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演化简述一、对我国经济地方化与市场化的一般性评注

我国乃泱泱大国，地广人多，多地情形千差万别，发展路径各异。这决定了经济学者务必避免对我国国情一概而论，任何整体描述或者借助均值执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无义，所以应在经济分析中因区域而论，即采取“地方主义”（Regionalism）分析范式。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胡鞍钢博士在近期的一次杭州发言中把我国的情形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四个世界，乃指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放开以来，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举动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举动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重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此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里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含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含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够控股或者对其运营活动（包含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私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事实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对比拟。在这里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均为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事实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施“私营化”（包含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降低），其目的在于提升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执行，达到同样的目的。

这里首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这里将从侧面（而非正面）确认两个分析。分析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分析之二是：伴随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重，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重，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看成本（包含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运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阻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机会性更大。我国企业大批改制的活力也因为此。

从上述分析出发，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题：

（1）"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

（2）"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

（3）"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

（4）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原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

（5）"浙江模式"很或许是"哈耶克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模式"或者"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模式"。

二、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

一般来看，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成长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持续变迁当中，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以往“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当前又从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以往很多人痴迷于讨论“浙江之路”特别是“温州之路”见底姓社姓资的困难。实际上，该种讨论并没有能处理任何困难。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引人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morphological study）理路。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冯注——指企业和家户）都提出和实施自己的经济计划”。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

仍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造成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新高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如此的特点：首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攒和转移，对外资依靠性较小（进而区别于外资依靠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首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自此动员非国有企业，动员经济发展，全面助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上涨。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均为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成长。

“浙江模式”中企业所有权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在浙江，即便以往有很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很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质越发显著，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此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存续。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形成一种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挑战，“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考验。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转中的政府举动和市场举动。

三、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质的甄别和认识

这里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从新梳理，核心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我觉得，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进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处理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并非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后者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术语.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首要体当下：首先，要保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德国奉行的秩序政策；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统一（market conform）的过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该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给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我们可以目睹，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public entrepneurship），辅助、促进、倡导或者主持一部分经济活动，正如在市场竞争当中，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弘扬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持续地模仿和创新，达到"创造性的损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助推经济的成长。但是，这些“公共企业家”的活动有其限度，那就是它们务必遵循与市场统一的原则。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自组织（self-organizing）”概念作一注释。哈耶克觉得，“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 systems）”之类的概念来因为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的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该种自发秩序因为内部或者自我生成的，有别于其他由某人通过把一连串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和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人造的秩序、人为的秩序、建构的秩序或者建构（construction）。比如，最典型的自发秩序是有机体的自发秩序。哈耶克觉得，自发秩序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但属于人类举动的产物。他觉得，人为的秩序或一种受指导的秩序可以称作一个“组织（organization）”，它来自外部，是一种“外部秩序（taxis）”，进而区别于自生自发的、源自内部整合的“内部秩序（cosmos）”。从“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反观“自组织”的定义。

相关经济的自组织理论，美国著名经济专家克鲁格曼和德国著名中国困难专家何梦笔教授均有论述。克氏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互动和相干作用，存在着各种混沌（chaos）和随机（randomness）现象，互动和相干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克氏描述了一部分空间经济的自组织模型。何氏关注的是，“民众越来越把转型（包含中国的转型）感受为一个过程，该过程从长期角度看是自组织的，而非外部组织的”。

“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强劲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干部资本主义（cadre capitalism）模式，“（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我还觉得，它也是一种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

如上所述，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集体企业的事实干预和控制权可以看作为一种“（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该种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雷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都有着政企不分的困难、同期造成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国有企业在执行张维迎意义上的“私营化”（包含显性和隐性私有化），农村乡镇集体企业在大批改制，道理一样。

80年代，包含苏南以内的全国多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缝隙经济”的成长相关。德国何梦笔教授觉得，中国的乡村工业显著地处在“正式”经济体系之外。农村工业的成长有着相似于“缝隙经济”的成长。所谓“缝隙经济”（niche economy），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经济制度里，差不多处在正式经济结构之外的、以特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企业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企业之所以或许专业化，首先是由于企业在正式制度之外活动，能够运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能够获得特殊的交易成本优势，其次是受于某些市场还没有被其余企业系统地开发出来。”的确，改革初期大批经济缝隙的存在为包含苏南地区以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给予了历史机遇。何梦笔教授觉得，历史的偶然原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80年代中期猛烈的信用扩张和上海与江苏如此的区域间协作。

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强劲干预模式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在1996年，苏南吴县，那里企业盈利可观，经济实力雄厚，部分利润被抽取用来建立学校、乡村的养老院，农地被集中到种田大户，一个村庄办起了期货交易所，很多青年在做绿豆期货买卖，其他村庄盖起了一排排的小楼房，举村老小都迁入新居，全村仍在村领导的呼吁下建立了几道数公里长的高大的水泥长廊，上面爬满葡萄藤，穿越过茫茫绿色田野。这是一座乡镇集体经济的“丰碑”。身临其境，蔚为壮观。这里，我们也目睹了乡镇企业承受了大批社会政策职能。但是，该种“公共企业家精神”已经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公共企业家”活动界限。政府干预的结果即使或许在一段时期内导致积极的结果，但是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之隐患最终受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显现）的改变而加重了苏南经济滑坡，致使民众对“苏南模式”提出疑问。

包含苏南地区以内的乡镇集体企业与乡镇村干部的关系千丝万缕，地方干部干预困难严重。这些地方干部自身往往就是“能人”，“能人经济”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成长致使我国经济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迈向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清除城乡阻碍、提升农民收入、改观农村生活条件和条件、达到我国经济的全面腾飞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一面，务必目睹，经济腾飞初期与市场规范化后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样的。经济腾飞以前和初期，市场尚不规整。很多地方看好于集中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包含“权力资本”或“政府干预资源”（如开办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等）。但是，伴随市场规范化、一体化程度提升，一部分市场扭曲原因得到纠正，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了作用。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才可最终胜出。这里，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企业产权明晰，交易成本就低，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就高。比如乡镇企业所承受的社会职能（办学、修路、修养老院、补助农业等）就代表着其负担较重。这代表着，在市场规范化之后，政府干预的功能应日渐消隐（从“越位”到“归位”），企业的产权应交还真正的企业家，企业的管理由企业家选定的经理来管理。另外，对于政府干预和政企不分或许导致的腐败困难，在此可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Sir Acton）的一句名言来看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伴随我国市场日益规范化而且进入买方市场，经济缝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都有了改变，同一个经济缝隙中有时拥挤着数量大量的企业，而且必然会挤掉一部分绩效较差的企业。东南亚金融危机更致使我国多数乡镇集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了原本掩盖的大批运营和制度困难。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历经了的首次改制。苏南的做法是大多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困难依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依然不能有所改善，受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的决策权等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此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

四、浙江和苏南经济格局的继续演化

苏南地区上述首次改制并没有成功，这致使很多县市在考虑执行必要的“二次改制”。其方向务必是政企分开，打破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经济的地方化（地方行政经济和准行政经济）格局务必让位于市场化格局。这里，包含苏南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纷纷转制，正表明了经济阻力促使企业做出适应性调整，改革集体产权制度，选择能够更深一步减弱交易成本的私人产权制度。

苏南二次改革事实上是要从新让苏南的市场内生发展力量发挥作用。假使做不足这一点，苏南将需要“三次改制”、“四次改制”。“二次改制”的必要性表明了“苏南模式”的过渡性。“二次改制”任重道远，苏南地区以往的选择决定了它将来的选择，该种“路径依靠（path dependency）”和路径锁定（lock-in）困难将令连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二次改制”后苏南经济的迈向疑似应与“浙江模式”趋同。苏南“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社会政策职能将需要政府承受，正如浙江省农村社会政策的缺位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一样。自此显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发展路径将向着浙江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成长或许致使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诚然，这一分析并没有代表着苏南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或许会有困难。江苏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数目疑似比浙江多，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上市企业数目许多，重工业如钢铁工业亦在发展当中，目前的结构调整程度很大，也可以为将来经济发展供应后劲。浙江经济也仍在演进中，浙江的经济结构以往以“轻（工业）、小（工业）、集（体企业）、加（工业）”著称。

浙江的改制在全国最为彻底和超前，很多县市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自此，浙江模式的表面特质“轻、小、集、加”变成了“轻、小、加”。浙江经济尚在蓬勃发展中。在其中，企业家作为行动者（actor）甚或能动者（agent），其学习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浙江多地较有范围的未上市私营企业亦在谋求上市。浙江经济在转型中，不会满足于“轻、小、加”。但是，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存在路径依靠困难，要克服该困难尚需时日。经济结构调整总是一个长期的困难，然而，浙江的行政经济色彩已经非常淡薄，这有助于企业通过购并重组扩大企业范围。

五、晚清传统文化中近代化原因的影响和整合力量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一面把工业投资分散在全国多地，另一面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放开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私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上涨13.5%。政府政策只要有所放宽，浙江的自组织机制就会运作。“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浙江形成一片政府无意的自组织市场试验场。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放开以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助推这些发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含浙江的重商文化传统特别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何前者走上了首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首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事实上，两个地区都有着发展工商业的传统。

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形成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适当的基础，这也便利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温州地区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有着提倡“功利”、“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该种“瓯越文化”有别于重义轻利、崇本抑末和重工轻农的传统儒家文化。早在万历、乾隆年间，就有如此的史书记载：温州人“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人习机巧”、“民以力胜”。这里我们可以目睹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进而不难理解问什么温州人喜欢当小老板、搞个私企业。

我国晚清期间曾显现过一场颇具范围的地方自治运动，它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发举行地方自治阶段，包含两种类型，其一由地方绅商公举倡办地方自治团体，以1905年成立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为代表，其二由地方官员督导推行地方自治团体，以1906年成立的天津自治局为代表。后一阶段始于1909年1月，当时清政府正式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法章程》，该阶段的特点是，在清政府的统筹规划与督导下，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在第一阶段末，有人统计地方绅商自发成立的自治研究会约有五六十个，已自发筹办和试办地方自治的组织机构约有六十余个（不计各省奉旨设立的自治总局）。这些自治组织和研究会中，与我们所描述地区直接相关的起码有12个。在第一阶段，另外仍有一部分由地方官员督导推行的地方自治团体。这显示，当时的绅商阶层的参政意识已经不是个别省市的特殊现象。清末后一阶段，各省区多部分都已成立了各级自治机构。受于清政府的介入，致使自治团体的参政活动只能是在政府的框定下执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后，很多绅商愈加积极地投入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清政府把地方自治设为上下两个级别：城镇乡为下级地方自治，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到1911年，江苏建立了40个城自治公所，210个镇、乡自治公所，浙江建立了54个城自治公所、30个镇自治公所、403个乡自治公所。

晚清时候也是很多政治与非政治会社（包含经济性会社）层出不穷的时机。著名的同盟会就是在1905年成立的。当时较为著名的会社还包含兴汉会、保皇会、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仍有一部分早期留日学生社团等等。

另外，1906年清廷宣称仿行宪政后，多地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兴盛，如行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很多秘密会社公开活动，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当时民众对我国的国民性批判热烈。清末先识者注重小学教育和普及教育，为国民意识的文化启蒙做了大批的工作；很多会社还开展调查，创办实业。

对于这些地方自治活动和会社活动的重要性，国外学者早已关注，很多文献里均有涉略，但我国经济学界则少有人关注。德国中国困难专家何梦笔教授就觉得，19世纪末中国城市文化日趋活跃，本来可以为公民们建立形式多样的、在“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意义上的自发组织供应节骨眼，但这些节骨眼伴随推翻帝制和其后的政党纷争和军阀混战而被扼杀殆尽。何还觉得，从那时起，中国事实上谋求达到差不多是一部分集权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方案和一种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何表示，中国当前显现的、被很多人称作为“社团主义”的多种形式的城镇自助组织，可以被理解为早已被人遗忘的晚期帝国期间社会经济变迁趋势的复兴。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国沿着晚清传统文化发展轨迹本来是能够达到现代化的，这一现代化进路被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暴发、此后的战乱以及战后计划经济化所打断。

我国有记录以来不是没有“市民社会”或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言的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实践和文化传统，上述晚清文化传统就表明了这一点。浙江模式的成长进路疑似是捡起了30年代被掐断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线索，疑似是晚清文化的重续。大部分中国学者在谈及我国的城乡是否建立市民社会时，都纷纷摇头。他们没有目睹目前浙江的成长趋势，没有目睹多地改制向着“浙江模式”趋同的广泛趋势。民众易于目睹政府的力量，即“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它们在禁止农村合作基金会，在禁止“乱集资”，在粮食流通环节搞“计划化”，诸这样类。但是民众难以易目睹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晚清文化中的地方自治和自发社团活动，是与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的成长进路兼容的。它还体现了国家和个人、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自下而上的“分工”理路。欧盟和德国实施的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事实上就对应于该种分工理路，我们在此申述如下：

（1）凡是个人/市场/社会能够独立承受的事务，政府任由个人/市场/社会来承受。假使个人/市场/社会无法独立承受，则由国家供应辅助；

（2）凡是下级政府能够独立承受的事务，上级政府任由其自行来承受，假使下级政府无法独立承受，则或由下级政府联合承受或由上级政府供应辅助；

（3）国家对个人或者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辅助不得替代个人或地方政府的自助；

（4）国家在承受一项事务时需考虑其正值性，比如在市场失灵时考虑政府纠正市场失灵困难能否会产生政府失灵，而且考虑政府失灵困难能否比市场失灵困难愈加严重。或许有人对此原则表明忧虑，但是这一原则隐含的适用前提是认同国家的统一性和一体性，而该种认同在我国是存在的。

至于在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横向的平等交换关系，生产者之间是一种横向的分工网络关系。

晚清的文化传统不仅在浙江有，在江苏有，在上海也有。晚清文化传统中重工重商重教原因非常相似于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假使说浙江模式是我国的晚清文化传统的重续，苏南乡镇企业朝着政企分开方向发展的“二次改制”又是趋向“浙江模式”，那么苏南经济的成长进路也是向着晚清国民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回归。

倒过来说，我们觉得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它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我国其余地区。该种扩展虽非一朝一夕之事，却是一种长期趋势。

这里，我们隐约目睹了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原因的影响力量和对我国经济发展诸模式的整合力量。

六、一个有待更深一步论证的命题：浙江模式很或许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

哈耶克最后一部巨著《致命的自负》是环绕人类发展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展开其论述的。晚清期间文化发展进路和浙江模式的内在理念就是符合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逻辑的。扩展秩序秩序的涵义首要是：

（1）这个秩序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但也是人类举动的产物，它融入了无多个体的分散知识，哈耶克在书中接着李约瑟的研究表示过，中国古代停滞发展的原因在于政府控制最终扼杀了市场的生命。

（2）这个秩序是值得持续扩展的。哈耶克此前一直运用的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即“自发秩序”的概念。后来或许强调此种秩序的扩展性，因此改用了扩展秩序概念（汪丁定语）。但是，据我个人的感觉，国外学者差不多依旧首要引用和分析“自发秩序”概念、并非是“扩展秩序”概念。我们也没有发现两者有何其余区别。哈耶克之所以强调“扩展秩序”或者“自发秩序”，是由于他觉得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是“理性的狂妄”和“知识的狂妄”，没有任何一名计划者能够充分掌握和利用人类的全部知识。在此，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演化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ty）的逻辑理路。

基于上述分析，我在此提出如此一个命题，供读者更深一步论证：“浙江模式”很或许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但是，要达到这一模式的扩展，需要回归和重续晚清期间已经显现的文化传统：即“市民社会”、“地方自治民主”、相似于韦伯“新教伦理”的伦理观等等。这一命题很或许是革命性的，也或许是大错特错的。

七、结语

这里论证了“浙江模式”的自组织经济模式本质和可扩展性、“苏南模式”的过渡性、晚清文化传统的近代化原因对我国经济诸模式的整合意义。我们还觉得伴随市场规范化，政府的职能需要转换（从“管理经济”到“促进经济”，从“越位”到“归位”）。我们还论述了市场秩序是可扩展的，是建立在效率、自由和平等原则基础上，而计划秩序或者干预则是扰动性的、反人性和反自由的。这里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有待更深一步论证的命题：“浙江模式”很或许就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这里也从侧面论证了我国经济领域的“地方化”务必让位于“市场化”，论证了伴随竞争的引入和加重，企业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将致使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更易淘汰出局或者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