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桶理论

什么是漏桶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庇古最早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在分配困难上无为而治的传统，面对着庞大的社会财富和大众严重贫困的对比，他首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对经济平等的关注，1920年他出版的名著《福利经济学》，把平等和效率同期纳入了经济分析的视野。在庇古看来，争取效率就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增长国民收入；而争取平等则是将富人的一部分收人转移给穷人，达到收入的均等化；只有二者兼顾，才可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庇古描述的该种富足而又和谐的社会无疑让人向往，但困难在于，平等和效率在现实中往往是冲突的，对于这个困难，奥肯曾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如此一个社会，富人和穷人分灶吃饭，富人那里人少粥多，很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费掉；而穷人那里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饱，已经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肿。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降低不平等现象。奥肯觉得，政府的该种愿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运用的那个桶，下面有个洞，是个漏桶。如此，等它把粥送到穷人那里，路上就漏掉了不少。意思是说，政府假使用税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转移一部分收入给穷人，穷人事实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部分，比如富人的收入降低了1000元，穷人或许只得到了600元，其余的400元就不翼而飞了。为何会有该种现象呢?由于追求平等损害了效率，进而降低了国民收入。奥肯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尝试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漏桶理论的看法

这里所说的蛋糕变小，事实上就是效率的损失，原因首要有两个：一是税收降低了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奥肯在他那本著名的《平等与效率——巨大的选择》一书中，曾如此写道：“假使税收对于积蓄和投资具有巨大的和有支配的影响，那么在总量数字方面的凭证会是引人瞩目的而且是显著的。1929年，即使美国经济处在萧条期间，但受于当时的税率很低，投资依旧占据国民收人的16％；在此之后，联邦税的税率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到了1983年，即使当时的经济处在恢复期间，但投资率仍没有胜过14％。”二是税收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不仅影响富人，而且影响穷人。比如一个失业员工，受于得到了一份月薪并没有算高的工作，而失去了政府所有的补助，他自然也就对找工作不热心了。如此，受于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降低了，结果就必然与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一样，致使富人失去的多。而穷人得到的少。

漏捅原理代表着，平等和效率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那么，在该种情形下，二者对比，孰轻孰重呢?经济专家、伦理学家，乃至哲学家就此开始了他们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觉得，民众之所以在平等和效率的选择困难上争论不休，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是不平等的。富人害伯失去既得的利益，因此鼓吹效率，反对平等；穷人想不劳而获，所以支打平等，批评效率。民众都戴着“有色眼镜”执行讨论，很难得出一个符合人性本来面目的结论。于是，美国哲学家劳尔斯便在他的《正义理论》一书中作了如此一个假想的试验：将一群人带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的生活。每个人对自己的将来一无所知，不晓得自己将来是穷依旧富，是成功依旧命运不好。当下，让他们在一起执行商量，去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那么商量的结果是什么?肯定是追求经济平等，并非是允许贫富分化。由于每个人都不晓得自己将来的收入，会处在金字塔的什么位置，假使支持效率，他们就得承受忍饥挨饿的风险。劳尔斯就此得出结论说，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应当让平等优先。

但是，很多人对这个假想试验在现实中能否具故意义提出了怀疑，他们觉得，劳尔斯极端平等的态度，不一定是这个试验的必然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假使有些人天赋很高，他们却被逼得到与白痴一样的收入，那么该种收入的平等，恰恰是不平等的状况。密尔顿·弗里德曼则担忧，追求平等会损害神圣的自由。他说：“以‘公平’来获得‘自由’这一现代倾向，反应了我们已经多么远地偏离了合众国的缔造者们的初衷。”受于公平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他完全取决于仲裁者的主观观点，所以，“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机，我们所有的自由的权利就都处在危险当中了”。

在劳尔斯和弗里德曼之间，奥肯采取比较折衷的态度。在他看来，效率诚可贵，平等价也高，所以，二者谁都不能偏废，只能寻求一种折衷，既促进平等，又尽量降低对效率的损害。比如缩减补助规模，减弱补助标准，就可以控制收入分配对穷人的劳动积极性的影响；调低所得税税率，提升消费税税率，就可以减小收入转移对富人的损害等等。奥肯特别表示，贫穷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和训练，而要打破该种贫穷——不良教育——贫穷的恶性循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贫穷的人口敞开教育的大门。“在迈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供应免赞的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