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余下索取权
索取权是财产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它是对余下劳动的要求权。一般来说，索取权的基础是所有权。当资本家用自有资本执行生产和交换活动时，资本家既是资本所有者，又是资本运用者。在这里，资本所有权和运用权是统一的，利润归这个同一主体所有，不存在各主体对利润的分割困难。资本所有者拥有完全的余下索取权。
余下索取权是一项索取余下（总收益减去合约报酬）的权力，也就是对资本余下的索取。简单地说是对利润的索取，即运营者分享利润。在实践中，将余下索取权分配给运营者的一种做法就是在市场经济国家盛行的让运营者持有股份或分配给运营者期权。该种激励方式的首要机理在于，让运营者形成公司的股东或虚拟股东，使运营者与其余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取向完全统一。
余下索取权的研究
杨小凯、黄有光(1993)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自给自足索取权结构(A)以及劳动分工要求下的执行组织交易的三种余下索取权结构，即由产品市场与管理服务市场构成的结构(D)、由产品市场与被聘用在企业里供应管理服务的劳动市场构成的结构(FY)、由产品市场与在企业里被聘用来生产产品的劳动市场构成的结构(FX)对交易成本与生产效率的影响，处理了管理者的管理服务直接定价的困难。证明了科斯与张五常的企业理论，与格罗斯曼与哈特(Grossman and Hart 1986)的所有权结构理论的余下索取权重要性理论相统一。得出结论：非对称余下索取权结构FX可以提升交易效率并通过消除由直接定价和交易所导致的最低交易效率来提高劳动分工的作用，高达均衡与帕累托最优。
斯日尼瓦森与凡萨尔科(R．Srinivasan And S．J．Phansalkar 2003)利用组织经济学理论研究了协作企业(Co—Operatives)的余下索取权设计困难。觉得制约索取权退出与转让以及制约清算权的不完全产权并没有是协作企业固有的属性，在分割余下索取权成本很高与对协作企业成员不完全约束的地方，不完全产权具有价值；多元索取基础致使不完全产权愈加必要，避免了高额的谈判费用：余下索取权的让渡或许在具有单一余下索取权的封闭型协作企业中造成，特别是大的协作企业个人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并没有影响其它的协作成员。
尤金·法玛与迈克尔·詹森(Eugene F．Fama and Michael C．Jensen 1983a)研究了代理困难与余下索取权困难。他们分析了不同的组织形式所具有的余下索取权的特质，作为控制不同组织所特有的代理困难的有效方法制度。检验了不同组织形式合约结构的其余有利于组织生存的特质。他们分析了大型非金融组织——股份公开发行公司(open corporation)的普通股的状态依存权、普通股索取权的优势(专用资产的买入、管理专业化、投资决策的市场规则)及代理困难；制约与无制约的余下索取权；余下索取权的特殊形式(专业合伙人、金融互助基金、非营利组织)。最后得出了有关各种组织在生产活动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余下索取权条件。尤金·法玛与迈克尔·詹森(1983b)还研究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觉得小型、非复杂的组织可以通过将余下索取权制约在一个或几个决策代理人身上，有效地处理因决策运营与决控制结合而引起的代理困难。其次，他们分析了决策运营、决策控制和余下风险分担分离条件下有效率的各种条件。又一次，他们还分析了各种经济组织的余下索取权。得出结论：(1)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股是承受制约最少的余下索取权，在资本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最大化财富的市场价值原则的逻辑一目了然。(2)在一个两期间完全确定的世界中，在业主制企业中，业主作为唯一的余下索取者，做出了与有同样机会集的股份公司相同的投资决策。(3)在一个确定性世界中，其余下索取权一般汇聚在重要的制定人和能被重要的制定人接受的外部人手中的合伙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将做出和有相同投资机会的股份公司相同的决策。而余下索取权承受制约的合伙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一般不采取价值最大化决策原则。
本杰明·克莱因(bengamin Klein 1983)研究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情形下的合约成本与余下索取权，得出结论：科斯提出的经济组织零交易成本的均衡形式是不确定的，科斯错误地将公司之间与公司内部的交易执行清晰的划分，觉得公司之间的交易代表了市场合约而公司内部交易代表计划。将所有的组织看为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中的显明与隐含合约组织表明着重要的进步。同样，觉得界定组织的首要合约仅仅包含余下索取权与余下控制权也是一种误导。
柏瑞·贝森格和阿瑟·扎德库(Barry D·Baysinger and Asghar Zardkoohi 1986)研究了技术、余下索取权者与企业控制的关系。该研究的立足点是分析公共事业组织的管制对董事会在企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得出：对雇用的决策管理者的控制是企业治理机制组合的结果；董事会的组成在管制企业与非管制企业是有区别的；在管制企业中无论是内部依旧其余大型、复杂的组织机构的高定价的决策管理者的比例差于非管制企业，即管制企业雇用了更高比例的成本较低的非商业性加入的董事成员，其任务是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
玛格瑞特·布莱尔(Margaret M·Blair 1995)研究了利益有关者(stakeholder：非股东的公司选民，包含管理者、信用供应者、员工、顾客、提供商、地方社区)作为股东的困难。觉得股东并没有是现代企业唯一的余下索取权者，人力资本投资所造成的价值对企业来看是专用性的，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股东一样承受余下风险，应当作为余下索取者享有余下索取权，以期来激励员工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
奥利佛·哈特和莫尔(Oliver Hart and Moore 1989)研究了产权与公司的本质，证明了把企业余下索取权与余下控制权集中对称配置给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企业产权契约具有最优性。哈特(1995)论述了余下控制权与收入权经常捆绑在一起的理论依据：假使余下收入权与余下控制权是分离的，那么该种情形就会产生套牢(hold up)困难；如在有些情形中，对资产收益流不或许作出全方面的度量(或确认)，余下收入权与余下控制权的分离甚至行不通；余下收入权与余下控制权的分离，会致使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无效率。
余下索取权的必要性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以团队生产理论诠释余下索取权的必要性。当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时，一种产品是由团队内若干个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任何一个成员的举动全会影响其余成员的生产付出，在该种情形下，最终产品是一种共同付出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或许精确地执行观察和计量，于是就不或许依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其间会造成偷懒或搭便车困难，这时就应选择一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监督者的激励来自相应的余下索取权。但是，要高达每一成员的工作付出最大化，更应依靠于余下索取权所规定的对等份额，由于，在委托权为一方占有的情形下，给定其余成员的付出水平，他的付出边际生产率与他人的付出正有关，即，一成员的工作付出随他的余下份额的增长而增长，但这一增长付出工作的愿望会被他人的降低付出工作的愿望所终止。又受于现实中不存在一个致使每一成员的付出同期高达最大值的余下份额比例，而且任何一方完全占有余下索取权都不或许是最优的，所以，每一成员所持余下份额应与他的付出在企业总收益中的重要性正有关。至于谁的重要性更大，从企业契约计划的古典形式起，企业家占有余下收益并拥有监督权，而员工是代理人，他领取固定薪资，并接受监督。原因在于，与生产性行动对比，运营决策对企业收益影响更直接，而且，对运营决策监督更问题、成本更高，因此，企业家（资本家）理应得到较多的余下份额（张维迎，1996）。
在持资本聘用劳动逻辑的学者看来，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来因为相关运营能力信息的不对称。但是，一旦那些相关运营能力的其余信息可资利用时，资本对劳动的这些优势将令降低，比如，教育水平就是如此一种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反应一个人的运营能力。的确，在相关能力的有关信息变得很完备时，资本就形成一种纯碎的生产要素并失去对劳动的聘用优势，资本家也就不再具备委托人身份。
当诺斯把产权边界的范畴扩展为“一种排他性权力”时，“劳活力产权”概念业已宣布了其合法性，也就是说，劳活力产权可界定为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所具有的排他性权力。劳动者作为劳活力的承载者拥有天然的基本生存权，即，保持劳活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生活资料。同期劳动者在运用本身劳活力时佣有经济权，即，作为本身劳活力的所有者的排他性举动权。假使所有权是通过分配权的形式得以表现和达到，那么，劳活力产权在经济上的达到就显现为余下索取权。
企业余下的界定
克莱因(Klein，et al．1983)和道(Dow 1993)觉得企业余下是“准租金”，就是指那种不会影响现有的对需求者的供给而导致将来影响供给的要素的报酬。青木昌彦(Aoki1984，1988)觉得企业余下是：“准组织租金”抑或“组织租金”。尤金·法玛和迈克尔·詹森(Eugene F．Fama and Michael C．Jensen 1983a)觉得企业余下是企业的不确定的收人流与合同中规定予以代理人的固定报酬的差额，即企业的净现金流量，合约所规定的对净现金流量的所有者为余下索取者。
郭继强(2004)觉得企业余下是组织余下，是指企业的总收入(总收益)减去支付给外部所有者的报酬和内部要素所有者的保留收入后的余额。曾爱青、刘智勇(2005)觉得企业余下是企业总收入弥补完有关开支后的余额。
企业余下=企业总收入-企业内研究
开发与生产的费用=企业总收入-资产与服务的市场交易成本-要素运用的保值成本。
郑立群、夏庆、吴育华觉得可用企业的经济增长值(EVA)构造企业余下函数。
理想EVA=税后运营净利润-投资总额(债务资本比例×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比例×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的普通股成本)。
史正富(2002)觉得企业净余下是余下价值中扣除了保持简单再生产的必要耗费后，真正归于产业资本所有者的最终余额即
S=W-(C+V)-RD-MS-GA-IR，其中RD、MS、GA、IR分别为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
余下索取权的分配与安排
从四个角度来思考余下索取权的分配和安排：
思考之一：谁创造余下,谁获取余下。这是基础方面的制度安排,然后才是与控制权、风险、效率等的对应困难。首先,看谁创造余下,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企业的余下显然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结合共同创造的,企业余下应当有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共同得到。或者说企业余下是由企业专用性资源所创造的,是“集体产品”,自然不能归某一方独占,而应由其共同拥有。无论“资本”依旧“劳动”,任何一方独占余下,对此外一方均为不公平的。其次,企业的最优激励机制事实上就是能使“余下所有权”和“余下控制权”最大对应的机制,最优的安排一定是一个经理与股东之间的余下分享制。拥有企业控制权的人最有信息优势,是最难监督的人,也是最重要的人,诚然应当分享企业余下。这里余下索取应当有双重含义:一是余下索取权为正的情形,这是利益获取的体现。二是余下索取权为负的情形,此时则是风险承受的体现。
思考之二：索取量应当与要素贡献率对应。依据谁创造余下谁获取余下的基本原则,参与创造余下者都应当有余下索取权,但是仍有一个索取量的困难。索取量的确定应当与要素贡献率对应。依据生产函数,资本和劳动对余下的贡献率,索取量是值得测算的:
Y = ALαKβ
Y是产出增长值,A是技术水平参数,L是人力资本投入,K是物质资本投入,α、β为参数。取多年的产出增长值、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带入该函数,便可求得参数α、β的值。用△L、△Y分别表明L、Y的增长数,则可推出人力资本贡献率和固定资产贡献率的计算式:
g(L)与g(K)对比,谁对余下的贡献率大,谁就应当获取许多的余下。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这个规则还可以延伸到将来。就是索取余下后,在下一次再生产过程中所能创造的收益的比较。比如,A、B为两种要素所有者,无论谁索取余下R,首先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在再生产的过程中投入R应当创造出比R更大的价值;其次,A、B投入R后分别能创造出R(A)、R(B),若R(A)>R(B),则A比B就应当获取许多的余下。余下索取份额与要素贡献率相对应也是余下索取的效率准则。这里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企业余下是正值,当企业余下显现负值的时机,我们上面也已经提及,这就是企业运营中的此外一个内生原因———风险。
思考之三：余下索取权应当与风险相对应。与风险对应的涵义应当包含下方几个方面:一是谁承受风险,谁得到收益,这是收益与风险对应的一个基本规则。二是谁消解风险,谁得到收益,这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的。三是谁受风险影响,谁得到收益,这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考虑的。
每一种要素在价值达到的过程中都面对着风险,导致承受风险的能力和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这是由要素属性和发挥的作用而定的。广泛觉得,物质资本表现出具有风险承受的偏好,而人力资本则是风险的规避者,物质资本承受风险形成其拥有者获取余下的首要根据。事实上,所谓企业生产运营风险的存在是处在生产运营的全过程中,并没有仅仅是处在过程的最后结果中。我们从风险的造成角度来说,风险的首要来源有两类,一类是人的举动的未知性,另一类是客观环境和条件的未知性。对于第一类风险,来自人的举动的未知性,每个运营者和劳动者对自己的举动负责,是最有效的风险规避和分散方式;而对于第二种风险,来自客观环境的和条件的未知性,则首先需要运营者和劳动者来分散和消解,如不能消解则他们也是风险的承受者,导致在表明中该种风险比较分散、隐蔽、不易测量,表现不是很显著而已。从效率的角度看,运营者和劳动者有能力和潜能来战胜和消解风险。从公平的角度看,运营者和劳动者承受了风险。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所有者对风险的承受力是事前的、主动的,而货币资本所有者对风险的承受力是事后的、消极的。依据余下索取权和风险对应的根据,无论从制造、承受、消解、受其影响角度,人力资本都应当参与企业余下的索取者。考虑余下索取与风险对应的原则,风险和收益的对应可以量化,E(A)/σ(A)>E(B)/σ(B),则表明A的单位风险所能创造的收益比B更大,A应当索取许多的余下。
思考之四：谈判力——安排余下索取权的现实影响要素。在现实企业的余下分配和索取中,还要看各要素所有者的谈判力。企业契约是一个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契约究竟怎样约定,自然要看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结果。谈判实力的大小与他们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以及企业的相对重要性相关,凭借专用性优势(包含专有性),资产所有者形成企业的现实所有者。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导致或许更改既定的利益状态,还构不成其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充分必要条件。企业合约造成于企业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博弈,每个成员的讨价还价能力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市场阻力。二是时间偏好和风险立场。
要素市场的竞争阻力直接影响企业成员的讨价还价能力,一种要素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其所有者在企业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小,代表着该要素的所有者的专用性越小,越容易被替代。在现实中,劳动市场比资本市场的竞争愈加完全,这致使了在谈判中劳动的谈判力与资本对比处在弱势。与资本对比,劳动更厌恶风险、更偏好现期收入,这降低了劳动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其在谈判中处在劣势。而且,人力资本的私有性和分散性也致使了谈判力的下滑。但是,员工的人力资本的表明信号在初始阶段或许是弱的,不能显示一直没有优势,假使动态地看其信号表明会由于边干边学效应而由弱变强,持续提升他的谈判地位,逐渐争得一部分企业所有权(杨瑞龙,1997)。此外,员工的统一行动也能得到谈判力。
余下索取权与余下控制权
现代产权理论把余下控制权看作产权的本质。或者，干脆就将它当作所有权的定义。其理由如下，事实合同均为不完全的，那么，在未预料的，或未作描述的，或不能确认的事件与举动中，谁有权力来决定合同未涉及的资产运用或处置呢?显然，我们以自己的实践，早就回答了这个困难：所有者拥有该种权力，即以任何不与先前的合同、惯例和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对物或资产的运用做出决定的权力。受于该种权力是合同条款遗漏或未加规定的。所以，相对于条款列明的或已作规定的特定控制权来看，它们就成了余下控制权。受于只有所有者才有该种权力，所以它们直接就被用来定义所有权了。
把余下控制权和余下索取权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让制定人承受决策的全部的财务后果，如此，他的自利动机就会驱使他尽或许地做出好的决策而避免坏的决策。这也就是说，是让最有活力做出好决策的人去作决策。所有权激励的奥秘就在这里。
比如，在所有者兼运营者的古典型企业中，由于有个余下索取者，所以最大化该余下索取者得到的价值就等同于最大化所有各方得到的价值，受于该余下索取者同期拥有余下控制权,耶么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自己的收益,他就会做出有效率的决策，并能对其余要求投入执行有效的监督。不考虑决策能力、财富约束等情形，该种模型显示，自此形成的余下决策一般均为有效率的最佳决策。相反，假使做出决策的方只负担决策引致的部分成本或收益，那么无效率的决策就或许造成。
对于这两种权利结合运用的理由是：第一，控制权与收入权是高度互补的。所以，依据严格互补资产应当统一支配的原理,把它们配置给同一个人才是合理的。不然，假使一方拥有资产的控制权，而另一方拥有多部分收益权，那么，前者就不会有多大激励开发资产的新利用方法，由于增长的收益多部分归后者。同样，后者也缺乏这方面的激励，由于他务必就他对新办法的权利与前者谈判。换言之，两者分离就会致使套牢困难；第二，资产运用的短时间收入与长期收入分别取决于生产运营决策与资产运营决策。假使资产的运用者只有生产决策权，并通过高能激励合同获取短时间收入，那么，他们就或许会有短时间举动，甚至滥用资产，相反，假使将他们的收入与长期决策权结合在一起，那他们起码就会在短时间和长期举动之间平衡他们的活动；第三，有时，这两者根本就不能分离；第四，两者分离还会致使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低效率，使具有较高个人利益但较低总价值的经理班子，在同个人收益较低，但却可为全体股东创造较高价值的经理班子的接管竞争中获胜。
承包、租赁与所有的区别，就在于在前两种情形下资产运用者拥有临时(在合同阶段)余下控制权但却投有余下索取权。受于承包、租赁合同是依据可观察可确认的维度(如时间长短、损坏程度)，并非是(由于不或许)按事实运用成本(当期的和长期的)计算费用的，所以精心运用和维护资产不定能降低费用，粗心运用和不维护资产也不定会增长费用，所以，资产的长期或综合运用效果，以及资产自身的保值与升值效果,往往均为低效率的。相反，在资产所有者既有余下控制权又有余下索取权的情形下，受于所有者既享受资产增长的价值，又承受资产增长的成本，所以会按使资产价值最大化的立场和方式来对待和利用资产。
余下控制权和余下索取权残缺不全或配置不当，被称作产权残缺。在已经和正在改革的中国经济和农业中，产权残缺是大批和严重存在着的，而且成了低效率和低效益的原因之。比如：企业收人的余下索取者是国家而事实的余下制定人是企业经理、员工和主管部门的官员，这些人中投有哪个拥有很大的对于企业价值的索取权；巨大的投资的申报、立项、审批、拨贷款和实行，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负责，不仅余下控制权与余下索取权分离，而且它们各自也是相分离的。就拿余下控制权来看，它的分离，就会造成相似联合所有权(任何方的意见只有在其余各方都答应时才有效)的困难(任何有助于项目的付出的收益要与他人分享而成本则要自己单独承受,所以付出程度总会差于最佳水平)；乡镇企业执行工业生产尽管创造了产值、利润，增长了农业余下劳活力向工业的就地转移，但是、其中不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所产生的由社会并非是它们自已负担的成本(假使能让它们自己负担，就不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了)，或许远大超过他们导致的全部收益，这就是余下控制权与余下索取权配置不当的典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