政调控。1979年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受于预算外资金的急剧上涨和人民币收入的持续增长，使银行的存贷范围以大大好于财政收支范围的进展上涨，加之银行可以利用派生存款执行贷款，致使调节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状态远比以往复杂得多。该种复杂性显现为：即使财政收支是平衡的，银行假使通过信用膨胀对国民经济投入没有物质保证的货币买入力，也会产生国民收入超分配，使总需求胜过总供给。在财政有赤字的情形下，从财政角度来说，固然是一种国民收入超分配，但若银行能够相应地紧缩信贷投放范围，依然可以维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如若银行依旧依照可动员的全部资金来源发放贷款，那么财政赤字就会直接转化为财政发行。因此，财政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控作用，务必通过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才可充分展现出来。

调节产业结构

财政对产业结构的安排和调整起着直接的调控作用。在统收统支体制下，受于固定资产投资首要由财政供应，所以，预算拨付的建设投资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比例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改革以后,地方部门和企业都有了适当的投资权和资金来源,国家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投资总范围的比巨大大下滑，财政调节产业结构的手段和方式也跟随发生改变，其首要内容是:

①调整财政开支中的投资结构,首要用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着重建设，以支持“短板”产业发展；

②运用税收手段引导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方向，如开征建筑税,提升长线产品税率等；

③运用贴息手段,支持短线产品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④通过“增速折旧”，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成长；

⑤通过建立各种周转金和运用财政性融资支持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支持老企业挖潜改造,采取新技术、新工艺；

⑥通过综合财政管理,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促进地方、部门、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投向等。

调节社会各种基金的比例

社会总产品分配为弥补基金、积攒基金和消费基金，是保证社会再生产连续执行的宏观要求。财政作为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对各种社会基金形成及基金比例关系起着极其重要的调控作用。首要显现为：

①制衡企业财务分配。企业创造的总产品通过企业财务分配形成弥补基金、职工薪资基金和企业纯收入，财政通过规定成本支出规模和固定资产折旧率，制衡着企业弥补基金的形成。

②国家财政通过规定流转税税率所得税税率或利润缴款,以及规定企业的利润留存率、留用利润的运用规模和方向等，决定企业纯收入上缴国家的比例和企业在利润中可以留用的数量界限，并制衡着企业留利的运用。

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财政通过对价格薪资、利息、劳务等再分配杠杆的综合统筹，通过开支、税收、补助等手段来完成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过程，并形成社会各种基金的比例关系。

财政就是通过调节各种社会基金的形成、分配和运用，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等,进而对国民经济的正常执行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升，以及社会安定团结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基点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真理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形成与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工作,达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转好,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提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的建设任务。在财政经济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及时地归纳了经验、教训,概括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和理财思想1954年,邓小平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阐明了国家财政务必建立在经常的、平稳的、牢靠的基础上的看法；逐渐加强财政后备力量的看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国家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要以农轻重为序,要改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改进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许多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9月周恩来提出在制订财政收入计划时务必顾虑到经济发展的机会性，不能搞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的看法。1957年陈云在《建设范围要和国力相适应》一文中提出用坚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来防止经济建设范围胜过国力的危险的看法。这一连串论点和原则，形成创建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指导思想。

1956年4月3号，毛泽东在听取财政部的工作汇报时强调表示要成立研究机构和培养研究人士的困难。当年5月，财政部正式成立财政科学研究所稍后又制订了十二年财政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提纲在国民经济历经了“大跃进”的挫折，顺遂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纠正了比例失调,从新走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轨道的历史实践中,中国财政界归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财政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职能执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比较平稳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框架，即“本质、职能、作用、收入、开支、平衡和管理”，简称“收支平管”。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创新与繁荣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后，中止了十年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逐渐展开。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线，对于正确归纳社会主义财政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左”的思想和错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每次会议会议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发言中，环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生产力，阐述和发展了一连串科学的理论看法。首要是：

①有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看法。

②有关社会主义务必把握本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看法。

③有关改革是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的看法。

④有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放开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互结合的看法。

⑤有关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看法。

⑥有关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始终坚持国民经济连续、平稳协调发展的看法。

⑦有关40年来中国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教训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科学归纳，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各个领域的理论建设都获得了巨大的进度。1979年中国财政学会的成立更深一步助推了财政理论研究工作的成长，显现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繁荣发展的新局势。理论研究的深化、创新和繁荣表当下如下几个方面：

①财政改革理论和方向的研究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为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探讨财政理论打下了基础，反应了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同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的趋势。

②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上，从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研究,深入到财政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从现有的生产看,经济结构决定分配结构,但从发展改变看,分配结构及其调整,决定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变;财政是分配结构的基本调节器,进而形成调整经济结构的基本手段；在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相互关系方面,总量平衡应以经济结构平衡为基础；调整分配结构，达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务必在国力规模内执行等看法。

③对于财政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主导地位的研究，由以往侧重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方面执行论证，提升到财政对三大基金即弥补基金、积攒基金、消费基金的形成、分配和运用起着主导作用的分析，进而更深入地阐明了财政在分配领域和宏观调控上制衡着所有的分配杠杆，并作用于微观，影响和调节微观经济。

④在财政研究的方法上，由以往以定性分析为主发展为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现代数学模型在财政科研和事实工作中有了较为大量的应用，使理论研究日益介入和渗透到决策领域，为财政经济决策给予了科学根据。

同期，在综合财政理论、国债理论、财政投资信用理论、财政效果理论等领域也获得了一部分新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都充实了财政学的内容。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和财政学科体系建设

中国财政学界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国家分配论”“货币关系体系论”“再生产资金运动论”、“社会共同需要论”“余下产品分配论”“价值分配论”等多种学派。80年代以来，这些学派先后出版了各自的学术专著,以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了自己的财政学结构和体系，具有新的特点和进度。首要显现为，力求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宏观分析方法与微观分析方法相结合。就在此时，财政学科体系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按研究对象分为：

①财政学（其中包含理论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管理学）

②税收学

③固定资产投资学

④企业财务学

⑤财政政策学

⑥财政信用学

⑦综合财政学

⑧地方财政学（包含区域财政学、城市财政学、民族财政学、农村财政学）

⑨财政史和财政思想史，等等。

毋庸置疑，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长和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将于持续地探索中获得新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