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

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简述

在鲍德里亚的前期思想建构中，象征交换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觉得象征交换体现了与现代社会不同的其他文明模式。怎样理解象征交换呢？鲍德里亚没有作出具体的界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及《生产之镜》中，他导致将象征交换与符号政治经济学对应起来，觉得只有象征交换才可真正地迈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统治，他甚至觉得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无法在象征交换的方面上执行生产。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他也没有对此执行一种专门性的界说，但在有关死亡的讨论中，我们倒是值得目睹鲍德里亚对这个概念的表明，以及他面对现代性时所体现出的一种理论姿态。

象征交换理论的构建

影响到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建构的是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马塞勒·莫斯（Marcel Mauss）的理论。

巴塔耶的哲学思想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解构。1930年代黑格尔哲学进入到法国，形成法国思想复兴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柯热夫对《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主—奴辩证法的解释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者的 研究。在讨论自我意识时，黑格尔谈及自我意识并没有是一个孤立的自我的沉思，而是两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但受于人是有欲望的，因此在达到欲望的过程中两人相遇时，就会发生斗争，一方因不惧死亡而形成主人，另一方因害怕死亡而变成了奴隶，承认了主人的地位。但在这里，自我意识间的承认是单方面的，主人导致认可自己的自我意识，而不会将奴隶当做与他平等的、有着自我意识的人来说待，奴隶承认了主人的自我意识，但却失去了自己。对主人的承认使奴隶在主人的命令与恐吓下，抑制着自己的欲望，执行劳动，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劳动陶冶 自然 ”的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发现面对自然界的强大力量，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离开了自己，主人什么也不是。这时主—奴关系就会发生颠倒，奴隶才真正地达到了自我意识所具有的相互承认的内在要求。这也助推了自我意识的更深一步 发展，斯多噶意识、怀疑意识和苦恼意识，均为以此为基础才得以造成。这个思想是黑格尔哲学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核心主题，它被柯热夫发挥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在柯热夫的注解中，他非常重视冒生命之危险的斗争对于自我意识的意义，正是敢于对自己的自然存在的否定，才可得到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即得到他人的证实。在这里，死亡尽管是一种虚无意义上的纯粹否定性，但死亡自身在这个否定过程从新得到了意义，即面对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生命的尊严。巴塔耶要解构的正是如此的死亡理念。在他看来，在柯热夫所解释的主—奴辩证法中，死亡事实上并没有是一个虚无化的过程，而是一种诡计，主人受于敢面对死亡，才得到了主人的权利，但假使在斗争中真的死亡了，那么斗争自身也就没有了意义，所以主人务必活着享受他所应得的东西，这正如德里达在评论这一部分所说的：“ 保存生命，并于生命中自我保持、劳动，推迟快乐，制约冒险，即使在直面死亡的时刻也维持了与它的距离，这就是主人主权及由之而形成或许的整个 历史的那种依靠性的条件。”（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三联书店，2001：459）生命的诡计将意义赋予死亡，该种生命的经济学将本身制约在自我和意义保存、循环和再生产当中，意义的自明性使死亡具有了一种理性 计算的意味，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巴塔耶的理论嘲讽正是在这里展开，即要瓦解该种被赋予了意义的死亡。他区分了主人主权与绝对主权，前者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后者则是对前者的解构，是对意义的嘲讽。与主人特权保存意义相反，绝对主权要解决的不是为了储存其意义的机会性而是为了储存其非意义的机会性，不是要保存生命并使死亡具故意义，而是进入到这个“虚无”当中，瓦解死亡的意义。所以，对于绝对主权来说，其核心规定不再是意义的保存，而是对意义的耗费。

当意义不再存在，当意义的耗费组成了绝对主权的规定时，我们就从现在的经济学进入到了一般经济学。在巴塔耶那里，一般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出来的余下能量得不足利用，而只能毫无目的地流失，所以余下不会有任何意义。该种无用途、荒诞的流失恰恰就是绝对主权的体现。所以，在一般经济学的视野中，意义自身被化解了，这是一种价值的毁灭，如此一种经济学是一种以“浪费”为取向的经济学，但该种浪费不同于消费社会中的浪费，那里的浪费是为了更好地生产，而这里的浪费却是为了反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这是巴塔耶面对政治经济学时的一种批判。在这里，一种“不机会”作为社会变革的指向被清晰地指了出来。

与该种浪费的经济学有关，莫斯的《礼物》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也被鲍德里亚所吸收。莫斯讨论的是较为原始的文化，“在落后于我们 社会 的经济和法律中，民众从未发现个体之间经由市场促成的物资、财富和产品的简单交换。首先，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之间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订契约；呈当下契约中的人是道德的人，即氏族、部落或家庭……其次，它们所交换的，并没有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它们首先要交流的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其中市场导致种种交换的机会之一……第三，即使这些呈献和回献根本就是一种严格的义务，甚至极易导致私下或公开的矛盾，但是，它们却往往通过馈赠礼物如此自愿的形式完成。我们建议把这一切称为总的呈献体系。”（莫斯，《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在该种总的呈献体系中，如夸富宴中，赠礼是赠送荣誉、威望和财富，但同期务必回礼，否则便会致使上述 内容的流失。在这里，不仅需要回礼，而且还务必有送礼和收礼的义务，事实上这涉及一种文明和举动方式：“所有这些体制，全都显示了同一个事实、同一种社会制度和同一种特定的心态，即一切——食物、女人、儿童、财物、护符、土地、劳动、服务、圣职和品级——均为可以转让和移交的。这些进出来往，便代表着无论在氏族之间、个体之间，依旧在品级之间、性别之间和世代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既关涉物也关涉人的精神方面的连续交换。”（同上书，23页）莫斯特别揭示的是一种赠送中的义务特质，并非是经济意义上的礼物价值。“赠与所采取的形式极其庄严，接受赠与的一方对礼物假装表明出轻视与怀疑，直到它被丢在脚边以后才收下；而赠送一方却表现出夸张的谦卑：在螺号声中，他恭谨地献出他的赠礼，并为只能奉上自己所余的东西而表明歉意，然后把要送的东西扔在对手——亦是搭档——的脚边。”（同上书，48页）生活就是一个持续的取与送的游戏过程，这是义务与利益、大方与希求融为一体的境界，要证明自己有财富，就是要把财富分发掉，财富的分发与接受都变成了一种义务，变成了相互证实的过程。对于莫斯来看，通过这些讨论也是想表达他的一种文明理想：“有一种制度，应当是绝大部分人类在一个极其漫长的转变阶段中所共有的，它迄今依然存在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些民族中。那么，我们还可以设想，对于那些业已逾越了（从氏族到氏族、从家庭到家庭的）‘总的呈献’阶段，但仍未形成（纯粹的）个体契约、货币流通的市场、确切的意义上的销售，尤其是仍未形成运用经历计量与命名的货币来估算价格的观念的社会，该种礼物——交换的原则也应当有效。”（同上书，80页）在这里，一种非 计算 的、浪费的、可逆的关系组成了鲍德里亚所吸取的内容。

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的内容

对于鲍德里亚来看，巴塔耶的死亡观念是一种反现代经济学的死亡理论。“所以巴塔耶的作品中有一种作为过分原则和反经济原则的死亡观，自此造成了奢侈和死亡奢侈性的隐喻。只有奢侈而无用的消耗才故意义——经济则没故意义，它导致残余，民众把该种残余当成了生命法则，而财富却存在于死亡的奢侈交换中”（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242，下方所涉该书引文，只标注页码）。在这个评述中，使我们容易联想到马克思的余下价值理论。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余下价值，所以 “余下”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之维，这也正如齐泽克所说的，在今天，一种“余下”的快感，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在特质。在该种价值观念中，将“虚无”的生命也赋予一种“余下”性的意义，这正是黑格尔有关死亡的解释。结合莫斯的讨论，一种回溯性的交换，也就是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交换，组成了其他文化的样式，而该种样式恰恰是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所要排斥的。鲍德里亚觉得，在巴塔耶的一般经济学中， 自然的丰裕依然组成了最后的理论保证，但巴塔耶还具有一种人种中心的特质，正是该种特质，致使巴塔耶强调保持的欲望是生命的特性。但巴塔耶的该种过分和耗费的经济学，组成了象征交换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象征是一种非积攒的、耗费的活动方式，其追求的是一种理性计算之外的无意义，或者说理性意义之外的意义，而这对于现代性的生活世界来看，就是一种无意义。

在生命与死亡的交换中，事实上刷新了象征交换的第二个方面，即一种循环和可逆性，这与现代思维中的二分法相对立。依照鲍德里亚的讨论，在原始社会中，没有死亡一说，死亡也不是一个自然的或个人的举动，死人也不被社会消除。人的生命不导致在出生时被予以，而且还务必与死亡相交换，在该种语境中，象征的“意思是他们的死亡形成祖先和生者之间一次相互/对抗的交换的赌注，它不是产生一种断裂，而是在合作者之间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建立一种馈赠和反馈赠的流通，该种流通像贵重财物和女人的流通一样频繁——这是持续回应的游戏，死亡不再或许作为结束或作为体制在这里得到确立”。现代意义上的生与死之间的断裂被一种回路所替代，所以在这里，“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举动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结束真实，它化解真实，同期也就化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象征结束了该种分离代码，结束了分离的词项，它是结束灵魂与肉体、人和自然、真实与非真实、出生与死亡等相互分离的思维方式。这是象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从该种规定出发，精神 分析理论依然处在一种现代性思维当中，由于精神分析学依然是在一种分裂的意义上来理解无意识/意识、快乐原则/涅槃原则、爱欲本能/死亡本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为了表明潜意识，根本不需要利比多，不需要欲望、能量学、冲动命运，等等。潜意识是社会性的，这也就是说，它由一切未能执行社会交换或象征交换的东西所组成。拉康在讨论精神分析的过程时曾表示，无意识是他人的话语，无意识正是分析专员依据自己的理性达到的对病人意识的再建构。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呢？由于在这里，显现了一种以父亲为中心的体制，死亡的过程也就是被排斥的过程，这在象征交换中不会发生，由于那里没有死去的人。所以奥尔蒂格在《非洲的俄狄浦斯》中问道：杀父娶母是什么意思？这在象征交换中没有任何意义。“象征是交换的循环自身，是馈赠与归还的循环，是造成于可逆性自身的秩序，它可解脱双重裁判，即抑制的心理体制和超验的社会体制。”

第三，象征交换是一种集体性的交换，这是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把死亡作为一种自然事件，它就变成了一种对个人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原始人没有‘自然’死亡：任何死亡均为社会的、公共的、集体的死亡，群体应当清除的永远均为一种敌对意志的作用（没有生物学）。该种清除是通过节日和仪式执行的”。但该种交流方式伴随现代社会的造成而消失了，并使对死亡的排斥变成经济学的最后保障。“伴随资产阶级理性和造成于 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对封建的、基督教的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死亡不再被分享。它同物质财富一样，越来越少地像以前的交换中那样在不可分离的合作者之间流通（以前一个共同体或一个氏族或多或少总在交换），而逐渐增多地在一般等价物的符号下流通。在资本主义方式中，每人都独自面对一般等价物。同样，每人都独自面对死亡 ———这不是巧合。由于一般等价关系就是死亡。”在等价物原则的作用下，死亡形成个人的事情，我们每个人事实上在孤独地面对死亡。自然科学的成长，使个人的死亡变成了一个自然生命的结束过程，这时人的死亡与所有其余生物的死亡一样，均为自然生命力的结束。正是对死亡的该种控制，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