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外汇网2021-06-23 08: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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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生平简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专家和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长子。19世纪中叶英国资 本主义社会正处在比较繁荣发展的期间。首次产业革命的完成极大地助推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成长,更深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英帝国作为当时头号工业强国和殖民大国 的地位。英国国内的阶级冲突和斗争自然是在激化,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员工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空想社会主义和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出 现和一定程度的传播,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打击。但总体来看,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在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历史发展的黄金期间,各种反对派均 不或许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该种社会历史条件为一种折衷与调和的经济学体系给予了温床,使其形成必要和或许。约翰·穆勒的以折衷调和为特质的经济学应运而生。约翰·穆勒是李嘉图学说体系的追随者,而他接受李嘉图学说竟然始自年少之时,这完全得自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的教诲。该父亲本人就是李嘉图的密友和经济学上的学生,并对李嘉图学说的传播和最终的解体起过很大作用。他对儿子约翰·穆勒的教育尤其严格,儿子的聪明好学也着实令父亲对他深为器重。在父亲的教育下,小穆勒3岁开始学希腊文,8岁开始学拉丁文,并开始接触几何与代数,9岁开始阅读古希腊文学与历史作品,10岁读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德摩斯提尼的原著,12岁开始学习逻辑,熟读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尤其有重要意义的是,13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阅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接着又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自学过程中,经常同父亲在散步时就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困难执行交谈,他将这些学习和谈话的内容写成笔记,据他说,他父亲的《政治经济学原 理》(1825年)即是以他的笔记和其余资料整理而成的。父亲的教育形成小穆勒接受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的最初的来源。他仍有幸承受李嘉图的直接教诲,这诚然也是受于其父亲和李嘉图有着不平常的交往,在李嘉图时常来家作客、谈论经济学和哲学困难时,小穆勒不免也要插上几 句,父辈的该种亲密关系和理论看法无疑对他造成了重要影响。穆勒14-15岁(1820年5月一1821年7月)时曾同英国大哲学家边沁之弟同游法国,其 间除学习法文外,还听了相关化学、植物学和高等数学等方面的课程;他仍有机会在萨伊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法国日益高涨的民主自由气氛,萨伊的自由主义经济 学,对年轻穆勒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无疑全将有一定影响。边沁的功利主义对穆勒的思想的影响也是难以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边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从小就常常拜访边沁,渐渐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这对穆勒 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穆勒从法国返回后,其父曾打算让他学习法律,以便日后从事律师工作,一面指导他学习罗马法,一面让他阅读介绍边沁 学说的书籍。这使他的思想造成了很大改变,据穆勒自己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原理将在此之前的道德立法理论完全推翻了。在穆勒看来,边沁功利主义有关“最大部分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它既显示了人类道德举动的活力不是个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部分人的最大幸福;也显示道德伦理的是非标准应 是效果,并非是动机,这效果就是最大部分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义的这些原理形成穆勒观察困难的根本观念和哲学思想。1823年穆勒发起组织了一个研讨边沁功利主义的学会。1823年5月,穆勒经父亲介绍到东印度公司通讯检查署当秘书,他在此公司一直任职到1858年该公司解散,前后长达35年之久,官至检 察官(1856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阶段,穆勒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而且很早就在著作与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1825年,时年19岁的穆勒开始发表讨论商业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文。同年,他与边沁合编《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又发起组织了“思辨学会”,这是一个业 余的读书会和哲学研究会,经济学和人口论等形成这些学会讨论的中心话题。穆勒说,李嘉图经济学、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他们这些志同道合者的旗帜和统一的基础。1836年穆勒任激进者刊物《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报》主编。穆勒的政治信仰在他中年以后发生了很大改变,在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下,他渐渐接受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穆勒早年游历法国时曾有幸见到过圣西门, 后来通过阅读圣西门的著作对他有了更深一步了解。进入1840年他深入研究了圣西门学派的思想和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下述看法:人类社会的成长阶 段和组织均为相对的并非是绝对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是产生当时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他甚至觉得对社会加以改革是必要的。但他清晰表示,他导致一个民主主义 者,并非是社会主义者。他力争通过普及教育、启发群众觉悟来改革时弊。他不觉得圣西门主义的学说和态度应该加以肯定,也不期望把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立刻加 以实行,导致期望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灌输到群众当中,使统治阶级觉悟到,未受教育的群众比受过教育的群众更可怕。在接受民主主义思想方面,他的妻子对他有显著影响。穆勒与哈里特·哈迪(原为泰勒夫人)相识20年后结婚,穆勒时年45岁。七年后哈迪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去世,此后(除却任议员阶段外)穆勒基本生活在阿维尼翁附近的别墅,直到1873年5月8号逝世。穆勒对哈迪的才智、魄力和精神极为推崇。她是一名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与穆勒志同道合,对穆勒 的著述多有建议和贡献。穆勒说,他在这一期间的所有著作均为他们合作的产物,特别在社会改革思想方面,差不多完全是她的贡献。1844年穆勒发表了他第一部经济学论文集《经济学上若干未决困难》,该书讨论的首要困难包含:国际贸易、消费对生产的影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利润和薪资的关系等。全书的论述完全继承了李嘉图、他的父亲的学说,只在某些方面对前人的学说有所引申或更清晰的表述。1848年初版、后来多次再版的《政治 经济学原理》则是他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综观穆勒毕生,他以首要精力献身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而且积极地参与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对于人类的科学、文化和进步事业,是有贡献的,不应当简单地只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资产阶级辩护士”而一笔抹杀他的应有贡献。 有关穆勒的《论自由》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一书,是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书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宣传近代欧洲的自由、民主观念,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论自由》写于一八五九年。这篇论文的中心论题有三个:1.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2.论个性自由,3.论社将对个人自由的制约。全书文笔优美,逻辑谨严。环绕着这三个论题,穆勒发挥并发展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卢梭、密尔顿等进步思想家有关社会民主和要求科学自由、思想自由,在文化上反对迷信愚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他表示:本书所要讨论的不是作为哲学命题的抽象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困难,而是公民自由亦即社会自由——即一国人民在社会中应当享有什么样的自由权利的困难。自由的困难,从根本上表达,是人民对于国家机器统治权利的制约困难。这个公民自由的困难,“它差不多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时代上划分着人类”,而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阶段中,“它又在新的情形下显现出来,要求民众给以一种与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穆勒从历史发展的看法考察人类自由权利的进步。他表示,现今已经靠近于如此一个时代,国家的各种官府务必形成人民的公仆或代表,可以依照人民的意志设立或撤消。务必使“统治者出于选举而且仅任短时间”,以保证政府权力不致被无制约地滥用。由该种自由权的概念出发,穆勒提出:公民自由应该包含三个方面:一、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即在科学、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困难上,人民有形成、阐述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二、发挥个性的自由,即人民在个性上有选择符合自己趣味和需要的生活方式,形成和发展自己多样化的爱好和性格的自由。“该种自由,只要我们所做所为并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哪怕他们在观念上觉得我们的举动是愚蠢、荒谬或错误的。”三、公民交往和结合的自由。“这就是说,民众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结合交际,只要参与结合的民众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逼或受骗。”穆勒觉得: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得不足法律的保证和尊重,这个社会就不或许称作民主社会,而只能是一种专制或变相专制的社会,“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在论文中,穆勒环绕着公民自由的这三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讨论。穆勒表示:对于各种思想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是保证科学和艺术得到发展的首要前提。凡有该种自由的时代,必是学术昌明、艺术辉煌的时代。凡抑制该种自由的时代,必是思想和艺术死气沉沉、愚昧黑暗的时代。真理只能在自由探讨中才可被发现。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思想界一时居统治地位的看法,并没有能所以而被觉得即是真理的看法。相反,从历史经验看,“曾有多次真理被谬误,而且被以谬误为真理的多数所抑制。只有保证思想自由才可防止该种抑制。”穆勒以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对无神论和神学异端的多次血腥迫害终归失利的教训为例,他表示,假使被抑制的异端是真理(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那么“真理所享有的优越之处乃在于:一个意见只要真正是正确的,即使可以一次、又一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度中,一定会持续有人把它从新发现出来”。穆勒又表示,即便异端是错误的,它也应该得到被讨论的权利。由于“错误的意见,尽管会被遏止不得散布,却不会就此消失。受于禁止一切不合于正统结论的探讨,败坏最甚的并没有是那些持异端者的心灵,而是那些并不是异端者的人。受于害怕辩论,他们的精神发展被制约了,理性挛了”。所以,“在精神奴役的时代中,也许可以有伟大的个别思想家,但绝不会形成精神坚强、富裕智慧动力的人民整体。”有关社会应该保证人民具有发展个性的自由困难,穆勒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只有培养出千百万有个性的公民,才可形成具有伟大动力的民族。由于人的个性与独创精神是紧密有关的,“独创性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原因。永远需要有人持续发现新的真理,持续表示以往的真理在何时已不再是真理,才可在人类生活开拓出新的精神境界”。抑制创造个性的作法,也就是把某些人自以为正确的观念和举动准则强加于意见不同的人,进而致使一切人被压入一个共同的僵死生活模式,“其结果正象中国妇女裹脚一样,抑制人性中每一突出部分,把一切在轮廓上显有异征的人都产生碌碌凡庸之辈”。穆勒表示:在对人类个性自由的抑制上,“旧风俗习惯的专制乃是一个最大的势力。”“历史证明,一切文化进步总是要通过对该种具有持久性的旧习俗的战胜才获得的”。“那些千百年不变地固守一种旧习俗的民族必定是死沉沉无生气的,他们在有记录以来也曾有过首创性,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但囿于习惯,恪守成规却使他们的民族智慧僵化了,文化停滞不前了”。——在这里,穆勒所批评的显然是当时的中国。所以穆勒提出了一句名言:“何时一个民族将令停滞不前呢?——当人民中的个性深陷消灭的时机”。在谈及社将对公民自由制约权的时机,穆勒觉得,该种权力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是正值的,即当某一公民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对他人或社会组成危害的时机。否则的话,社会即不应该干涉每个公民的思想、举动、社会交际。甚至“若说是为了那人本身的好处——不论是物质的好处或者精神的好处,都不是正值干涉的理由。由于人民有权对自己的利益做出自己的分析和选择。别人也许可以劝止或劝导他,但却无权用强力干涉他”。穆勒的这些思想,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的改良运动,对于更深一步扫除封建残余,在理论上曾经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诚然,资产阶级是不或许彻底达到这些力争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个思想家的成长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专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穆勒的成长过程,反应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一个思想家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一)早期教育 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专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得到不平稳的稿酬养家活口。在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写作《印度史》,一边亲自教育小穆勒。对小穆勒的亲自教育事实上是老穆勒在实践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他是其父依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时小穆勒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4岁时,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识水平高达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高达的水准。“他正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 (二)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 1821年,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举动的效用来分析人的举动的道德性,以最大部分人的最大幸福来分析立法的正义性——给他给予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在此之前,经历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攒了丰富的知识。但是,受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依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 “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更改了。……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的确形成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由此,穆勒形成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学会,宣扬边沁的思想。1824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1824年末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协助边沁编辑出版了《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三)精神危机: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陶冶 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往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但是,学术上的成就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代表着什么?假使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达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1826年秋天,这些困难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穆勒深陷精神危机当中。“自从1821年冬天我首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到达,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达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更改就在这个时候完全达到,你会认为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清晰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持续追求,当下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仍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疑似是一片空虚。”功利主义强调举动的结果是举动评价的唯一根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期也否定了过程即举动自身的意义。于是,生命自身的意义承受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造成的核心。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自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看,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便是一个学者也不或许形成一台学术机器。特别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本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所以,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看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看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损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期望和所有喜悦。……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充足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导致的瓦解感情的影响,……我的人生航程就如此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由于我驾驶的装备不错的船有舵无帆。”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深陷精神危机当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穆勒对边沁不再盲从。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导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四)思想的成长:穆勒与圣西门学派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使穆勒急于寻求新的理论基础。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给予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形成指示其迈出精神苦海的灯塔。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造成了浓厚兴趣。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首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相关的看法时,我感觉到大为吃惊,特别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期间和批判期间更使我兴奋。”建制期间和批判期间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困难。建制期间民众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伴随实践和人类认识的成长,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期间。人类的认识就如此周期性螺旋推动。 “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依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沿着圣西门学派的思路,穆勒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机会性提出怀疑。“假使要在具有一切机会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做出选择;假使私有制必定会导致我们当下所目睹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差不多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够糊口的收入;假使要在该种情况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问题在天平上全会轻如鸿毛。” (五)思想的成长:穆勒与哈丽特·泰勒 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面是受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致使的感情空虚。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处在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高达心智发展的这一期间,我得到一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首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期望今后达到的多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显现了一缕亮丽的色彩。穆勒在同哈迪的思想交流中体味者生命的价值,丰富着人生的意义。泰勒先生去世后,1851年,穆勒与哈迪结婚。1857年哈迪去世于法国阿维尼翁并葬于此。此后穆勒长期生活在阿维尼翁直到去世。哈迪予以穆勒的,决不仅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来,哈迪不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启迪者。认识哈迪后,“我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进步,懂得许多事物,以往懂的东西,当下理解得更透彻”。认识哈迪前,穆勒的理论偏重于思辩而对现实的关照不足,正视在哈迪的影响下,穆勒此后的著作具有了显著的现实性。“民众觉得我的著作比大部分同样善于大批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多的实用性,因此我常常承受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目前事物的分析和认识是非常切于事实的,对预期遥远将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 (六)成就和评价 从1824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后,穆勒就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936年,穆勒担任急进派刊物《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主编并形成首要撰稿人。穆勒1843年的《逻辑学体系》一书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课题的首要著作;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被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政治经济学必读的教科书,一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其垄断地位才被取代;1859年的《论自由》一书至今依旧有关人类权利的经典著作; 1863年的《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学派最好的代表作之一。1843年《逻辑学体系》1844年《论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处理的困难》1859年《论自由》1859——1875年《论述和讨论》四卷1861年《代议政治论》1863年《功利主义》1865年《汉密尔顿哲学探讨》1865年《孔德与实证哲学》1867年《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就职演说》1868年《英格兰和爱尔兰》1869年《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75年《自传》等等对穆勒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卓越贡献,思想家们给于了高度的评价。“自从穆勒去世后以往的五十年中,还没有显现一名学者,对同代人的思想的影响有象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余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升了与他同期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余人能做到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任然是,穆勒知道如何归纳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统一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民众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穆勒的著作全会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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