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

什么是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是指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质。“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质。

在浙江，市场化与经济多元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一个个突发的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经济社会变革。浙江模式既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又有适当的普适必意义。

">编辑] 浙江模式的特色

在“浙江模式”的早期阶段，它具有三个重要特点：民间创业为主，不依靠国有投资和外资，民众普遍参与、广泛受益；产业层次较低，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纺织品、日用工业品为主，首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新兴产业区和民间专业市场的形成，与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商业技巧、手工业的工艺技术、社会资本网络紧密有关，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并形成本地的主导产业，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与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市场化模式对比较，“浙江模式”具有下方特色：

1、具有根植性、内生性、民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从改革放开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形式看，首要体现为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小城镇建设和个体民营经济等的形成和发展，但这些可见的形式导致“浙江模式”的表达方式，其内在的创业精神和自此造成的举动方式才是“浙江模式”的本质。

改革放开以来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够健康、连续、迅速发展，其首要活力源泉就是民众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自主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正是受于浙江人具有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才闯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道路。

诚然，在“浙江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顺应民众的愿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激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促进产权制度改革，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利，增强基建，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等，则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扩展。所以，可以说，浙江自发式发展道路的形成，是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2、“私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

浙江让人注目的经济发展，源自一种能创造出上涨和财富的活力，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政策环境。实践证明，私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增长就业机会，维护社会平稳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8年到2006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70%和工业增长值增量的75%均为由私营经济创造的。“十五”期末，浙江限额以上非国有投资占同期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63.6%。在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区，近几年城市建设资金的80%以上都来自于民间。活跃而充足的民间资本，已经渗透到浙江的各行各业，并逐渐在区域内形成了群众投资、民间营运、全民分享的自我循环发展体系。面对我国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种非常适合市场化运转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给浙江的经济繁荣给予了源源持续的活力。

3、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导向型发展。

浙江经济的成长不是首要依靠于政府大范围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或得到政府大批补助的外国直接投资。全国首家个体民营企业，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家实施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首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发因为浙江。

早在2001年，浙江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面就高达了97%，国有外经贸企业改制面高达了96%，率先于全国全面达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转换。大量的“全国第一”清楚地显示产权制度创新对浙江经济的成长贡献了重大能量，由于依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除了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外，制度是一个更为根本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适合市场运转的产权制度的率先确立，使浙江优先分享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发展的重大利益。

4、服务型有为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

在浙江，市场力量发挥了自组织的功能，政府则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

“浙江模式”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在地方政府方面有机结合的成就范例，商人（业主）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促成了浙江市场的兴起和产业的成长。在市场化进度中，浙江各级政府注重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规范本身举动，尊重人民民众的创造精神，少干预多引导，少制约多服务，少宣传多实干，着力转变企业的运营体制，完善私营企业的运营环境，营造公正、透明和法制化的区域发展环境，为经济上涨供应愈加充分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更高效率的政府服务，而将很多管理职能下放给行业协会、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通过建立民间行业性自律组织来弥补“市场缺陷”。

如此，在浙江，企业、市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领域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靠。一旦企业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负责任，政府和其余力量就比较容易对其施加阻力，纠正其举动。可以说，如此一个能够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体制环境，是“浙江模式”得到成功的基本前提。

">编辑] 浙江模式的借鉴价值

诞生于中国改革放开历史大环境下、独具地方特色的“浙江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宝贵经验。在处理政府与企业、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企业与员工、经济与社会等的关系方面，浙江都创造了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示，经济改革的核心不单是要不得走市场经济道路，更重要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上述诸多方面的关系，这对我国其余地区更深一步推动改革放开、达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浙江模式”是以内源性民间力量的助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的形式是内生型的；在不少领域，民族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成长，足够和外来资本相抗衡。该种满足内部资本、内生力量的成长模式对于整个国家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该种模式要比外资拉动型模式和政府助推型模式愈加平稳、更具有可连续性。所以，在中国不同的市场化模式中，“浙江模式”的可扩展性更强，具有较为大量的典型意义和更高的借鉴价值。

1、新的财产秩序的形成与扩展。

改革放开以来，浙江社会宏观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产权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逐渐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元混合的企业产权结构。该种新的财产秩序和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为浙江人民艰难创业、大胆创新给予了内在的、清晰的、可累积和可控制的产权激励机制，使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金融资产、市场物价等重要经济指标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该种新的财产秩序和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可供中国其余地区的所有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借鉴或参考。

2、新的市场秩序的建立与扩展。

在浙江，专业市场不仅是一种专业化交易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而且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一大商贸流通产业。一部分大型专业市场已形成我国地方工业、产业集群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和通道。浙江专业市场的成长历史、现况和趋势，对于全国其余地区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它显示，专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务必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来考察和研究，视角要从单纯的专业市场转向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如产业集群、新兴商业资本、新型市场业态、现代物流、政府作用等等。

3、新的企业组织的形成与扩展。

改革放开以后，浙江私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完成了从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形成基本经济制度重要构成部分的转变。时迄今日，私营经济已占领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显著的助推作用。

浙江私营企业背靠大国经济和国内统一大市场，依托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走全国布局或跨国运营的路子，打响“浙商”品牌，逐渐达到了从生产加工型企业向大范围品牌生产集团和商贸集团的转变，发展形成国内领先或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

4、新兴产业资本的形成与扩展。

浙江私营经济首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生产企业范围扩大，一部分企业集团将品牌资源和适当的资产，与浙江在外的百万供销大军相互嫁接，构筑了遍布全国的独享式销售网络，截留了商业链条中的多部分利润。

在实力提高的基础上，浙江大量私营企业率先“迈出去”发展，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就在此时，还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运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壮大自己。

5、新兴产业区的形成与扩展。

改革放开以来，浙江迈出了一条以专业市场、私营经济和产业集群为明显特质、富裕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目前，浙江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到机械、电子、汽摩配等重化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明显轨迹；产业的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地方产业集群逐渐融入世界生产网络和世界价值链当中。特别是伴随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增长，浙江以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为击穿口，开始走上首要由信息化助推、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着重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6、新的劳资关系的形成与扩展。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较长，民营企业的范围较大，劳资冲突暴露得比较早也比较充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当前，在浙江，劳资关系是一种自愿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合作与共同利益是主流，矛盾与利益对立是支流，在民营企业中存在的劳资争议和矛盾，其性质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而是反应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差异的非对抗性关系。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吸引了大批的外来务员工员，使劳工市场中的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被弱化。经历付出培育和建设，统一的劳工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初步发挥了对劳活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就在此时，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处理劳资冲突和规范劳动关系方面出台了一连串地方性规章，积攒了大批的资料和经验。对于其余地区来说，浙江处理劳资关系的方式、方法和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7、新的收入分配秩序的形成与扩展。

改革放开以来，浙江逐渐形成了以市场化和效率优先为首要特质的有本身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按生产要素所做贡献分配的观念的确立，使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渐渐形成个人收入分配的基础性调节机制。

当前，浙江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如积蓄存款利息、买入股票所得股息和红利、买入债券所得债息等等。即使改革放开以来浙江经济迅速发展，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显著扩大，在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和追求效率的同期，注重社会公平，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形成了先富帮助和动员后富、以达到共同富有为长远战略目标的新分配模式。

“浙江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显示：中国体制转轨的成就在于它事实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改革的成就首先是受于执行了分权改革，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传统计划体制缝隙中的市场经济原因，激活了存在于地区和民间的生产要素；分权改革形成了新的财产秩序和市场秩序，进而调动了地方和民间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助推了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和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

参考文献 ↑ 1.0 1.1 陆立军,王祖强.《浙江模式——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 2.0 2.1 陆立军,王祖强.有关“浙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考察(J).学习时报（理论版）,20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