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回购
回购（Buy-back），又称弥补贸易（CompensationTrade）是指交易的一方在向另一方出口机器设备或技术的同期，允诺买入一定数量的由该项机器设备或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该种做法是产品回购的基本形式。有时双方也可通过协议，由机器或设备的出口方买入进口一方供应的其余产品。回购方式做法比较简单，而且有助于企业的成本核算，运用较为普遍。所回购的商品一般在卖方所在市场销售或用于制成品的生产，卖方对回购产品的质量也较为关心和重视。但是，受于回购商品要等进口的机器设备安装投产后才可执行，交易期限往往较长，有时长达5—10年，甚至更长。
中国的回购和美国的回购是两回事。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回购规模过于狭窄，只限于公司为降低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合并的情形，不允许公司在市场上对本公司股票执行随机买卖。所以，在中国，回购是需要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的程序，董事会没有权力依据自己公司的股票行情随时买卖股票，即不存在库存股。
在美国，公司收购自己发行的股份是普通的事，董事会依据自己公司股份的行情可以随时买卖股票，作为库存股。另外，公司为达到对公司雇员许诺的期权也可以运用库存股。以私有化为目的，公司还可以公开要约的形式向某一类别股东买入本公司的股份。
中国股市，回购疑似是一件让国家、公司、股东都皆大欢喜的事。
一部分上市公司之所以急于回购，完全是历史困难沉淀到一定程度后的阻力促成的。这首要是由于一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比例过大，流通股甚至达不足法律规定的比例。而国有股和法人股股东差不多是没有资金参与配股的，这就严重降低了这些公司利用股市的再筹资能力。庞大的资产，必然致使每股利润减低，也使配股价无法定高。
有的公司，如白云山股份公司，有几亿资金白白放在银行里找不足去处，稀释了每股的利润率。这就让人不免发问，白纸黑字写明的募股资金用途都哪去了？是为了得到发行资格而未经论证匆匆编造的，依旧情势变迁，遭遇东亚金融危机，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致使设计的项目形成幻景，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的经济环境下，低水平的生产已经历剩，而公司又缺乏技术和人士的储备，无法投入高科技的生产。所以选择放在银行里是明智的，比上一部分低水平的过剩项目要好。但是，总放在银行里对于公司盈利能力是个危害，会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数字游戏，但这个游戏对于公司来说，或许致使其失去配股资格，乃至上市资格。
法人
“回购”概念之所以能被各方接受，是由于各方面人都觉得能从中达到自己的利益。从国家来说，回购不失为处理国有股困难的一种方式；地方政府期望能让本地上市公司形象更佳；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指望能够在回购中得到一定溢价现金；公司期望借此节骨眼树立不错形象，便于融资途径的畅通；而流通股股东虽从帐面上来说，其事实收益并没有增长，但受于每股利润率的增长，股票将于二级市场上增值，好处不言自明。你瞧，还没有真正回购，仅概念股的炒作就让一部分人尝到甜头。
大家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表面看来，回购可以说是制度设计的佳例，能使各利益集团都满意。但回购能否真能体现《证券法》的公平呢？谁会承受真正损害呢？这仍需要探讨探讨。
银行业有关
在银行业，回购协议简称为“回购”，指债券（也可以是其余的证券，这里以债券为例）的卖方在出售的同期，允诺在指定的时间按协议价格购回这笔债券。回购协议的期限大多为隔夜或几天，相似于一笔以债券做质押的短时间贷款。如此，债券卖方便临时得到了一笔可支配的资金，债券的买方则得到了债券的买卖差价或利息收入。
公平
《公司法》
《公司法》规定的同股同权，一笔抹杀了类别股的概念，中国不再存在优先股。而《证券法》对国有股、法人股、A股、B股等不同股份用忽视的方式执行处理，这反应了立法者对在不久将来处理这些困难的信心。但现阶段的事实操作中，这些不同股份的存在却是无法忽视的，公平困难时不时提及桌面上。
那么，只对国有股、法人股执行回购能否公平呢？从美国看来，公司以私有化为目的的回购，可以要约方式执行，即需要对同一类别股份的所有股东依照同一条件发出要约，要履行严格的程序和披露义务。中国没有“类别股份”的概念，国有股、法人股和A股等差别是属于同一类别，但属于不同的股份，法律上没有清晰的区分。
只对国有股、法人股回购，从所有股东都应当有同等的权利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国有股、法人股从诞生以来，就缺乏可以流通的市场，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退出，从这方面来说，又是公平的。而且，假使务必对所有股东执行回购，定价同样会导致公平与否的困难。依照《证券法》的要求，要约需对所有股东以相同条件发出，公司以仅好于净资产而差于市场价的单价向所有股东发出，则事实产生只向非流通股股东发出要约。假使用好于市场价来回购，则是对流通股股东的损害，对国有股和法人股来说是喜讯。
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作为权宜之计设计出来的国有股、法人股，“如鲠在喉”。
回购概念的诞生，是处理国有股、法人股流通困难的一种方式，但仍不免让人觉得国有股套现，事实也就是退股，这是《公司法》明令禁止的举动。国有资产在评估作价时已经有了很多泡沫，在回购时，用其余股东投入的资金执行支付，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得到收益，则不会有怨言。那么谁承受了损失呢？就是在回购以后还持有该公司股份的股东。
历史困难的处理总有一部分人会承受损失，正如当年农村改革的成就是国家承受了损失。而回购中流通股东的损失是在他们预期可以得到弥补的情形下能够忍受的话，则该种设计就会得到认同，否则只会增长老百姓觉得股市是个圈钱工具的恶感，最终致使无钱可圈。
诚然，在回购股份定价之时，只对国有股或法人股执行回购，不会以流通股市价作为参考，否则就是明目张胆的“圈钱运动”了。所以，从处理历史困难的角度来说，回购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平的。
有很多配套制度需要完善，否则公平也不或许达到。比如，导致的一个《公司法》的困难，即关联股东回避困难，可惜，《公司法》没有规定关联股东回避的制度，也没有规定保护小股东的具体措施。所以，在非流通股占控制权的情形下，要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一项会议并没有是难事，这显然是一个漏洞。另外，用不良资产执行回购的设想还涉及一个如何界定不良资产的困难。法律一日不规定大股东对公司和小股东的诚信义务，事实就一日难避免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兴风作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制度的设计是一件复杂的事，由于中国偏好“概念”，忽略实施和操作的传统，预先的严密论证和设计是必不可少的，而严格实施法律制度则是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核心，制度运行中的时时求证和调整也是十分重要的。回购法律制度的设计，同样不是某些利益集团设计出来一个概念就能达到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