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

基本信息

假使说国内生产总值（GDP）、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当仍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显现的标准叫GNT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或者称作国民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是衡量民众对本身生存和发展情况的感受和体验，即民众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薪资再高一点，夜间少加班。”而职业经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

假使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予以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上涨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深陷物欲的陷阱，很难自拔。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困难，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由于“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获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维持较高的经济上涨率，当下已经胜过印度等其余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胜过了其余低收入国家形成第一名。即使这样，去不丹旅行过的人全将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很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行，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制约范围的旅行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制约入境旅行者的总数，实施“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行运营者策划了《工作手册》，对旅行者有《举动规范》。尽管不丹每年从旅行业得到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够维持旅行业平稳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相似GNH如此的试图，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比如“绿色国内生产总值”、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支出，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保证审慎投资和贸易平衡执行的一连串经济调整，反应了收入增长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应出单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本身的新需要。

“当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民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体来说尽管稍微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至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3%的高速度上涨，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注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形却呈现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上涨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坏产生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反应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胜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依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滑到6.60。报告显示，即便经济连续迅速上涨也并没有能保证国民幸福的连续增长。

是什么影响了民众的幸福感

应当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承受很多复杂原因的影响，首要包含：经济原因如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原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原因如性别、年纪等；文化原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原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立场、个性特质、成就动机等；政治原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另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很多分析方面，首要包含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原因和方面之间的紧密联系中，下方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方面来说，其成员的幸福感将承受他们心理参照系的巨大影响，比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受于缺乏与其余社会之间的比照，即使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受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或许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放开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打击，开始了外在参照，所以，其成员的幸福感便或许呈现下滑之势，由于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承受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民众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民众对于本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假使民众意识到的本身成就水平好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造成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假使民众意识到的本身成就水平差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接连性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以往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首要原因在于，改革放开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显著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许多是作纵向比较，与以往的生活水平对比，较容易造成满足感。近期10年，社会结构转型增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刷新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特别是贫富差距彰显；在社会心理方面，伴随生活条件渐渐改观，民众需求层次日益提高，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所以，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升了；而受于资源相对匮乏和竞争加重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速，民众的各种阻力感大暴涨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民众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部分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民众对社会困难的关心更看好于与民生相关的领域，民生困难形成大部分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困难。该种关注着重的改变，反应了民众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分析。而对于民生困难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应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民众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造成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民众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显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加强，进而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

对“幸福指数”的某些误读

近年来，“幸福指数”形成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火热话题，同期也形成一部分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得到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但是，假使幸福指数将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于一个地方或国家的成长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幸福指数谋求一种充分的理解，而且避免各种误读，无疑形成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首先，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表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该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表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巨大考验。所以，有关幸福指数一种或许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典型表现之一是，期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促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精准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困难就是：在执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民众所表达的生活感受，能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期间里的总的生活感受。

其次，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情况及其困难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假使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方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方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方面常常占领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所以，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形成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唯一面。在这里，有关幸福指数一种或许的误读就在于，觉得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进而忽略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

第三，作为策划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原因的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应当是辩证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表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愈加丰富了。但决非要在国内生产总值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所以，有关幸福指数又一种或许的误读就在于，造成“幸福指数崇拜”，马上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专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适当的知识和经验积攒。既便这样，仍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很多量表仍处在持续改进当中。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应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进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会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我们若要研制出一套既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特别是得到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执行高水准、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 efficient）是反应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2)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

其中a，b，c，d，c分别表明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中国国民幸福指数

国家统计内容的系列新面孔显示，当前，衡量我国情形的指标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指标，逐渐扩展到环保指标、制造业指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上。民众对幸福的关注度逐年加强，民众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中国社科院的最新调查表明，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滑了5个百分点。

对于幸福指数，每位专家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大都体当下追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以人为本等词汇上。

在北京市两会阶段，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就曾公开表明，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的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他表示，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或许形成幸福指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也曾表明，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应民众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国内生产总值至上论”转向许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这体现了目前执政理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