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帕累托生平

1848年7月15号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生于巴黎。原籍利古里亚，18世纪初进入贵族阶层，属热那亚的贵族阶层。1811年，祖父帕累托爵士被拿破仑封为帝国男爵。1850年前后，帕累托一家返意大利。学完传统的中等教育课程后，在都灵的综合技术大学攻读理科。1869年帕累托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固体平衡的基本原则》，并作答辩。

1874 －1892帕累托迁居佛罗伦萨。在铁路公司当工程师，后形成意大利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因务需要，他到国外尤其是英国旅游。亚当·斯密学会；反对意大利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和黩武政策的运动。民主主义者，拥护不妥协的自由主义。

1882年参与皮斯托亚选区议员竞选，没有成功。1889年娶原籍俄国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为妻。1891年帕累托读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的《纯粹经济学原理》。开始对经济学造成兴趣。1892年瓦尔拉推荐帕累托接替他在洛桑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教职。

1893年帕累托被任命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时，他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并发表作品。

1896年在洛桑用法文发表《政治经济学讲义》。1898年帕累托继承了一名伯父的大笔财富。他在瑞士家里接待一部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他们在逃避国内的镇压。1901年帕累托适居莱芒湖边日间瓦州塞利涅的“安哥拉”别墅。这时他的思想更趋保守，更敌视没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接待大批反政府异议者。前往巴黎， 在高等研究学院授课。他的妻子离他而返回俄国。帕累托立刻要求离婚。1902年起，他就与让娜.雷吉斯同居，直至逝世前不久才与她结婚。《广泛社会学》一书是献给她的。

1901年《社会主义体制》用法文在巴黎发表。1916年帕累托最后一次系统讲授社会学课程。《普通社会学》在佛罗伦萨出版。1917年帕累托在洛桑大学参与庆祝他任教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1920年《事实与理论》在佛罗伦萨出版，这是一本首要由有关首次世界大战的政府文辑成的集子。1921年《民主制的变革》的米兰出版。

1922年为了抗议瑞士社会主义者倡议提取财产税，帕累托在迪沃那住了几个月。年终时，他答应出任（B.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驻国联代表。1923 被任命意大利王国参议员。他在《等级体制》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表明归附法西斯主义，但要求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化。1923年8月19号死于塞利涅，并葬于该地。

帕累托历程及其思想

帕累托的父亲、热那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疑似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典型产物、马志尼（②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曾加入烧炭党，后被捕，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参与1848年意大利革命，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远征，提出建立共和国的力争，没有成功。19世纪60年代，宣传在“劳资合作”和“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处理员工困难。——编辑注）的热情拥护者——恐怕较多地受于国家原因此不是受于社会原因——他是“障碍意大利迈向全国统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妥协的敌人，而且是在这一意义上并非是在其余意义上的一名革命家。所以他流亡国外，逃到巴黎，娶了一名法国妻子。本文的主人公在那里出生了。假使加雷尼将军曾经把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那么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意大利人但也是法国人”。他于1858年被带回意大利受学校教育，1869年得到了工程学博士学位。他立刻从事工程学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在几次调换工作以后升任意大利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应当是“董事长”——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学，并被任命为瓦尔拉的继承人，尽管几年前他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专职的经济专家了。如此，他首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大概是1892-1912年，后来他的全部工作事实上均为社会学性质的。1906年，他辞去教授职务，退休回到位于日间瓦湖畔的乡村的家中。在充满强盛精力和富裕成果的老年阶段，他形成“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

上述情形差不多已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务必强调这些事实中的若干部分，并非是添加其余事实。首先，理论家们会注意到，受于他受过工程学的训练——而且他疑似形成了理论看法——他早年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已高达专家水平（①我不能精准地表明这水平有多高。帕累托需要沃尔泰拉告诉他。Xdx＋Ydy表达式经常有无限多的积分因子，而当它有两个以上变数时就不需要如此的因子存在。我不晓得一名真正的专家是否忽视这一点。）。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是一名非同平常的经济专家，他完全熟悉工业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表达，这与学院经济专家、公务员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得到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但是，第三，正由于他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才致使他在开始创造性工作以前，差不多就已是一名经济专家了，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即将在另一处加以评述。弗朗西斯科·费拉拉当时依然声名卓著，而自由主义者不加批判地赞美的那种理论结构依然没有遭到冷遇。费拉拉的著作，尤其是发表于《经济专家文库》中为古典经济学著作而写的著名序言使帕累托深受教益，其影响不亚于甚至胜过了帕氏学生时代的大学课程。帕累托对瓦尔拉著作的研究则因为马费奥·潘塔莱奥尼为建议。

上述事实没有一样能全面地表明帕累托的社会和政治看法，或者表明他对那个时代和意大利的事实困难的立场。我绝不相信他的个性能像极易被抽干的池塘一样轻易地被人了解。但是，贵族出身对他的影响多于对一般人的影响，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全将答应这一点，尤其是这一背景使他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民众在精神上形成兄弟，不能形成在各种团体中完全被接受的成员。它也影响了他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建立感情联系，比如被称作“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充足保持生活的经济收入——起初勉强够用，后来变得相当富有了（①这是受于继承了一份遗产，并非是受于早年担任总经理导致。）——致使他愈加离群索居，由于这为帕累托给予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条件。

在如此的环境下，他的古典学识按同样的方式起着作用。我所说的不是他与同期代受过教育的每个人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学识，而是他通过不懈地研究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历经很多不眠之夜后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论。古代世界是一座博物馆，并非是一间应用科学的实验室。他太相信那里面所积攒的智慧，结果必然会远离生活于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参与本国的政策和政治辩论致使他完全孤立，以至于在接受洛桑大学邀请以前，他就已决定移居瑞士。孤立对他的暴躁脾气有影响——导致在晚年，第二次结婚所导致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气好些——而暴躁脾气实质上是不能容忍孤独的。

但他为何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从内心深处热爱她，祖国的新生不但是他所渴望的，而且是他亲眼看见了的。公正的观察家很或许提出这一困难，由于在如此的观察家看来，疑似在帕氏离开祖国以前的30年里，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情形不算太糟。除了以相当快的进展促进经济上涨和从财政混乱中摆脱出来以外——得向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表明歉意——这个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执行社会立法，并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当时所谓的列强之一。从这一角度来说困难，我们的观察家们将令对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如此的政权表明极大的尊敬。而且顾虑到新的民族国家在初创阶段容易遇到的问题，观察家们会原谅那些不太让人高兴的情景。但是帕累托没有任何原谅的表明。他所目睹的导致无能与腐败。他怀着公正的愤怒与走马灯似的政府执行战斗，于是那时他就成了公认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其涵义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鼓吹者——而且在那个期间的德国新政者们中间，他帮助产生如此的印象，即边际效用导致被用来反对改革者的邪恶诡计。（①所以，德国的批评家接受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实际上书中很少含有可作不同解释的内容。但是它包含有如此的看法：在这里所笃定的纯粹的竞争的优点对事实经济过程不起任何作用，由于纯粹的竞争事实上没有广泛盛行。）有关帕累托对经济政策困难的立场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学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这或许就是全部的内容了。但是即便在那时，在他的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依然有些东西是直接反对官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口号的。他的确是一名反国家干预主义者，但这是出于政治理由，并非是出于纯粹经济的理由：与英国古典经济专家不同，他不反对政府活动自身，但是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反对英国古典经济专家热烈拥护的那种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从这一点来说，他该种类型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了引申意义，与英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不同。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其余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前20年中，逐渐增多的法国人也意大利人开始表明不满，从单纯地表明失望，发展到对议会民主持续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所造成的后果表明强烈厌恶。有这类情绪的人有很多，如E．法盖和G．索雷尔，而他们并没有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分析这些情绪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说去评判它们了。对我们来看，重要的是存在着这些情绪，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该种思想潮流中显得突出，是由于他在与时代的民众中更为突出，还由于他写了一部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仍有索雷尔和莫斯卡的著作——使这些情绪合理化了。

英国人和美国人忘记了特殊的和有记录以来独特的情形，这些情形使他们在心目中造成了同样特殊和独特的对议会民主制的立场，他们怀疑帕累托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的机会意义。然而他的该种立场一点也不成困难，不需要用什么理论去加以解释。1914-1922年的事件已经把他召回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他发表的相关首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凡尔赛和约的失策以及国际联盟的无能等的精辟分析均为最强有力的论述，尽管这些文章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没有引起反响。但是他毕竟目击了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意大利社会的解体，这是只有亲眼目睹才会相信的。

他把这些年间的一切动乱都归因于颓废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软弱性。该罗马史学者或许想到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运用过的一个方案，即：为了应付紧急局势，元老院常常命令执政官们任命一名事实上具有无限权力——尽管是临时权力——的官员，即独裁者。执政官应当注意不使国家利益承受损害。但是在意大利宪法里没有这一条款，而且即便有了这一条款，也不会有任何好处。所以，独裁者务必自己任命自己。帕累托决不曾超越这一界限，也不曾超越只赞成墨索里尼复苏秩序所获得的成就这一界限。墨索里尼为了标榜自己，向该始终宣传平和主义、始终力争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授予参议员岗位。（①参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第182－194页有关叙述。）但直到去世前，帕累托都婉拒信奉该种“主义”，就像他婉拒信奉任何其余主义一样。从英美世界的传统看法来说，没有任何必要去裁判他的举动——他的任何举动或情绪。

其余任何事情都沉在“池塘”的底部。

布斯凯教授在一本研究帕累托生平和著作的书中（①参见G．H．布斯凯：《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载《现代史研究、史料与考证汇编》，巴黎，1928年）。除了相关帕累托著作的数学部分的内容外，我们特别推荐这本书。此书是由一名怀着极大热情的作者写成的，他自身就是一名当之无愧的经济专家和社会学家。同期，作者又尽量避免了门生或传记撰写人的那种专门反应光荣事迹的心情。布斯凯还著有《帕累托以来的社会学概论》，并为帕累托的《社会主义体系》和《政治经济学手册》两书撰写了序言，1928年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著作》的短篇评论。另外，在《论经济思想的成长》一文中，布斯凯也为帕累托保留了光荣的地位。在其余的纪念评论文章中，只要提及所谓的官方评论就够了，它们是：阿方索·德·彼得里—托内里教授在意大利科学进步协会经济组的演讲（发表于1934年11月、12月及1935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上），以及卢吉·阿莫罗索教授于1938年1月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社会主义者的《前进日报》上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词句，把帕累托描绘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我不晓得把他如此的人称为“资产阶级”能否恰当，由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对无知与懦弱的资产阶级表明蔑视的可能。至于其余方面，该种类比恰当地表达了帕累托给他的同胞们所留下的印象：他们事实上已经把他摆在了凌驾于同期代的其余经济专家和社会学家之上的明显位置上。没有别的国家为他建立相似的塑像台。而在英美世界，直到今天，民众对该名人和思想家依然是陌生的。诚然，在他的社会学著作被翻译出来后，这里曾显现过暂时的帕累托热，（①在哈佛，该种帕累托热以著名的生理学家、已故的L．J．亨德森教授为代表。请参阅他发表于1935年的《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一文。一部分哈佛人依然会记得亨德森教授的非正式的帕累托“讨论会”，事实上，“讨论会”是由该教授的一连串独白构成的。在那里，对帕累托思想的同情、理解以及对帕累托思想的非凡伟大的深刻认识正在同一部分不可避免的专业上的阻碍执行坚决的斗争。）但它迅速就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消失了。但是就纯理论家的小圈子来说，帕累托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美经济学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那是在鲍利教授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书出版之后。但在美国和英国，在帕氏具有优势的方面，马歇尔主义和后马歇尔主义的经济专家做了充足多的工作，甚至抢在其余思潮夺走帕累托已经占领的阵地以前，阻止他占领许多的阵地。

理论经济学的若干重要发展当下看来起因为帕累托，这一事实或许让人感觉到惊异。但解释起来并没有问题。帕累托是法意文明的产物，该种文明远离英美思潮。即便在法意文明规模内，他的突出形象差不多也是无与伦比的。帕累托不能归入哪一学派。他不追求什么“主义”。没有什么宗派或政党声称帕氏是自己这一派的，尽管有很多宗派和政党从帕氏所掌握的广博的知识领域中盗取了一部分碎片。他疑似以与占主导地位的情绪与口号背道而驰为乐。极端放任主义的信徒们或许从他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来支持他们的看法，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像自由主义的“财阀民主”或“财阀宣传”那样承受他的强烈藐视。社会主义者应当感激他，像我们将要目睹的那样，他对社会主义学说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贡献。他还抗议意大利政府在1898年所采取的反社会主义措施。可是他不仅是一名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出于藐视而执行讽刺批评的人。法国的天主教徒可以由于帕累托攻击了对法国教士们的迫害——该种迫害是非常不光彩的德雷福斯案（①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的事件。德雷福斯被判终身苦役。当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婉拒重审，致使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阻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布无罪，1906年复职。——编辑注）的后续——而感激他。他还反对孔贝部长的“政权还俗主义”政策，由于他是一名绅士，并非是由于他相信天主教会的教义。

帕累托就是如此一名独立性和好斗性强的绅士，他习惯于在辩论当中予以对手强有力的抨击，或许在这一派或那一派人中得到赞同，但很难有机会承受广泛欢迎。此刻他已形成以往的人物。但是即便在他事业的全盛期间，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和社会口号统治着官方语言、报纸、政党纲领以及一般文献，其中也包含经济文献，帕累托表达其严谨的科学成果的材料也不比当下更为流行。一个人只要受染上充斥于美国教科书中的精神，当他翻开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时，就会认识到下面这句话的涵义：“现代社会主义信仰和口号的天真爱好者，一定会感觉到自己被棍棒赶出帕累托的家门；爱好者所阅读的是自己永远不肯承认其真实性的东西，他同期也阅读了大批的让人为难的实例。”所以，当下的困难疑似不在于解释为何帕累托没有造成更大量的影响，而在于解释帕累托是如何造成这么大影响的。

假使我们能把自己的视线控制在帕累托对纯粹理论的贡献规模内，就不需要对该人物、他的社会背景及地位执行回顾了。但是完整的帕累托以及制衡他的一切力量，都明白无误地与不属于经济学纯粹逻辑原理的任何事情相关，所以相关其人及那些制衡力量的评价比科学成就评价中的相似内容更重要、有益。我将首先尝试表达该种意见，然后简略地评述一下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工作，最后，我将看一下他在《普通社会学》一书中作了不充分表述的有关社会的概念。（①由罗科与斯皮内迪两名先生在1924年的《经济专家杂志》上供应的书目大体上较为完整，但是我们务必提出下列各种参考资料：《有关纯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讲义》；（巴黎高级社会研究学院讲义得要》；《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年）；《政治经济学手册》（1909年），这是前一本书的法文译本，但我们务必把它单独列出来，由于其中的数学附录完全是从新编撰而成的；《普通社会学》（1916年），法文译本（1919年），英文译本名叫《心灵与社会》（1935年）；法文版《数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的《数理经济学》（1911年），该书原来德文版中的相应论文并没有重要。此外仍有一部分书和不计其数的论文，但据我所知（帕累托在日报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大部分我不晓得），它们所包含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内容，都已包含在前面所提及的出版物里了。）

参考文献 《经济学季刊》第63卷第二期，1949年5月。版权属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