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现特质
依据资产选择理论，风险－收益无差异曲线上各点的风险和收益a是对称的，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
如图一，点A（δa,Ra）与点B（δb,Rb）分别代表两种金融资产国债和银行存款的风险－收益组合。由于国债的风险差于银行存款的风险（δa<δb），所以其收益也相对较低遵照此原理，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债利率设计的一般差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如美国、加拿大两国。从表一可以看出，美国从1980年年均存款利率都差于年均国库券利率，最为典型；而加拿大除85、87、91年国库券年均利率略好于同期存款利率外，也符合资产选择的基本原理。
而若图中的Ａ点移动到Ａ’点，那么国债便形成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资产，即“超金边债券”。中国国债便具有这一特质。在实践中显现为国债的利率好于同期银行存款的利率。表二所示，从1985年开始，中国国库券的发行利率都好于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这显然不符合资产选择的基本原理。
成因分析
相对于银行存款来说较高的利率是中国国债“超金边”的基本成因，其形成机制如下：
对资金的急切要求
（一）财政情况恶化致使对资金的急切要求
改革放开十几年来，伴伴随“减税让利”，财政愈发入不敷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政府宏观调控的增强，要求财政供应更为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弥补财政赤字和筹集经济建设资金，财政表现出对资金的急切要求。增长税收和向银行透支压力重重，增发国债便形成唯一合法的渠道。在历经了行政性摊派、低息发行，投资人因利益受损而抵触之后，政府开始采取经济手段运转。为了保证资金提供的及时、足额，除了用法令保障国债的发行以外，以高的利息来取悦债权人就形成必然。事实上十几年来财政银行孰大孰小的争论，在很大意义上讲便是对资金控制的争夺。在对民间财富争夺的博弈过程中，纳什均衡仍未达到，反而致使资金需求的上涨助推了利率的上升。
（二）国债流动性的缺乏
金融资产风险、收益和流动性的一般关系是：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流动性同收益成反比，即风险越高，收益越高；流动性越低，收益越高。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国债和银行存款的风险大差不差相同。但是国债的流动性在当前远远不能与银行存款的流动性相提并论。这一资产定价模式决定了金边债券的利率非高不可，否则便失去了应债的来源。
(三）税收豁免
西方税制中对国债利息和银行存款利息的税务处理是不同的。对前者免税，对后者一般课征资本利得税。进而致使投资人不致于因投资于低利率的国债而产生过高的福利损失。国债是名符其实的金边债券。
中国对国债利息和银行存款利息皆实施税收豁免。这样，依靠税收优惠均衡二者收益的机制便不存在，以银行存款收益作参照系，国债利率只有较高才行。顾虑到政府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以及伴随国有银行商业化的改革，投资风险逐渐加大，将中国当前的国债称为“超金边债券”实不为过。
风险原因
从债权人的角度看，持有超金边债券是极富合理性的。由于在公债－收入低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并没有存在，个人不能预期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要的将来纳税义务，投资人往往视公债如财富，并增长即期消费。尤其是“超金边债券”的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投资人在将风险外化给政府的同期，自己独享高收益。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它隐藏着重大的风险。
超金边债券也有风险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理性人”假定。政府在从事债务融资时必定顾虑到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总是尽或许地减弱筹集风险和成本。它在以高成本借入资金的同期，亦在放出着自己的风险，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债权人。
从理论上讲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债务滚动的方法使自己永不还债，只要其信用充足大，事实上世界上多部分政府是将债务本金当作资本性开支来运转的，借新债还旧债，使之形成“永远的债务”。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国债是被当作积蓄来运用的，它对投资人的福利影响并没有存在代际的负担。但是债务利息是资本性开支分摊到本期的成本，属于经常性开支一类，它应该由当期的经常性收入（税收）来承受（假使当年不必事实支付，也应该用当年税收建立偿债基金，留待到期一并支付）。这一部分用借债的方式来垫付，实质上是将本期的成本推给将来。如此公共产品的受益人与成本负担人就不相统一，它不仅使效率的权衡机制承受损害，而且会让国债的范围以几何级数上涨。长此以往，国债范围势必失控，这样循环往复，风险逐渐积聚。“超金边债券”如同催化剂一般使这一过程增速。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一）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
国债范围并没有一定致使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假使债务资金运用效益不高，则会产生政府偿债负担过重，被逼借新债还旧债，使赤字支出和债务自我积攒，积息的支付倒过来又会增长预算赤字，假使不增长税收和缩减支出，就得继续借债，深陷恶性循环。国债范围的扩大固然可以减轻目前的财政问题和满足财政仍需要于一时，但又或许将财政推入危机当中。
(二)总需求膨胀
中国的国债发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设性公债，即首要用来筹集资金，真正作为调节社会需求杠杆的效用并没有显著。由于国债若作为杠杆来运用，其发行量便应当随经济周期波动而相应增减。中国二十年的改革，经济波动很大，但国债的发行范围曲线一直往上倾斜，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而国债无论是在发行期依旧在偿还期都具有扩张效应，即举借国债既有扩张社会总需求总量之效，又可以致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投资结构发生有助于社会总消费一方的改变。（高培勇）在通胀期间，大批举债是火上浇油；在经济深陷低谷时，发行国债固然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刺激产出，但假使刺激过大，则会引起停滞性通胀。同期，财政宏观的结果是熨平经济周期依旧增大经济波动一直是有争议的困难。
（三）压抑市场发育健全过程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承受首要的和基本的资源配置任务，而只有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才需要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不可否认，中国财政通过借债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成长立下殊功，在很大程度上处理了基础设施落后、长期投资不足、经济发展的“瓶径”困难。公债形成政府直接筹资和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与手段，在减轻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同期，又否定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使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扩大和市场发育健全过程承受压抑，也代表着政府旧职能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化的进度。这恐怕是超金边债券导致的最大的风险。
风险防范
从国债范围的相对指标来说，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已大大超越安全区，（刘溶沧1998）财政方面债务重负是亟待处理的困难。在刺激内需为主的政策下，国债的杠杆作用务必增强。如何防范由国债范围失控引起的风险，还国债金边债券的本来面目，乃当务之急。
资金流通
（一）振兴财政，减弱对资金的急切要求。
这是根本的措施。结合当前的税费归位，将预算外资金划归预算内，完成政府预算的统一，增强税收征管，可以大程度提升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据保守预期，可由10％左右提升到25％左右）。同期，优化财政开支结构，提升财政开支效率，致使债务收入真正能够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关系经济可连续发展的项目。实施严格的预算管理，防止因非生产性开支占用债务收入致使的财政偿债能力下滑的困难显现。财政开支项目应决策科学、监督有力，使债务筹集、运用、偿还良性循环。财政窘境解脱之后，政府债务融资的强度便会下滑，对资金需求的降低将令引致国债利率的向下调整。
（二）加强国债的流动性
只有流动性提升了，国债的利率才或许降下来，这有依靠于资本市场的成熟。从目前看提升国债流动性首要应从改观国债的结构入手：
1）期限上长短结合，使国债流量和存量比例合适，防止债务集中；
2）品种多样化，放大投资人的选择余地；
3）买入主体多样化，增长机构持有量，增长机构投资人，如金融机构持有大批公债，可以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供应工具，进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育。
（三）增强国债管理
建立偿债基金，用税收收入偿还债务利息，旧债本金通过发行新债偿还，以防止债务范围失控。同期更改年初确定发行额的方法为年底确定总额的方法，使国债数量与当年的财政运行的事实情况吻合合，提升资金运用效益。
（四）出台《国债法》
布坎南曾在解释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政治举动的基础上分析过政府财政开支的成长趋势，并得出了追求公共权力极大化的政府必然导致财政开支范围极大化的结论。（布坎南1992）。不可否认，这些年债务范围的扩大与国债的非强制性，预算约束软关系紧密。《国债法》的出台，有利于国债的发行范围、运用、偿还等有章可循。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投资人的利益，方是防范“超金边债券”导致的风险的正确渠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