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得最大化

个人利得最大化简述

“个人利得最大化”有不同的称谓,“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个人偏好最大化”等等,都可以作这样解。“个人利得最大化”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如果前提,但是对这一重要的如果,从来没有人加以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缺陷。受于这个缺陷,经济学的统一性、真实性、广泛性将遭到质疑,民众有时把“个人利得最大化”奉为至宝,有时又把它弃之如敝屣。本文通过对商品交换发生前后的分析,表示商品交换显现后民众生产与消费的冲突显现为民众生产量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冲突,这一冲突必然致使“个人利得最大化”。

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历史成因

追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源头,民众一般把它指向霍布斯,他在《利维坦》中强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是人的本性。跟随而后的洛克、孟德维尔、休谟、孟得斯鸠等人,都不同程度认同自利的客观存在,并觉得自利的达到方式,能助推社会的整体进步。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最初的表述：民众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能增进社会的利益。马尔萨斯、李嘉图都觉得该种对本身利益的追逐是理所诚然的；边沁尽管以“趋乐避苦”的心理原因取代自利的本性说，同样也觉得自我利益的追逐是一广泛的现象；西尼尔来得更彻底,竞声称“每个人都期望以尽或许少的牺牲获得许多的财富”是经济学第一公理；约翰·穆勒并没有西尼尔的自信,即使他也认可自利说的存在,但只把它看作一个抽象和如果。

或是经济学理论的必然发展,或是经济学论战中的自然延伸,“自利”说在边际学派那里发展为“经济人”的假说。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埃奇沃思等尽管在“经济人”如果的具体观点上有所区别,但把他们的共同点综合起来,可以把“经济人”定格为具有完全理性、追求本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并能达到一般均衡的抽象体。这样看来,“经济人”思想相较于最初的自利说,疑似显得愈加精细、更易于计量、更具有科学性。

但是,无论是“自利”说依旧“经济人”,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反对者。德国历史学派表示, 根据初浅的心理学所构建的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真实；人的自利并没有一定会致使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不从历史的、文化的、法律的、政治的、伦理的诸多原因来探讨人的经济举动,就无法理解国民经济这个有机整体。马歇尔对之也不以为然,他觉得一个以“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的抽象的经济学,不或许得到成功。凡勃伦以“炫耀性消费”抗御“效用最大化”,加尔布雷斯以“生产者主权”否定“消费者偏好”,二者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赫伯特·西蒙的显现,民众以为反对派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用“有限理性”和“满意利润”来抨击“利润最大化”和“完全理性”的神化,所以而得到诺贝尔奖的桂冠。

“自利”说或“经济人”并没有如此容易就范,布坎南坚持自利的追求会致使自然秩序,“效用最大化”只要放在 “约束条件”下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表明,他坚信自利是人的本性,并让它在政府服务和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诺思一面把个人利益最大化视作制度变迁的活力，另一面又把制度的好坏与否与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否达到联系起来, 如此，自利、效用最大化、一般均衡的否定方面疑似都能够给予回应了。最后的“集大成者”也许要算加里·贝克尔,他把个人利益泛化到人类生活的各方各面,个人利益的追求,不论是物质的,依旧精神的, 不论是粗俗的,依旧高尚的,都可以相容于“效用最大化”中；他把社会生物学引入经济学,希冀以此打破利己与利他的恒久对立；他把习惯、风俗、惰性、甚至犯罪都纳入理性的范畴,“完全理性”或许就没有敌手了吧……

个人利得最大化存在的困难

以上我们非常粗略地勾勒了“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历史成因，该种粗线条,肯定会遗漏不少重要的经济专家,遗漏了更精确的思想,但是对这篇论文的主旨来看,这也许已经够了。根据这一粗线条,我们可以目睹,未经证明的“个人利得最大化”,起码存在下方三个困难。

1. 人的自利,或被看作人的本性,或是以心理原因做出解释,或者如戈森所说的是上帝的旨意……这些主观的、抽象的臆说, 历来均是反对派诟病,要以此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石,的确是让人难于接受的。甚至把自利称为经济学第一原则的埃奇沃思,也承认这个原则并没有是非常现实的。梅纳德·凯恩斯对此有更公允的评价：“穆勒、杰文斯、70年代的马歇尔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埃杰沃思都曾经信奉功利主义心理学,把经济学的基础置于该种信念当中。晚期的马歇尔,晚期的埃杰沃思以及很多较年轻的经济专家已经不完全相信该种心理学；但是,我们到当下也没有去非常彻底地探讨这最初基础的合理性与否,却依然依靠该种上层建筑”。

2.“个人利得最大化” 既然依旧一个如果,既然还没有被证明,它的边界就是不清晰的,民众任意把新的内容添加到这一如果里面,使它的外延持续扩大。一个没有严格界定的假说,除了持续招致反对的异说,引来无谓的争论,还会使这一假说自身臃肿庞杂,它的广泛性会承受质疑。在萨谬尔森流传甚广的《经济学》中,在具有革新意义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在曼昆“最让人鼓舞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都没有“个人利得最大化”或“经济人”的清晰表述,至多只有零敲碎打式的运用,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这三本有着深远影响且又是普及性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居然不正面介绍“个人利得最大化”或“经济人”这一重要的理论如果,这只能表明,这一重要如果的广泛性与适用性己遭到猛击。

3. “个人利得最大化”或“经济人”如果的反复辩难,使很多新的看法、新的理论、新的如果应运而生,使经济学的统一性成了困难。民众诚然可以说这是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我们更应当说这引致了经济学的混乱与分裂。历史学派,边际学派,福利经济学,制度学派,凯恩斯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的社会经济论……都可以说和这一争论直接相关。杨小凯对如此的分裂局势深有同感,只然而他期望用超边际分析来执行统驭。在另一极端,己经有人倡言超越或抛弃“经济人”这一如果,以便一劳永逸地了结这场争论。

所以,不论是受于历史遗存的原因,依旧出于现实困难的考虑,都有必要对“个人利得最大化”做出证明。

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证明

社会分工引致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显现，又致使了"个人利得最大化"，这是一般的表述。而这一重大改变的具体过程，可以作如下的推演。

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如何执行生产来满足自己的消费。在商品交换未发生前，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一个自内的、封闭的体系。在一个家庭或共同体内，民众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该种自我封闭的生产与消费，无论是自给不足、自给自足、依旧自给有余，民众的消费都只局限在自己生产的规模内，生产的领域是狭小的，相应地可供消费的物品也极其有限。在这一情况下，自给不足，自然会促使民众付出生产，以高达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是一个饱和点，胜过这一点，其产品是多余的、无用的。在这里，生产制约着消费，消费也制衡着生产，生产与消费的该种互为制衡，制约了人类生产的更深一步发展。举例来看，假定一个家庭或一个共同体，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类物品，自产自用，和外界没有商品交换关系。那么，当粮食和衣物的生产量满足这个家庭或共同体的需要时，即到了饱和点，如再继续生产，便是无用的、多余的。这里既有生产对消费的制约，又有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民众的需要和消费就被制约在这两类物品上；而当这两类物品的消费高达饱和时，也就组成了消费对生产的制约。所以，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而该种有限性是被统一在家庭或共同体这一自我封闭的经济实体中。于是，我们便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在自我封闭的原始经济中，民众的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生产与消费的该种有限性互为作用，滞缓了社会生产的成长。

商品交换发生后，情形就开始更改。最初的物物交换，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时，余下产品的存在己不再是无用的了，民众可以把它用于交换其余物品，以满足新的需要。伴随商品交换的扩大，社会分工的成长，进入交换的物品日益增多，民众的消费也向许多的方面扩展，社会生产的多样化，同样也导致社会消费的多样化，二者是同步的。这是就整个社会规模来说。

就个别家庭或共同体来看，商品交换发生后，生产变得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在交换的前提下，生产的物品可以和其余人生产的物品相交换，所以物品的生产不再受家庭或共同体内部消费的制约，进而有了无限发展的机会性。但是，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如既定的时间、适当的地区、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等)，一个家庭或共同体，只能生产出某一定量的物品，即使在交换发生后他们有生产尽或许多的产品的冲动，但却不或许生产出无限多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是有限的。在此需要表明的是，表当下个别家庭或共同体中的该种生产的有限与无限，其生产的无限性导致显现为一种运动的趋向，而生产的有限性则显现为一种既定的现实。从消费的方面来说，也是这样，既表现出有限性又表现出无限性。任何家庭或共同体，对某一消费品的需要量，在适当的时期内，总有适当的限度。这是消费的有限性。譬如一个五口之家，一年之内用于食用的粮食或者一千公斤，或者两千公斤，它毕竟是一个有限的量，不或许趋于无限。但在消费的种类上，伴伴随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成长，却变得多种多样，有无限扩张的势头。当民众吃的需要得到满足，会要求穿得更暖更好；当民众穿的需要得到满足，就需求住得更宽敞、更舒适；……当民众的衣食住行都得于满足，还会生出许多的其余需要。所以说，消费又是无限的。

在谈及生产的有限与无限时，是把它放在家庭或共同体的内部来考察的；而谈及消费的有限与无限时，消费的有限性依然依旧把它限于家庭或共同体内部，但消费的无限性却是自外的，也就是说该种无限性决定于外部条件，决定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生产与消费这一对冲突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消费决定了生产，生产又倒过来引导或制衡着消费，所以又有人说生产决定着消费。生产与消费的该种交互作用，也表现于生产与消费的无限性中。前面已经谈及，消费的无限性是由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存在决定的，那么，生产的无限性呢，则又决定于消费的无限性，由于只有消费的无限扩大的势头，民众才有无限扩大生产的冲动，所以，消费与生产的无限，最终均为由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显现所引致的。

以上发生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上的改变，更改了自我封闭的原始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有限性，使事物的成长错综复杂化。生产的有限与无限的冲突，消费的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二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新的运动。在这里，和没有商品交换时不同，生产己不受家庭或共同体内部直接消费的制约，满足消费后的余下产品不再是无用的，而可以通过交换转变为其余消费品，进而使生产有无限发展的机会性。同样，消费也不受制于直接性的生产，除了消费家庭或共同体内部直接生产的物品外，还可以通过交换，消费其余人生产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使消费持续发展和多样化。该种新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使生产和消费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民众的生产量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生产的无限发展，必然受制于生产量力的有限性。相反，消费的无限却取决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成长，并没有受消费有限性的制约,而只受制于生产量力的有限。所以，我们又得出其他最为重要的命题：在商品交换的前提下，就个别家庭或共同体来说，其生产量力是有限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生产与消费的冲突显现为民众生产量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冲突。生产量力的有限，制约了消费的无限扩大，而消费的无限扩大，则又促使民众生产量力的无限发展。

但是，在我们所说的物物交换阶段，民众生产量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冲突，还处在萌芽阶段，货币的显现，才使这一冲突获得了明显的地位。马克思以其哲学家的睿智写到：“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看，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由于它能直接转化为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此导致作用有限的买入手段。货币的该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冲突，致使货币贮藏者持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攒劳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运用价值一般”，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它可以和商品世界中任何商品相交换。所以，假使说物物交换的显现使民众的消费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那么，导致在货币这一形式上，民众消费的无限性才寻到它现实的代表。应当说，货币的量和质的冲突，只然而是民众生产量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冲突的集中表现，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反作用一样，货币作为这一冲突的集中体现，又将反作用于这一冲突，使民众生产量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冲突更形突出、更形尖锐。

抽象地看，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商品交换造成前，民众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消费是有限的，易于满足的。商品交换造成后，消费却形成无限的。所以，在民众生产量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冲突中，显现为民众对消费资料的不同种类的无限追求；在货币的质的无限与量的有限的冲突中，显现为民众对尽或许多的货币量的追求。最终，二者凝固在民众世俗的物欲当中，即显现为持续地追求尽或许多的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也就是经济学中一般所说的“个人利得最大化”。至此,我们可以对“个人利得最大化”作如下平实的定义：这里所指的“个人”，是商品交换或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意义的人,即不论男女、不论职业而具有正常理智的人；这里所指的“利得”,是一般意义的物质财富,首要以货币为表征；这里所指的“最大化”，不是边际分析中经历精确计量的极值,而只具有约束条件下“尽或许多”的普通含义。

社会分工致使商品交换，商品交换产“个人利得最大化”，以上导致理论上的推演。在实证的方面，也可以找出很多的经验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不少有关原始群落的人类学著作中，都有商品交换未发生时，原始人类对财物的漠视、大方、无私的记载，也就是说，并没有存在个人追求利得最大化这一历史趋势。但是,商品交换一旦发生,“个人利得最大化”便形成一必然的趋势,这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例子举目皆是,不需要一一列举。这里只须举三个过渡性的例子,更能表明困难。

1.例证1

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原始农业己经存在，但是地广人稀，自然食物丰饶，差不多没有商品交换；民众衣食不愁，懒散闲适，不必艰苦的劳作，也不积攒财富，没有贫富的分化。假使要作更深一步的诠释,或更直白地说,受于没有商品交换,即使自然资源丰富,民众并没有积攒财富,更不存在“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追求。

2.例证2

作为近代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亚当·斯密如此描述：“在既无国外贸易又无精良制造业的农村，一个大地主，对保持耕作者所余下的多部分土地生产物，既无物可以交换，就无所谓地把它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这余下部分，如充足养活一百人，他就用以养活一百人，如充足养活一千人，他即用以养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实无其余用途。所以，他的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门客。他们依靠他的给养，既无任何等价物为报酬，就服从他，象兵士服从国王一样。在欧洲工商业仍未扩张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领主，其待客的阔绰，都胜过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这里，斯密无意中称出，当工商业尚不发达时，民众觉得余下物品是多余的、无用的，因之而任意挥霍。随后他又写到，伴伴随商品交换的成长，民众开始意识到货币的重要性，日愈追逐个人消费的多样性或无限性，个人利得最大化显成一必然的趋势。

3.例证3

当代作家贾平凹在他的《商州纪事》中曾经谈及，在改革放开以前，受于对商品交换的制约，他去到山区农民家，乡里人会非常热情大方地把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出来招待客人；改革放开以后，当他又一次到达山区农民家，受于商品经济的成长，乡民们尽管仍十分热情，但却不再倾其所有地款待客人,而是将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去交换。

以上三个例证,从时间限度上讲,分别是古代、近代和现代, 从观察者的身份来说,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经济专家,一个是文学家,因此很具有代表性。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三个例证的大环境中,已经存在商品交换,但即便在该种大的环境下，那些相对封闭、较少接触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发生较为缓慢的地区，民众对货币财富的立场相对也是超然的。反之,一旦接触商品交换而且该种交换在民众的物质生活中占领重要位置,民众在心理和举动上对物质财富的超然立场将令被对货币财富的关注、追逐和贪婪所取代。

个人利得最大化应注意的困难

个人利得最大化，已经成了经济学中的金科玉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心脏或发动机，它在人类有记录以来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但是，有下方几点是务必谨记的:

第一，个人利得最大化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分工及商品交换所孕育，并伴随商品交换的成长而发展。

第二，个人利得最大化既可以发挥“看不见的手”的重大社会功效，同期又是诸多社会灾难的罪魁祸首。

第三，个人利得最大化仅是主宰整个经济运行的一维，不是全部，它务必与其它基本原因结合在一起，才可有效地解释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