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
春秋
春秋期间，齐国管仲曾经实施过盐铁国营的政策，使齐国趋于富强。
汉代
汉代初期，政府对煮盐采取放任政策，于是贵族富豪垄断盐运营，不向国家纳税或纳很少的税，产生了“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书》四)。该种情形不仅加重了统治阶级同人民的冲突，而且也加强丁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任孔仅和东郭咸阳领管盐铁事。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同期规定，私自煮盐要承受很重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如此，使运营盐的厚利全部归入了汉政府的国库，充实了财政收入。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任“搜粟都尉领大司农”，继续推行这一国有政策。
唐代
唐初，官民共采盐，不征税。开元六年(718)开始征盐税，但取税极轻。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铸钱使，开始更改盐税制度。规定：在产盐地区，设置监院机构，游民和旧盐户制盐要立籍，叫做亭户，免其徭役。但所产之盐全部都得卖给官府，实施官收官卖的办法。不准私卖，官府把从盐民手里收来的盐，按每斗加时价100钱出卖，计一斗盐卖价110钱。由此开始了唐代的盐专卖制度。
宝应六年(761)刘晏为度支盐铁使，对以上专卖制度又执行了改革。在既能保证国家收入，又不致加剧人民负担的原则下，实施了专卖与征税兼用的制度。其具体作法，是把以前的官运官销制改为就场专卖制，即亭户所生产的食盐，由盐官统一收购，不许私自卖给商人；盐官所收的盐，就在盐场转卖给盐商，食盐的流通税包含在盐价当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以自由运销，不受制约。这就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官府控制了食盐的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大商人也无法从中兴风作浪。同期，他还请求皇帝下令，禁止多地方征收盐车船的过境税，以免增长运盐成本。刘晏还曾采取以绢代钱的办法，故意提升绢对盐的比价，激励商人纳绢，既处理了军用物资，又推销了食盐及转购的麻烦。刘晏罢政后，朝廷为了搜刮钱财，盐法愈搞愈乱，除官加盐价外，盐商也任意抬价，甚至增价一借以上。盐价愈高，盐利愈大，走私漏税的现象就更严重。官府为了垄断盐利，下令禁止私卖，并采取了很严峻的刑法，但商贾为了求利，依然偷着私卖。禁绝私盐的办法没有完全得到实施。
宋代
宋代的盐法，官卖或商卖经常改变。假使是商卖，则由商人运销，官府对盐课征税收；如由官卖，则由官运官销，此种官卖的盐，叫官盐。官盐的运输，陆运要征民差，船运则损耗大，加以运辅官吏从中舞弊，窃盐加杂，质次价高，私贩充斥，官课转高。仁宗(1023～1063)末年接纳范样的建议，变行“钞法”，把官盐又改为商运商销。具体办法是：令商人交钱买钞(即购盐证)，凭钞到产地领盐，由商人自由运卖。这是中国“票盐法”的开始。明清两代也沿用此法。经济影响
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这样，是由于该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执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重大的官营营销网络。进而减弱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面，该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运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压抑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压抑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更深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