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的造成与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的成长过程中，受于经济研究仍大批涉及社会制度困难，所以对于法律困难的研究仍未中止过。
初创期间
从早斯的古典经济专家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到美国制度学派的康芒斯，毫无例外地都在经济研究中涉及到社会法律制度困难。此后，伴随20世纪20～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制度困难被看为资源配置困难的既定前提搁置在一旁，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困难，在经济学研究中渐渐被冷落。可是，受于在19世纪下半叶大批垄断组织的造成和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显现，致使了有关国家反垄断法律的相继颁布和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干预及管制的扩张，所以，与反垄断法律和公共事业管制相关的法律方面的经济研究，依然在执行。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整个6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初创期间。艾伦·迪雷克特教授在1958年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译“法律经济学杂志”），罗纳德·科斯教授于1961年发表了《社会成本困难》一文，标志着法律经济学的问世。受于上述相关人和事都发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以，可以觉得，芝加哥大学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直接源头。
在法律经济学的整个初创期间，法律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法律经济学运动融合在整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运动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运动中。从非主流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长在当时呈现出一种“一体两翼”的成长格局。所谓“一体”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及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谓“两翼”是指詹姆士·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非市场举动经济学研究。后两者并没有直接以法律经济学研究为目标。
重要人物及著作
罗纳德·科斯教授是法律经济学初创期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学科创立者，其经典之作《社会成本困难》是法律经济学学科创立的转折点。科斯在《社会成本困难》一文中，通过对外部性困难独辟蹊径的分析，得出结论：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反之，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致使显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另外，在法律经济学的初创期间，仍有两名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一名是阿门·A·阿尔钦，另一名是戈多·卡拉布雷西。阿尔钦在1961年发表了《有关产权经济学》一文，运用效用理论和最大化方法研究了产权制度困难；卡拉布雷西则在与一年发表了《有关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思考》一文，从经济学的视角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侵权的法律困难。
蓬勃发展期间
法律经济学在70－80年代历经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期间。在这个期间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代表人物与研究成果，比如：理查德·A·波斯纳与《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年），沃纳·Z·赫希与《法和经济学》（1979年），A·米契尔·波林斯基与《法和经济学导论》（1983年），罗伯特· 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与《法和经济学》（1988年）。同一期间，相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也纷纷问世，比如：美国爱默里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法律经济学》杂志、迈阿密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法与政治经济学杂志》、华盛顿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杂志以及在纽约出版的《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在英国也成立了“工业法研究会”等机构，仅牛津大学就出版了《工业法杂志》和《法学、经济学与组织研究杂志》。另外，一部分著名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多伦多大学等，纷纷在法学院、经济学院（系）开设法律经济学课程。一部分著名大学的老牌法学杂志，比如《哈佛法学评论》、《耶鲁法学评论》、《哥伦比亚法学评论》、《多伦多大学法律杂志》等，也开始纷纷重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刊登相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一期间，法律经济学受于本身的持续成长，已经开始渐渐重新制度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一门具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的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
重要人物及著作
在法律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期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是最为杰出的一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部相似于法律经济学“百科全书”的经典作品，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一期间，伴随法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持续扩展和深入，法律经济学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影响亦在持续扩大。比如，美总统里根在1981年任命了波斯纳、博克和温特3名在法律经济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法学家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同年，还通过并颁布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策划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学科性质、研究规模与研究方法
学科性质
从学科研究的性质来说，法律经济学已清晰将自己定位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困难”的学科。用波斯纳的话来看，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取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首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并非是更改法律制度”。依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首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转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影响的学科。”
研究规模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规模来说，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困难的研究差不多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含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行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方方面面。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着重是“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依照波斯纳的说法，经济专家以前对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施公开管制的领域，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着重则转向了“并没有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
研究方法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面工具，来执行法律困难研究的。W·赫希曾表示：“即使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对法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持有统一的观点，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含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组成了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基本特质。”这一点，甚至连法律经济学中的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也看得十分清楚，R·P·麦乐怡就一剂见血地说，“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Doctrine）执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行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计划的社会价值做出评价”。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首要特质
具体地说，与传统的法学研究对比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首要具有下文的几点特质。1．方法论个人主义
法律经济学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理论的研究务必建立在对个人意愿和举动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自此假定集体举动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所以，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举动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或者说，是一种以人的理性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
受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也是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并且在“边际革命”兴起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大量的运用。所以，法律经济学在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时，同期也就不可避免地借用了与这一方法论相统一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比如“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方法。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阐述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工具来研究法律困难的理由时表示：“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举动造成隐含的费用，因此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映加以分析”，据此，“我们觉得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特别是解释理性的民众对法律规则的反映举动的基本范畴。”
2．激励分析
激励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主体举动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分析经济主体的预期举动。在波斯纳看来，传统的英美法学研究首要是考察已经发生的事件及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expost approach），而法律经济学首要从事的是一种“事前研究”（exante approach），所以，它务必注重分析随法律制度及有关原因改变所造成的预期举动刺激。“对法律经济专家来说，以往导致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将来举动的激励系统。”比如，法律经济学在讨论受于合同条文的不清晰所造成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偶发性风险（损失）分摊困难时，之所以要确立一种规则：把损失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承受该种损失风险的一方，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警示将来的签约双方法院将利用这个规则来分配不履行合同的损失，进而利用这一法院确立的规则来促使将来的签约双方设计出对损失风险做出清晰分配的合同，促进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观。
3．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别是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规范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困难是“为何？”，实证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困难是 “是什么？”。在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和突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标准，即研究在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策划和实行的“效率”困难。在一部分法律经济专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是“公平”、“正义”，而这一类概念自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期，在非常多的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
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说，法律经济学在规范研究中所运用的经济效率标准，首要的并没有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弥补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依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假使那些从资源从新配置过程中得到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长的利益足够弥补（并没有要求事实实偿）在与一资源从新配置过程中承受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该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所确立的该种经济效率标准，可以觉得是支撑法律经济学理论大厦最重要的“顶梁柱”，也是法律经济学展开实证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最适合用来分析法律的效果困难，或者说，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最适合于研究法律的“效果评估”困难，包含对法律的效能做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分析。法律经济学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预期各种可供选择的法律制度计划的效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明，法律的事实效果与民众对该项法律预期的效果能否统一，或是在多大程度是统一的。实证研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运用，不仅促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精确化”，而且致使法律效果这个在法学中处在十分重要地位的法律分析困难研究获得了极大的进度。九十年代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进度及趋势
进入90年代以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疑似进入了一个比较平和的成长期间，没有显现新一代的 “领军人物”，也没有显现具有显著“击穿性”的新论著，研究领域中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差不多仍是70－80年代出版，并在90年代经历完善、补充、修订的新版著作。在一部分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很多论文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已有论题的深入挖掘。比如，在2000年春季号的《法律经济学杂志》上，用极大的篇幅刊登了科斯、弗利兰德、卡莱因等人的一组文章（共5篇），反思12年前由阿尔钦等人提出的相关费希尔兄弟车辆制造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在1926年的兼并故事，以及有关的资产专用性、长期合同与“套牢”（Hold－up）的关系困难。但是，更深一步的观察依然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依旧呈现出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改变，这些改变或许意味着法律经济学运动在新世纪中的成长趋势。
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表明出更深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哲学”的色彩有所突出，一部分学者尝试将经济学、法学、哲学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更具根本意义的法律制度框架方面，进而推动了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法理学” （Economic Jurisprudence）运动。从当前的文献来说，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一、执行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对研究的全过程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全过程执行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清晰表示，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是一个统一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矛盾对立性质的。所以，很有必要对法和经济学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首要学术流派，包含芝加哥法和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法和经济学学派、现代共和主义和批判法学研究等学派，执行比较与综合研究，进而能够分析究竟那一部分学派的思想能够真正形成当代法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2、变革与击穿，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
执行变革与击穿、反思学科性质的定位
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执行变革与击穿，从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困难。麦乐怡在《法与经济学》一书中清晰表示，“法与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程度不同的学科，两者应当加以区分。“法律的经济分析”导致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式中研究既定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困难，而“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应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自此可见，麦乐怡的看法事实上对由新古典主义支配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所占领的统治地位提出了考验，尝试击穿法律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该种狭窄的研究框架，将许多具故意识形态内容的研究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依照这一看法，在“经济法理学”的研究中，不仅要涉及到保守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学、古典自由主义法学、自由意志者法学，还应当包含新马克思主义及左派共产主义有关法与经济学的理论。二、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困难
90年代以来，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所发生的改变，同样地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在以“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主流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文献观察显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法律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占领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事实运用中却存在着两大困难：一是“形式化”或“模式化” 的深入进度比较迟缓；二是很多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依然是以描述和分析案例的研究方法为主。对于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困难，即便在主流学派中也并无统一的意见。一部分学者担忧“形式化”会增长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门槛”，不利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更深一步扩张。同期，另一部分学者则十分重视和强调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 困难，他们觉得，如同物理学（牛顿力学）扩散到经济学一样，经济学之所以能扩散到包含法学以内的其余社会科学领域，所凭借的就是其研究方法的“技术优势”。考特和尤伦十分清晰地表示：“以往的40年显示，经济知识的成长首要靠的是统计分析，并非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的运用，并非是解释概念。”文献显示，博弈论在经济研究领域的普遍运用，已经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助推了研究的“形式化”进度。但是，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仍有漫长的路得走，预计在21世纪初期不会快速获得巨大的进度。
2、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在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非主流学派中，对应于从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性质定位的看法，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以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依照这一看法，法律经济学应当通过环绕各种“公平”社会模式的政治和经济谱系来对比和分析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安排。麦乐怡曾清晰表示：“作为一种比较意义上的研究，法与经济学给予了一种将法律制度看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的反应的研究机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可以不加修饰地置于现行法律制度中加以比较。”同期，麦乐怡也特别强调，“在法与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经济哲学应是民众批判性分析法律、政治、社会的重心，分析应汇聚在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关系，……，该种研究方法注重评估法律制度是如何与经济哲学有内在联系的”。强调比较分析研究方法的学者，并没有完全否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但是，他们强调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更见哲理和人性”。三、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从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运动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一是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发展趋势首要受制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更深一步扩展和加强运用，取决于“形式化”、“模型化”在研究具体法律经济学困难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或许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进度；二是非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这一发展趋势首要受制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表明出胜过“法律的经济分析”；而且，受于这一发展趋势并没有完全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它还面对着如何在研究领域的规模和研究方法方面与“法律的经济分析”相互协调的困难，以避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两张皮”，降低了理论的解释能力。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说，起码在21世纪初期，法律经济学运动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主流学派的成长进度。图书信息
书 名: 法律的经济分析
作者：(美国)斯蒂文·萨维尔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9月
ISBN: 9787562035343
开本：16开
定价: 18.00 元
内容简介
2004年美国基金会出版社出版了《法律人的分析方法》系列丛书，斯蒂文?萨维尔教授的这本《法律的经济分析》正是其中的精品之作。
这是一本自成体系而且易于读懂的小册子，旨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作出系统的介绍。这门学科的显著特点在于，他关注法律规则如何影响民众的举动，对其中的困难执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书涵盖了法律的核心领域——财产、侵权、合同、犯罪和诉讼。最为基金会出版社“法律人的分析方法”系列教材之一，作者相信这本小书对于任何想学习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人来看，均为有所裨益的。
受于本书体系完整、浅显易懂且看法显著而承受读者的普遍好评，被看为一本极好的法律经济学入门教材。
作者简介
斯蒂文·萨维尔，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1968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得到数学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197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代表性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分析基础》、《公平与福利》、《事故法的经济分析》、《严格责任与过失责任》、《合同违约的赔偿标准》。 对萨维尔教授在法律经济学界的地位，波斯纳曾经评论道：“在以往的30年里，斯蒂文·萨维尔一直是上世纪后半叶最首要的智力性运动——法律经济学领域内富裕影响力和多产的学者之一。”
图书目录
社会欲求的法律经济学（代译序）
序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财产法
第三章 侵权
第四章 合同
第五章 民事诉讼
第六章 公共执法与刑法
第七章 福利经济学
第八章 相关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批评
第九章 更深一步阅读建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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