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自治是指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依据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自主决定公司的内部关系，即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编辑]股东自治的价值
近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度，事实上一直是西方法的移植(transplanting)的过程，在立法过程中的“拿来主义”十分盛行，很多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纷纷被移植与嫁接到中国的法律当中。其中该种“拿来主义”表现得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公司法律制度。1903年的《大清公司律》就是以英国1856年《合股公司法》、1862年《公司法》以及1899年《日本商法》为蓝本策划的。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1993年《公司法》同样也是在充分比较和借鉴其余国家(地区)公司立法的基础上策划的，甚至还闹出了在引进过程中语序调整而使某些公司法律条文形成“无人领会的语言”的笑话。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更形成了西方公司法律先进制度的移植与嫁接的“盛宴”，很多学者所以评论，中国公司法迈进了世界先进公司法之列。但是，在法治化进度中，物质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即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构建或引进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务必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给予奠基和支撑。而可以肯定的是，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和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我国的公司法律所缺乏的恰恰是“软件”，在引进的各种先进的公司法律制度的豪华配置的“硬件”系统中，缺乏统领和贯穿法律整体的理念与精神。那么，“硬件”系统的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从1993年公司法在实践中的效果看是不难证明上述论断的。
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供应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成长，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期供应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法理念反应法的质的方面，是一种高度抽象、理性的法意识，是具体法律制度的灵魂。法条、法规好比驱壳，同样的驱壳置入不同的灵魂，就形成不同的体制，效果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就是法理念的力量和价值所在。公司的本质在于公司归资本所有者所有、为股东投资的工具，那么，天然地，在公司中股东应该拥有至高的地位；公司制度则是让公司资本供应者“各得其所”的可能，那么，公司的各种制度与人士的安排中，股东理所诚然地要形成核心。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举动和规定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律，其法律规则中体现公司及公司制度的本质与精神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公司法律中突出股东自治暨以股东为本理念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我国公司法却抹杀了公司及公司制度应有的理念与精神，将公司定位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将公司制度当作达到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工具，公司法律被置入了不同的灵魂，使公司、公司制度及公司法在我国社会经济实践中发生了异化。对于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早有学者表示：“公司制度不等于《公司法》或其法条，《公司法》的好坏不等于公司和公司实践的好坏，拘泥于条文是没故意义的，核心是要搞清公司究竟是什么，要牢牢地把握住以股东为本的理念”。整体来说，贯彻股东自治以股东为本的理念，具有下方几方面价值：
第一，如前所述，公司及公司制度的造成与发展均以股东为核心和主导力量执行的，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及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律，确立股东自治的理念实质上是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在实践中形成的公司组织及公司制度该种经济基础与社会实在的回应与反馈。自此，在公司、公司制度及公司法中股东自治以股东为本形成一条主线，将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司法中的股东自治的理念也形成公司作为股东投资工具本质的反应，有效地防止公司异化情形的发生。
第二，公司及公司制度的造成与发展是来自民间社会民众对于财富追求的自发的演进，公司法是在公司与公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造成的，是公司历史的一个归纳。而在现实中，公司法的成长是落后于公司制度的演进的，其根植于公司及公司制度造成与发展的社会当中并伴随经济生活和公司制度的成长而持续发展完善。当公司及公司制度的成长对公司法规范的客观需求转化为立法动机后，就要将该种立法动机转换为现实的法律规范，而与公司本质及公司制度价值相联系的股东自治的理念便组成了公司立法需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立法者运用股东自治之理念对调整公司法律关系的公司法模式与规则执行评判与优化选择，将民众传统具有的股东自治的理念外化为现实的公司法律规范。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公司法理念便或许造成什么样的公司法律模式与规则。所以，贯彻股东自治的理念便于保障公司法发展与完善的正确方向。
第三，股东自治的理念在公司法的事实运转中也有着重大的引导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言：“任何值得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务必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而科学的、现代的法律理念既是主体执行法律运转的基本价值，也是主体执行法律活动的观念活力。不错的理念有助于促进民众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指示民众的公司立法举动、司法举动和守法、用法举动。立法者可以在正确的法理念的指导下使立法内容与公司实践相切合，法律保障并促进公司发展的不错秩序的显现；司法者(法官)针对个案，即便法律中缺乏明文规定，但依据正确的理念将现行法律的原则运用于案件，同样可以作出合理的判决并通过司法发展完善相应的制度。而在公司实践中，贯彻股东自治理念的公司立法也致使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防止内部人控制等不正常现象的显现。所以，以股东为核心的理念将公司、公司制度及公司法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指导包含立法、司法、守法、法律实行等所有法律实践活动的作用，也使整个法律实践活动朝着正确的目标运作和迈进，并最终促使公司的成长与经济的繁荣。
">编辑]股东自治的达到
股东自治作为公司法的基本理念，其毕竟是主观的，股东自治的理念务必体当下公司法律制度当中，并在法律策划与实行过程中表现其存在和价值。但是，人类的任何理性从而理念均为经验和教训的产物，法的理念是在民众长期的社会和法的实践中造成的，并非是先验的。所以，我们也务必认识到，确立符合公司本质要求的公司法律理念并没有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综合系统工程。股东自治真正达到的根本在于群众、在于股东，只有股东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与自治精神的情形下，股东自治才可具有不错的社会基础。但是，受于股东自治具有极大的民主色彩，在一部分落后或低收入国家，通过公司法的贯彻养成普通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在公司内部率先达到民主，并使民主渐渐从经济领域顺理成章地扩张到政治领域，正在被证明是通向民主世界的成本最小的道路。甚至在美国，为了保证经济民主与股东自治的达到，当大股东或运营者控制公司而使经济民主与股东自治扭曲之时，利用“股东积极主义”(stock holds activism)思潮吸引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股东除了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表决外，还拥有提案权，以及可以谋求“评价救助”(appraisal rem-edy)；在19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决定激励股东参与公司投票选举，称选举也是一种资产。
可见，股东的民主意识与自治精神的培养与塑造是股东自治达到的根本。但是，股东民主意识与自治精神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股东自治的实是一个长期的、综合系统工程。假使仅从股东民主意识与自治精神的培养角度着手促进股东自治的达到，显然会费时长、见效慢。那么，从立法与制度的变革人手逐渐培养群众暨股东的民主意识和自治精神，为股东自治创造不错的外部环境与实行条件，通过外部原因的完善逐渐促进民众观念更新，也许效果会更为显著。可以设想，当民众在对公司、公司制度及公司法的了解持续加强的情形下，发现其内在的规定性使股东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在此基础上形成股东自治的公司法的基本理念；在该种理念的暗示下，立法者开始自觉地将股东自治的理念运用于公司法律的策划与修改，执法者与司法者将其适用于社会生活和具体的个案，最终通过广大社会成员对股东自治理念的接受，使公司法律制度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完善公司立法
2005年公司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在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数据的精神，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归纳十年来公司法施行的经验与教训，分析、研究社会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适时、适度地调整相关制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降低交易风险，使公司法愈加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供应法律保障。”该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指导思想，实质上能够形成我国现阶段所有立法的指导思想，仍未突出公司法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理念。那么，没有贯穿整部法律的基本理念统领，公司法的完善只能是基本制度的引进与修补，各种制度之间难免相互矛盾，制度的价值功效也将大打折扣。诚然，理念作为民众的主观认识是不或许如同具体制度一般在法律中清晰规定的，而是像一种精神蕴涵于整部法律当中，形成法律的中心价值；但就在此时，理念的造成与存在基础是客观的，任何的法律理念均为建立在民众主观对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应，而理念的存在则是通过法律中每个具体制度所具有的应然规定性而反应的。所以，就公司立法的法律条文来说，股东自治的理念可以在法律的具体制度中给予体现，这是法律理念客观性的状况。在公司立法的具体制度中贯彻股东自治的理念，使之形成整部法律的精神或中心价值，这也可以促进执法与司法，甚至促使群众逐渐接受理念，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经济实践。
首先，公司法中应该更深一步清晰公司的本质，即公司为资本所有者所有、是股东的投资工具。
一面，从公司的起源开始，股东投资于公司，进而公司为股东所有、为股东投资的工具，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直被觉得是理所诚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西方悠久的产权保护和完善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传统与精神的写照；而公司制度则是西方社会中私有财产制度的演进形式。即便在现代公司或企业、特别是大公司企业，无论怎样被股东或出资者以外的利益主体，包含运营者、职工、银行、公众和社会团体、政府等(不消除这些主体自身就是股东)所支配，公司或企业归根见底是处在股东或出资者的监督、控制之下，法律绝不允许公司或企业的举动违背股东或出资者的根本利益。尽管，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差不多没有“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承受者、公司为股东的投资工具”字样的规定，但传统的法治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权利意识，使公司的本质如同“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一样形成民众的共识。在我国，公司的本质被民众所曲解，而该种曲解在现实公司实践中引起了相当多的困难。
2005年《公司法》的规定使本来就存在误解的公司本质变得愈加混沌。基于此，在我国公司法中更深一步清晰公司的本质，不只有利于促进公司法中各种具体的公司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也为民众对公司认识与观念的转变给予了必要的指导。另一面，公司法对公司本质的清晰规定是公司法股东自治理念确立的前提与基础。公司、公司制度与公司法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三者关系除了历史的渊源与制度的依存之外，股东的存在及其权益的保障形成另一条贯穿三者的线索。而在我国，却鲜有学者对此展开论述，而主流“当家的”学说—公司(法人)所有权说的本质和作用只在于使公司完全独立于小股东，保证大股东或公司内部人士对公司的控制和操纵；自此也就可以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董事等高级管理者何以在侵害小股东的权益上毫无顾忌。实质上，公司法中公司本质的清晰并没有导致单纯地为了表明“公司是股东的财产，依旧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更深一步确立股东在公司组织当中的核心地位，如此在公司法中确立股东自治的理念时，民众才可将公司法理念的客观性认识得愈加清楚。
其次，淡化公司法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在公司法中确立法院中心主义。
尽管国家对于公司事务可以基于效率与非效率等大量理由执行干预，而且公司企业的运营发展往往涉及第三人利益，自此企业的财务会计外在化为强行法律制度，信息披露及其管理、职工参与、国有企业制度等规则逐渐进入公司法律内部，形成公司法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就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来说，公司作为股东的领地，国家差不多不会主动地介人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在公司法体系中，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一般承受内外两方面的机制制衡。内部制衡机制源自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互动与制衡；外部制衡机制则来自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力干预与监督。
而现代国家对公司行政干预首要体现为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对公司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管理，证券主管机关对股份公司股票发行、交易的监管等来影响公司运转。该种行政干预事实上是把公司作为整体从外部执行管理，尽管有助于督促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合法、有效运转，但并没有直接涉及该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协调。直接对公司内部各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利益冲突执行整合、协调的任务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完成。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及其专负法律实行的职责，使其有充足的能力和权威去救助私法主体的权利并为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转供应程序保障。所以，司法程序的监督与保障又是现代公司外部作用力的首要源泉。翻开诸西方国家公司法，可以发现法院不仅仅以诉讼程序为有关利益主体供应权利救助，而且还充当“监护人”一样的角色以非诉讼程序不时地介入公司的自力运行机制。就公司内外两种机制的关系来说，内部机制是外部机制存在的基础，外部机制通过内部机制起作用，是为克服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运转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局限性而存在的，特别是司法程序保障对内部机制有复苏运转或替补的功能。
所以，法律机制总的上来看只应该作为私人意志的中立的助推者。国家对公司内部事务干预的手段，首要是通过公司立法为公司的设立与发展供应不错的参照和供应纠纷处理的渠道，公司的内部事务首要是交由股东自治而完成的；干预的目的也仅仅在于为公司竞争有效率的开展供应便利(防止公司僵局的显现)、复苏公司的运营秩序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在我国公司法律中，尽管较之1993年公司法，2005年公司法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已经大为降低，但是毋庸讳言，传统的干预思维与立法习惯的惯性，致使2005年公司法中的行政干预色彩任然显著，仍未完全确立法院中心主义。比如，在我国公司法中还尚存大批对于违法举动的行政制裁，首要采取罚款或撤消公司登记的行政手段来制裁相关责任者或公司。该种行政干预方式实质上是国家取代了公司股东的地位，对公司内部运营管理举动的直接干预，对于公司股东自治来说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法采取法院中心主义，为公司运转所供应诉讼与非诉讼的司法程序保障。该种方式是被动实行的，是股东或其它利益主体自我选择的救助，直接出于维护自己或者公司的合法权益的动机，假使股东不提起诉讼，法院并没有会主动介入公司的运营管理。显然，该种方式的发起，主动权是在股东的手中，股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提出救助，实质上也是股东自治的一种表现。
(二)转变政府角色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务必具有法律根据，依法行事。一般来说，经济立法往往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三方面功能，即在市场经济中起到最低程度的保护作用，通过策划必要的法律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经济秩序，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充当仲裁员的角色，对违背法律的举动执行裁决，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国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达到保障宏观经济的平稳上涨，达到充分就业或减弱失业率，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在我国，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首要是行政机关对于民众生活的干预已经高达细致入微的程度，大到分房结婚，小到买米买面，无不渗透着政府的身影，民众的自主、自治空间极小。在企业的设立与运营管理方面，也均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执行，企业差不多没有运营自主权。改革放开以后，尽管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干预程度有了明显的减弱，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执行的，政府主导着改革的所有制度供给，使包含法律的制订(立法)与实施(司法)中都包含着政府的目标。对于我国法治的达到，有不少学者曾经直接表示，“依法治国”中的“治”就是“法治”，治国的根本首先是指国家机器，然后才是指人民；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人民是治不好的。法治的根本在于对政府的规制。在达到股东自治方面，事实上情形也是这样。假使我国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没有确立股东自治的理念，那么，公司设立与运营过程中的过多的行政干预显然将形成障碍公司自治开展的最大阻碍。
但在我国，除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期间残留的干预思想作怪之外，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政府干预公司事务，往往觉得是受于我国存在大批国有企业的缘故。尽管在我国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公司法的首要作用是规范公有财产投资运营和公有主体之经济结社举动。但是，这并没有表明公有主体投资设立的公司就无法达到股东自治，政府就可以随意的干预企业的运营与管理。事实上，公有或公营企业并不是是我国所独有，即便是国有经济水平较低的美国，其整个国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有5%-10%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基于法治的要求觉得政府承受着三种角色，即社会经济管理者；国资总老板或抽象的所有权人；国资的具体老板或出资人(股东)、占用者。
首先，在市场经济与法治条件下，政府的首要角色是公共事务管理者暨社会经济管理者。政府对公共事务暨社会经济执行管理时，一面，其职权的行使务必具有法律根据，不能任意解释法律、任意规避法律的制约，也不能将行政权力无限扩大，要严格地依法办事。另一面，政府中承受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机关应该秉持中立与公正的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市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不应有所偏袒或歧视。另外，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暨社会经济事务时，务必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政府的决策权力应该承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制衡。
其次，对政府担任国资总老板或抽象的所有权人的角色，在西方国家这一角色往往由财政部担当。在我国则由国务院担当国资总老板或抽象的所有权人的角色。政府的国资总老板或抽象所有人的角色应策划有关的政策与规则、代表人民对任何掌握着一定国有资产的主体行使监督的职权，从法律方面和监管者的角度对于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行使监督管理的职权。
又一次，国资的具体老板或出资人(股东)、占用者的角色，则是由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以及具体的占有运用国有资产的部门充当。政府的国资具体老板或出资人的角色，代表着这些部门事实上涨使国有企业股东的权利，即策划章程、选择运营管理者、参与巨大决策以及资产收益等权利。
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三种角色设置还要解决到不得利益矛盾、角色扮演不得错位，担当角色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士应具有可问责性，并在角色定位精准、清晰的基础上落实责任，即“角色不得错位、利益不得矛盾，人人可(被)问责。”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对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同期也是政府在参与经济活动时所务必具备的基本法治理念。
其一，角色不得错位。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暨社会经济管理者，其权力来因为法律的授权，权力行使也要承受法律的规制。假使政府的行政权力任意扩大，随意伸向政府其余角色管理的领域，不能依法行使，那么，此时政府的角色就错位了。其二，利益不得矛盾。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角色的错位必然致使利益的矛盾。比如，像国资委如此的机构，不能集国资总老板职能和具体老板职能(企业的出资人或股东)于一身，否则就会显现自己监管自己、自己调控自己的利益矛盾，组成了法治之大忌。其三，人人可(被)问责。《法国民法典》早在200年前就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人人都要对自己的举动承受责任，政府及其工作人士也是这样。从法治的要求来说，这本不应当是一个困难，但是“过错责任”到了政府这里却打了折扣。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的地位被抬升到了极点，进而使其举动往往处在监督的“真空”状态，既使被要求承受责任，其也能以“集体决定”、“行政特殊”等抵挡之。这样这般，没有责任与制裁的法律只能形成一纸具文。法治的精神核心在于责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成长呼唤着每一个市场经济参与者，包含政府以内，守规矩、讲诚信、平等问责、平等竞争。当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时，特别是参与经济实体法律关系中，如企业竞争、政府采购等关系中，其与公民法人一样，应该平等地承受责任，而不能动辄就以“集体决定”、 “行政特殊”等原由开脱。当责任到位，追究到人之时，政府及其工作人士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就必须视法律为准则，必须审视本身角色，必须谨小慎微，最终公平维护的是每个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三)提高法院能力
在股东自治理念的暗示下，公司法逐渐采取法院中心主义，大批的公司纠纷将由法院最终裁决，显然，法院受理的公司类纠纷案件的数量将令大批增长，而且受于公司类纠纷的复杂性，公司法规则往往为法官的自由裁量留下较大的空间。但是，公司法的法院中心主义并没有是授权法院或法官在处理公司纠纷案件时可以自以为是，代替股东做出分析或者侵犯股东的自治权利。公司股东自治的理念显示，“个人是其本身利益的最佳法官”，一面，法院对于公司举动的审查应该尊重公司股东对公司事务的自主安排，另一面，即便法院需要对公司执行干预，也应该在适当的限度之内，坚持有限干预的原则。
事实上，基于对公司法中股东自治理念的充分理解，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院与法官具有很好的传统，能够非常好地保障公司中股东自治的达到。英国的法官否认其具有商业知识并宣布对干预公司事务维持沉默。早在1902年，戴维大法官代表审理Borland v. Eagle一案的枢密院说：“与共同股份公司有关的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法院不会干涉公司在其权力规模内的内部事务，并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做的管辖权”。而法官不干预公司内部事务也反应在盎格鲁—美利坚精心策划的法律原则中，一般被称为商业分析规范的美国原则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依据该规范，法官不干预由公司管理层做出的商业分析，只要该决定是经历某种程度的勤勉和审慎以及不存在欺诈、非法或利益矛盾。美国法官也清晰承认该原则的理性基础之一是法院不适于评价商业决定。在股东自治理念的暗示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院与法官对于公司内部事务的不干预立场在具体的案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比如，在英国 1994年上诉法院判决的Hainan v. BML Group Ltd一案中，一家小私人公司中的两种股东造成了纠纷。在这家公司中，股票被分为A种和B种，A种股票持有者是多数，但是股东协议予以B种股票持有者以一部分权利，包含除非有B种股票持有者参与，否则股东大会就不看为高达法定人数。当受于对自利举动的指责而造成纠纷之后，B种股票的持有者婉拒参与会议，两位 A种股票持有者依据《1985年公司法》第371条谋求法院的命令。第371条允许在召开股东大将是不现实的时机法官下令开会。初审中，法院颁布了命令，但是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的判决。迪龙法官代表法庭判定第371条不应被用来推翻B种股票持有者的权利。正如他所说：“法院不应当从新准备一份股东协议并强加给各方。”法院还觉得在一般情形下，股东应当能以他觉得合适的方式行使表决权，即便如此做许多地是为了他自己并非是公司的利益。自此可见，股东自治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法院与法官亦需要对股东自治给予充分地尊重。
但是，法院与法官对于股东自治的尊重并没有是代表着其仅能对公司内部的纠纷袖手旁观。如前所述，在公司法体系中，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一般承受内外两方面的机制制衡。内部制衡机制源自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互动与制衡；外部制衡机制则来自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力干预与监督。就公司内外两种机制的关系来说，内部机制是外部机制存在的基础，外部机制通过内部机制起作用，特别是司法程序保障对内部机制有复苏运转或替补的功能。在司法程序保障对内部机制发挥复苏运转或替补功能时，同样股东自治的理念是难以损坏的。一般来说，法院或法官仅为公司纠纷当事人供应程序性救助，由股东依照法院或法官供应的程序自主决定公司事务，法院或法官不应该也不能直接干预公司内部事务的处理。在实践中，经常有股东在公司股东会未对可分配利润做出分配会议的情形下，以公司为被告诉诸法院要求分配股利。根据股东自治的精神，法院的司法活动仅应该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即法院可以判令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分配事宜，由股东自主决定股利的分配，而不能由法院越俎代庖。可见，为了保证股东自治，法院或法官对公司应该采取有限干预的原则，即法院或法官应遵循“竭尽公司内部救助”的原则，先由股东与公司参与者在法定的程序内自行处理，只有公司内部救助用尽，当事人仍无法通过自主商量的方式处理纠纷时，司法才可执行实体性的公力救助。由于，依照自治的理念，公司的将来、去留、利益安排等都应由公司组成成员(股东)自己决定。这也是市场经济法治对于法院提出的基本的要求。
司法救助作为私人权利保护的最后一同防线，对于私人权利的维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私人权利的维护显然应该首先由私人依照“私力处理程序优先”原则执行处理，只有当私力处理无法奏效的情形下，国家的公权力才可介入私人的领域。公司内部纠纷的处理同样这样，股东自治是公司法律的基本理念，股东对公司内部事务的自主处理理应承受尊重，只有当股东无力处理，即“竭尽公司内部救助”之时，法院才可对公司事务执行实体性的干预。法院或法官尊重股东自治的理念的确立，才可使股东自治的理想逐渐得到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