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危机理论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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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干预经济执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成果。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73年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中提出这一理论。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分析了在国家经济职能日益突出的环境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的新改变，提出了国家财政危机这一经济危机新的状况形式。
国家在资本积攒中的作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没有把国家当作与经济危机的发生直接联系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后，伴随西方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危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国家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上层建筑范畴，不或许是一个生产性的机构。美国学者巴兰和斯威齐在60 年代所提出的经济余下理论中，国家的作用也导致体当下经济余下的吸收上，觉得国家任然是纯粹消费性的。
奥康纳国家财政危机理论中，第一个创新是赋予国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已经发生的巨大改变来确立国家的生产性角色。伴随生产社会化的成长，资本主义积攒也表现出社会化的特质。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很多社会化了的条件，只能由国家并非是私人资本家来创造。比如耗资重大的公共工程，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本积攒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私人资本就不或许承受其投资、建设和维护，唯有国家才可担当此任。劳活力的再生产也是保持扩大再生产连续执行的必要条件，由社将对劳动者执行教育、培训，显然比私人资本更有效率。通过国家支出的运用，国家在创造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同期，形成了国家产业部门。如此，国家再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也不仅仅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者，而是社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是国家资本家。
国家作为社会资本家的功能，与国家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的功能发生冲突和矛盾。奥康纳用“合法性”（或译“义理性”）概念来描述国家与积攒对立的一般社会管理功能，意指国家不能单纯站在资本积攒的态度上，通过牺牲员工阶级的利益来保持积攒，而应当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尽量协调、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公正，从另一面创造资本积攒的条件，即经济发展所必要的社会安定环境。
奥康纳对国家作用的分析，事实上是在国家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和一般国民经济管理者的基础上，加之了国家为保持私人资本能有利可图地积攒如此一个条件。如此，国家就变成了生产性的，即使在很多情形下，国家导致间接地对余下价值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奥康纳击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
国家支出的组成
奥康纳国家财政危机理论中，第二个理论创新是运用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对资本主义国家支出的作用执行分析。显然，国家履行上述两重职能的活动，进而国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都通过国家支出表现出来。奥康纳首次独创性地从余下价值生产的角度，将国家支出划分为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
社会资本就是国家支出中用来创造余下价值生产条件、体现国家积攒职能的部分。社会资本包含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社会投资指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资本利润率那一部分国家开支，首要包含私人企业无法承受、务必由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和服务设施，比如通讯卫星、水坝、高速公路、输油管道等等。社会投资相当于不变资本，但它是由政府投入的、具有一定社会化性质的不变资本。在这里，不变资本的概念拓宽了。社会消费指为了减弱劳活力再生产成本进而最终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那一部分政府开支，比如社会保险、教育事业、公共医疗等。社会消费相当于可变资本，与社会投资一样具有一定社会化的性质。概言之，社会资本就是国家开支中的间接生产性开支。
社会开支是国家开支中的纯粹非生产性开支，首要用于保持阶级统治、保证社会安定和提升消费能力，体现了国家的合法性职能，也体现了社会为经济发展所支付的代价。比如，国家保持法制的支出，对失业者的津贴，对穷人的救助等。显然，这部分支出在余下价值生产中不起作用，应当消除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外，但是，从价值范畴出发给这一部分支出定性不太容易。笼统地说，它属于由社会扣除的、支付给非生产人口的社会余下价值的一部分。
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之间并没有一刀切的区分标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政府支出中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很难清晰划分。一项政府支出，或许同期具有多重性质。奥康纳以国家投资的高速公路为例，觉得高速公路用作商业运输时，该种投资是社会投资，而用作员工上下班时，便是社会消费，而当高速公路被五角大楼运用时，则是社会开支。产生该种重叠的原因，首要是由于无论是社会资本依旧社会开支，都有十分显著的社会化特质。此外，价值范畴本来就是高度抽象的概念，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一项十分具体的政府支出对余下价值生产和整个社会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各种作用交叉重复。但是，该种统计学上的很难区分并没有妨碍奥康纳的立论。重要的是，奥康纳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国家支出项目中，从余下价值生产的角度，亦在一定程度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区别出国家支出所体现的两种本质上相互冲突的力量，再从该种冲突中推导出国家的冲突。
应当承认，上述该种统计或许发生的重叠还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并没有冲突，也就是说，国家的积攒职能和合法化职能之间也并没有冲突。奥康纳有关积攒职能和合法化职能之间互为冲突并将国家推向危机的理论，是通过他的第三个理论创新引出来的。这就是在一个由三个部门构成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积攒职能和合法化职能的冲突分析。该分析也包含了垄断资本主义下市场结构的分析。
财政开支的分配
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三个部门：垄断部门、竞争部门和国家产业部门。垄断部门由资本密集型的大垄断企业构成，这里工会组织程度高，员工的薪资也高。竞争部门劳动密集度高，工会组织程度低，薪资也低。国家产业部门包含由联邦、州、地方政府供应的服务，如教育、服务、医疗、军队，也包含完全依靠于政府生存的私人企业，如军工等。奥康纳对垄断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该种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宏观分析方法。可以说，在奥康纳的理论中，这三个部门互动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长期发展的态势。
三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竞争部门是依附于垄断部门的。竞争性部门与垄断企业共生，为垄断企业供应廉价的“输入”和销售途径，发挥补充性作用。尽管奥康纳不像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家一样，在分析垄断困难时完全抽象掉了竞争部门，但是，奥康纳觉得，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边倒”的。无论是在商业上，依旧在政治上，垄断部门都占领着统治地位。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部门的上涨依靠于国有产业部门的上涨。国有产业部门是国家发挥积攒功能的产物，垄断部门是该种国家支出的最大受益者。垄断部门通过垄断价格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社会资本支付最小代价，却运用了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中的绝多部分。垄断企业运用了许多的能源，占用了许多的交通、输油管和通讯设施、高技术研究，雇用了更高的教育水平的技术员工和工程师等。就在此时，垄断部门却制造出许多的社会困难，比如高度自动化的设备产生了许多的失业。垄断所导致的有害后果由国家来承受，所以，为了保证垄断企业的持续发展进而动员整个经济的成长，务必要求国家支出持续增长。
国家财政的窘境
奥康纳的第四个理论创新是从余下价值再分配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财政窘境。伴随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升，要求国家支出日益放大以供应许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但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实质是社会余下持续被私人所占有。“财政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冲突——即生产社会化而生产资料私有化这一事实。”
受于社会余下多部分落入私人资本家之手，由政府支配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消费基金不能与垄断经济同步上涨，政府的收入和开支之间显现“结构性空缺”，自此致使了政府在双重角色之间的两难窘境。政府支持垄断企业，将提升生产量力，增长余下价值，同期也将加重消费不足，以至于降低政府的合法性地位。政府抑制垄断企业，国有产业部门不能快速上涨，将伤害余下价值的生产条件，使生产停滞。
这一过程的状况，首先不是经济崩溃，而是环绕政府财政预算上的斗争。垄断企业的代言人要求国家预算用于社会投资，组织起来的员工们却要求国家预算许多地用于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运营破产者则要求扩大社会开支。伴随垄断的持续发展，可以想象，收入有限的政府在越来越大的开支阻力下，财政危机将日趋严重。
引入型财政危机的防范与规避
奥康纳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揭示了国家在兼顾积攒和合法性能力上的局限。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显示，国家支出的组成能够左右经济的兴衰。从这一点上表达，奥康纳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是，奥康纳却用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剖析了国家财政的两难处境。政府承受供应积攒社会条件的任务，务必以余下价值的合理分配为前提。假使私人垄断资本攫取了多部分余下价值，而资本积攒的社会成本则由政府承受，有限的财力将使政府在积攒和合法性之间顾此失彼、左右为难。在该种情形下，环绕国家预算的斗争，形成社会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重心，形成传统的员工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一种新的状况形式。
国家财政窘境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所支配的余下价值太少。在经济世界化的大环境下，对于发达国家来看，奥康纳所描述的国家财政危机有所缓和。伴随利润持续流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的余下价值总量持续增长。受于总量的绝对放大，余下价值是在政府、资本家和员工阶级之间的分割，总是比较充足的、从容的，跟随造成了发达国家阶级关系缓和的趋势。在世界规模内，这个缓和趋势无疑是有沉重代价的。
伴伴随许多的利润流向国外的垄断集团，资本输入国可支配的余下价值将降低。这个趋势将致使余下价值分配在国家、资本家、劳动者三者之间显现严重的冲突。受于本国可支配的余下价值总量不足，在保持劳活力再生产和素质提升的费用、保持社会平稳和发展的政府开支、保持资本投资势头和利润率这三方面之间，矛盾将凸现出来。尤其像中国如此的人口大国，以低廉的劳活力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得收入与保持这个庞大劳活力大军、提升他们的素质所需要的费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上涨举世注目，但社会发展诸多困难却不能得到处理，教育投入不足、医疗投入不足、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农民负担重、拖欠民工薪资等等，正是这个深层次冲突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表达，我国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期，务必小心该种引入型的财政危机。
《国家的财政危机》
《国家的财政危机》是詹姆斯·奥康纳探讨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危机趋势特质及其根源的著作。该著做出版于1973年。该著作提出的财政危机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务必完成两个基本的、但又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职能——积攒和合法。这就代表着，国家务必保持或创造使资本积攒具有机会性的条件，务必保持或创造使社会得以和谐发展的条件；
第二，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基本职能相对应，国家的开支也必然具有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双重特点。社会资本就是对有利可图的私人积攒来看所必需的开支，它间接地用于余下价值的上涨。社会资本又可分为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两部分。社会投资是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利润率而增长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运输、教育、科研等等）的投资。社会消费就是减弱劳活力再生产费用，进而提升利润率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社会保险等等）的投资。社会开支则是为了保持社会和谐，即完成国家“合法”职能所需的工程和服务设施上的开支，其中如发展福利制度的开支。社会开支无益于利润的增长。
从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论题：
第一，国有产业部门的上涨和国家开支的上涨，日益形成垄断产业部门和整个生产上涨的基础；倒过来也可以证明，国家开支和国家计划的上涨，又是垄断产业部门上涨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国家开支中社会资本上涨得越快，垄断产业部门才上涨得越快；而垄断产业部门上涨得越快，国家社会资本（包含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上的开支也就更大；
第二，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是一个冲突的过程，这一冲突造成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趋势。一面，国家即使使资本费用越来越社会化，但是，自此而造成的社会余下（包含利润）却持续地被私人占有。资本费用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的对立运动，形成了以国家财政开支和财政收入之间“结构上的空缺” 为特质的财政危机。另一面，国家权力被为了个人主义目的的私人控制，又更深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一大群具有 “特殊利益”（企业、工业等运营利益）的人，要求国家预算用于社会投资，组织起来的员工们却要求用于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运营破产者则要求扩大社会开支。这些为了控制国家财政预算而展开的斗争，更深一步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财政能力，并潜在地威胁着这一制度生产余下的能力。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冲突，即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的，而自此造成的利润却被私人占有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