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原因
报告原因
从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上涨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上涨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上涨6.2%。国家财税收入速度递增，远好于国内生产总值涨幅，远好于群众收入涨幅，这显然是不正常的。长久下去，财富越来越汇聚在政府手中，经济上涨的好处越来越由政府享受，国愈富，群众收入在不能保证同等上涨的情形下，不公平感就会愈强。
社会发展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有的美好生活。“国富”之根本目的仍在于“民富”。“国富而民穷”从来不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消费需要
金融危机影响所至，国际市场急剧萎缩，出口贸易严重遇阻，多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猛然间倒下了一匹老马。拉动经济上涨，由“三套车”变成二马并驰，恢复寄期望于投资与消费。 投资方面，中央开出4万亿救市大单，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同期，千方百计刺激居民消费，如“家电下乡”，多地派发的消费券等等。藏富于民-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相关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力争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它把充足人民的物质财富看为达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思想界持续显现，它所反应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
先秦
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看法,《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看为统治者的德政。至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社会经济的成长和阶级关系的改变，显现了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富民思想。
儒家
儒家把传统的富民看法,丰富发展形成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足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行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首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施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期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得到足够财源的基础，力争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形成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期间，儒家学派的首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更深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首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成长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够事父母，俯足够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力争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孟轲觉得实施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高达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看法，更深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富国》），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有。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他觉得人民富有,有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进而“上下俱富”（《富国》）。荀况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对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归纳性的阐发。
墨家
墨家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觉得求富的渠道在于自己的付出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但墨家在富民与富国关系上,不同于儒家,他们力争“官府实而财不散”（《尚贤中》），要求充实官府并非是藏富于民。觉得国家“仓有备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谓“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家把小生产者的幸福,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阳光,幻想统治者能节用去侈,“爱利万民”（《尚贤中》）,“加于民利”（《节用》），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条件。
道家
道家倡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力争“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让人民自由牟取财富。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对民众追求财富的，觉得“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因此要求民众“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使人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过俭朴的生活。道家觉得，尽管客观上财富不多，但只要主观上自我满足，就算是富足，所谓“知足者富也”（《老子》第三十三章）。道家的富民以寡欲知足为前提，实质上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状态下相对于广泛贫困来说的。
法家
法家以富国立论，但早期法家亦多重视富民。如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是富国与富民兼重。《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至商鞅,虽有“令贫者富”（《商君书·去强》）之说，但富民并不是其目的。及至韩非，提出“足民何可以为治”（《韩非子·六反》），从理论上否定富民的必要。从根本上表达法家并没有觉得富民是可取的，"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蓄》），“甚富不可使”（《侈靡》），觉得民太富，不利于统治。所以力争“民富则不如贫”（《山权数》），“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把富民看作导致从属于富国所需的一种手段。
汉代
西汉时贾谊综合富民与富国思想，提出国家与人民都需积贮的理论。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继承先秦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要求取消盐铁官营。他提出“限民名田”的力争，反对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倡导“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汉书·董仲舒传》）的均富思想。司马迁亦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力争因顺人民自由求富的愿望，发展农工商虞，高达“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桑弘羊继承管仲、商鞅有关民富不可使的看法，觉得民饶则偕侈，富则骄奢，因此反对富民。东汉时王符提出农工商皆有本业，均可富民的论点。荀悦则觉得朝廷以轻税富民，事实是惠利豪民而非农民，表明当时的富民阶级首要是豪强地主。自魏晋隋唐至明清，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由鼎盛而衰败，阶级关系也有新的改变，富民的阶级内容，更突出了中小地主及富有工商业者与大地主阶级的冲突，所以，富民思想也更具体反应了这一冲突及不同富民阶层的要求。
晋至隋唐
轻租税的要求十分突出。如晋代傅玄要求减轻地租，以发展生产，促进民富。唐初魏徵（580～643）力主“薄赋敛，轻租税”（《贞观政要·君道》），杨炎倡两税法，以资产多少为课税标准，意亦在减轻贫者负担。李翱（772～841）著《平赋书》论述轻敛有助于生产，使“地有余利，人日益富”。杜佑表示重敛使民流亡，进而国家税源枯竭，唯薄敛能富民安国。他们都以反对厚敛重租作为富民的首要困难，反应了当时租税困民之严重。在贫富关系上，唐代也显现了为富者辩护的思想。如柳宗元（773～819）说，“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损坏”（《柳河东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宋代
李觏以《周礼》为据，觉得实施一夫百亩制,就能使人尽力,地尽利,进而国实民富,王安石力主冲击大地主、富工、豪贾的兼并，维护中小地主及工商富有阶层的利益。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指责王安石行新法是“夺民”（《宋史·本传》），“破富民以惠贫民”（《栾城集》）。他们所称的富民，首要是大地主及工商豪富。叶适抨击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觉得富人实有益于贫者，他颂扬富民“为天子养小民”，是“上下之所赖也”（《水心别集·民事下》）。
明清
为富民辩护的思想更为突出。如丘濬说：“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靠，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王夫之把损富济贫看作“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他觉得“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黄书》），“国无富人，民不足够殖”（《读通鉴论》）。明代很多士大夫公然全力为大贾富民辩护，正反应了大贾富民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至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激烈的民族冲突与阶级冲突交织在一起。反应在富民思想上，地主阶级思想家，不论开明或保守派,都十分强调保护富民,导致对于富民的阶级内容，前者力争包含工商富民，而后者则限于地主。在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上,则首要承袭传统的“王者富民”论,如唐甄、魏源、包世臣等都强调“富在编户，不在府库”（《潜书·存言》）的看法，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成长。藏富于民-世界历史
16、17世纪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折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折合人均0.6公斤银子 ，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到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该种国债而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
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好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持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年的荷兰）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相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承受议会的更深一步制衡，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受于议会更能代表社会的利益，而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人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所以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并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对比之下，西班牙、法国的王权不受制衡，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投资人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自此可见，一个国家能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藏富于民-国际案例
瑞士
瑞士的富裕世人皆知，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为世人所向往。在这样富裕的国家里，政府的财政开支可丁可卯略有出入便会举债度日，当政府为社会或国家利益而力所不能及时，政府会与民间携手做好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政府通过引导，以及有限的行政手段完全可以调动民间资金，而民间也极乐于参与政府主导开发的任何项目。
韩国
曾经的亚洲飞速发展的四小龙之一，民间投资的成长在政府的支持下突飞猛进，数十年时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国民快速地富有起来，生活水平大程度提升，各行各业如中日天。天有不测风云，危机到来，当亚洲金融危机降临头上时，大义的韩国国民纷纷响应政府呼吁，捐出外汇存款及金银细软以渡国家快速从危机梦魇中解脱出来。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之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顺其自然地选择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该种政策保证了我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但接着进入了极左路线期间，国家政府统包一切，平均主义思想蔓延，“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政府的权力高达了顶峰，群众差不多全都形成了无产者。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彻底战胜必然导致新的困难，群众的创造动力被抑制，资源的不合理运用致使经济的低效率和浪费，尤其是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无能和腐败必然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改革放开以后，受世界思想大潮的影响中国开始吸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精华为我所用，但矫枉过正——我国迅速又深陷了极右思潮的陷阱，国家不仅取消了改革以前的大众社会福利，而且对经济举动的放任高达了极端，致使大批违法举动的发生；加之政治改革落后致使的官商勾结和寻租举动，致使社会两极分化快速高达了极其严重的程度。面对如此的现实，国内的左右两派执行了不同的阐释，左派觉得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是当今社会两极分化的首要原因，所以应当通过加深政府职能的方式来处理；而右派觉得政治体制不健全致使的政府“不当干预”是社会分裂的首要原因，所以应通过更深一步制约政府权力发挥自由竞争的优势来处理——“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又起。
目前的左右之争本质就是“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或者更更深一步说就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从有记录以来看，二者都存在一部分弊端，但假使基于现实的考虑依旧可以有所偏重和取舍的；不是否认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分裂是不健全的自由主义和不完善的国家主义相结合造成的怪胎，有学者称之为“权利资本化”；也有学者觉得中国的左右之争是虚设的，力争既要制约政府的胡作非为，又要利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增长群众的福利（这事实上取消了“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但从改革击穿口角度出发，我们务必思考首先要解决的工作，自由主义思想良性应用的前提是健全的法制、配套的文化根基和不错的外部环境；国家主义积极效果的生产之基础是智慧和正义政府的建设，显然前者达标的难度远大于后者，而且后者的达到可以依靠少数人的付出，那么从可行性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将来的政策取向应当更看好于国家主义。藏富于民-现存困难
30年以往，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提升，但在国力强劲上涨的环境下，中国表现出来的依旧“国富而民不富”。或者说，是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而大部分人还远未达到共富的理想。从国家到地方，连年高速上涨的财政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涨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显示，1995年到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上涨8%，农村的纯收入年均上涨6.2%。同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依照每年平均10.4%的进展上升，而城镇居民尤其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上涨速度要慢很多。第一，据《福布斯》杂志的计算，今天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有余。这个比重看上去跟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不相上下，但在支出上，美国的财政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中国的财政支出用途不在这些。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进展上升，加税不受立法制衡，该种税负务必减弱。
依据中央财经大学民间金融课题组2006年初对27个省市借贷利率的调查，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平都是16.4%，其中借方以企业为多，这表明他们的资金运用后回报率起码在16.4%以上，远好于4%左右的国债利率。减税让许多的钱留在民间，显然会创造许多财富。
第二，以往20几年，尤其是1994年后，相当一部分公债被投到各种形象工程，或者是这些债券融资尽管没有直接投入形象工程，但间接地让政府一部分挥霍性工程的上马形成或许，产生了大批浪费。比如，2005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国债项目（包含污水处理）效果差，城建项目中有很多受于规划不当、管理不善、设备不合格以及工程质量缺陷等原因，存在严重的损失浪费困难。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能否赶得上4%左右的国债利率，显然是个大问号。
第三，给政府部门许多的钱花，就必然创造许多的贪污腐败机会，也必然致使许多的区域间、城乡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可能不平等。尤其是在缺乏本质性权力制衡、财政预算过程又不透明的情形下，政府支出的分配不或许做到公平、公正。藏富于民-基本手段
政府首先要创造经济发展的不错环境，使企业家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社会财富得以积攒，政府财政得以充盈。这就是各国政府永远是为富人服务的本质所在。
其次，政府要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间层，充实中间层，扩大中间层。由于，只有中间层扩大了，买入能力和消费水平才可大幅提升并保持平稳。中间层不仅是消费的主体，也是动员第三产业发展的首要力量。受于中间层消费量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升，进而增长服务产业人群，并导致水涨船高的增益效应。所以，中间层也是扶助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力量，是政府的一支看不见的扶贫之手。扶植和扩大社会的中间富有层，发达国家的一般做法是：完善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调节政策以及完税监管，同期增长一次分配薪资比例，二次分配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发展全社会保障体系，如此既处理了收入悬殊困难，又处理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困难，同期也扶植了中间层的扩大藏富于民-经济意义
休养生息古已有之，如文景之治等，不论当时的统治集团目的何在，其客观积极意义无不为后人所赞赏。 藏富于民是现代东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要特质，是现代文明的终极价值观，是人类迈向大同的必然趋势。
藏富于民利民利国。藏富于民可促进国家的本质性发展，可激发民间的致富心理和创业热情，可永葆国民的爱国热忱。藏富于民的现实意义在于本质性贯彻改革放开的富民政策，清除贫困，增长国民消费开支的可连续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消化经济滞涨，降低腐败，清除社会“嫉公霍财”心理和举动，同期减轻巨额储备的管理难度。 藏富于民的深远意义在于建立胡总书记倡导的和谐社会，渐渐落实改革的终极目标，全民小康，共同富有。藏富于民
最近，在新华社上海分社举行的“大亚——新华企业发展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吴晓求教授为目前的股改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前景。吴晓求教授称，国家花大力气和大代价执行股权分置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的体现，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导致的投资回报，形成最终的藏富于民。
藏富于民！笔者不能不佩服吴晓求教授的妙笔生花之功。然而，恐怕是由于自己置身于股市当中，见过股市里太多的人与事的缘故，以至于不论笔者怎么看这幅股改的图画，但始终都看不出“藏富于民”的美好将来。以至于笔者不能不对吴晓求教授的看法表明质疑。
应当说通过资本市场的成长给投资人导致回报，形成最终的藏富于民，这应是股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正如郎咸平所觉得的那样，让股民盈利这是股市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使命。同期它也的确应当是目前股改所需要高达的目标。而且对于股权分置改革来看，投资人的确也存在着如此的要求。其实早在若干年前的时机，笔者就提出过国有股减仓要让利于民的看法。而且在本轮股改之初，笔者也依旧对股改寄予了厚望，并积极地为股改的执行而摇旗呐喊。但是，伴伴随目前股改的执行，笔者不能不承认如此一个现实，那就是目前执行的股改与广大投资人心目中的股改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如此的股改甚至根本就不能体现“国九条”所提出的要“切实保护投资人尤其是公众投资人合法权益”的精神，而要达到吴晓求教授所提出的“藏富于民”的目标，那更是一种空想，一种天方夜谭。
首先，目前的股改采取的是“低对价”的方式，予以流通股股东的弥补显著不足。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不公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更改。可以如此觉得，在当前非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升值过程中，通过流通股的高价发行、增发、配股而导致非流通股的升值胜过了当前非流通股所拥有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一半以上。所以，予以流通股股东以弥补，非流通股股东的送出率应高达50%以上才行，但事实上，在目前的股改中，非流通股股东的送出率只有15%左右，象氯碱化工非流通股股东的送出率甚至只有1.33%。所以，面对如此的送出率，流通股股东连本身的利益都没有得到，又何来的“藏富于民”呢？不仅这样，就是面对流通股股东每10股得到3股如此的对价率，相关主管部门也不乐意，还要求相关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要降低对价开支，而许多地采取其余忽悠投资人的方式，比如允诺、权证等等，以至予以流通股股东的弥补愈加缺少应有的保障。正是受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不足，这不仅很难清除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不公平，很难使流通股股东得到应有的弥补，而且该种不公平的继续存在还会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对股市的健康发展组成负面影响，以至股市的投资功能很难得到真正的体现。
其次，在目前的股改中，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还意图借股改之名再捞一把好处。这一点最显著地体当下以股抵债股改公司的股改过程中。然而否认，在大股东的确缺少还款能力、缺少优质资产的情形下，以股抵债的确是处理大股东占款困难的有效方法。但是，在事实实施过程中，有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款不还，有优质资产却不拿来抵债，相反通过不合理的以股抵债定价方式，来高达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尤其是损害投资人利益的目的。如电广传媒的以股抵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在目前股改的环境下，郑州煤电在股改中推出的回购，事实上也是一种变相的以股抵债，依据该公司的股改方案，郑州煤电非流通股股东将向流通股东每10股支付3.3股对价；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郑州煤电将通过定向回购控股股东郑煤集团最高不胜过2亿股股份，拟一次性处理郑煤集团的占款金额为4.65亿元，然后依法注销以高达缩股的目的，进而处理大股东长期占款困难。在股改方案里，郑州煤电模拟计算的回购价格为2.9元/股，回购股数16,000万股。而事实上，郑煤集团当前所持股票的每股事实成本仅为0.40元，按此计算，郑煤集团只有6400万元的付出就还清了4.65亿元的欠款。换句话来看，通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到归还欠款这个过程，郑煤集团可得到差不多4亿元实惠。所以，正是面对这样诱人的利益诱惑，一部分占有上市公司资金的大股东们均期望推出以股抵债的股改方式。比如近期就有媒体发文称，国资委方面就力挺以股抵债的股改方式，而且本年度内预计将有差不多30家公司会上报“以股抵债”式的股改方案。看来，借股改之机，再来捞取一笔利益，大股东早就形成了共识。而面对如此的股改，投资人的利益只有受损的份儿，又何来的“藏富于民”呢？
其三，从股改的目的来说，依旧为了融资，为了上市公司更好地“圈钱”。中国股市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市公司圈钱的需要。一直以来融资也是中国股市惟一的功能所在。而当前管理层之所以要花大力气来股改，这事实上也与股权分置环境下的融资已引起投资人的强烈不满相关。而从股改中管理层把融资与股改挂钩的一连串做法来说，融资与再融资不仅是上市公司股改的活力，同样也是管理层目前股改的目的之一。比如目前管理层要求股改增速，事实上就是为了新老划断服务的，以便股市尽早推出融资与再融资措施。而且，据相关媒体的发文称，在目前证监会开在酝酿当中的新股发行和再融资新政里，放宽条件是主基调。诚然，其目的也是为了能让许多的公司能够从股市里融资。自此可见，股市尽管在执行股改，但管理层为融资服务的宗旨仍未发生任何更改，融资依然依旧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也正因这样，面对马上来临的上市公司“圈钱热”，这股改还能“藏富于民”吗？这投资人又如何能从股市里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呢？只怕又是一场黄粱美梦吧？
藏富于民正应了根据古话:“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