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学（New Economic History）
新经济史学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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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史学最早起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期间，一部分经济专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进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执行计量分析迈向了有关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本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成长与停滞、繁荣与衰退做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
新经济史学逐渐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经济史学的成长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造成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从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民众有关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更改；同期，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致使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造成了激烈的范式矛盾。该种矛盾在目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显著——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专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专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矛盾，已经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困难。
新经济史学的成长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渐渐发展形成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以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而且已经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有关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有关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连串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目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形成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相关论文大批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造成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致使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得到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对比，计量经济史学使民众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报告验证 ——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质，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质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质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此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导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期，在宏观经济上涨模型中增长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渐渐使“制度举足轻重”这一命题形成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举足轻重”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困难自身．谋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造成、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重新古典的“经济人”如果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造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显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致使了制度的平稳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助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迈向其他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含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质。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上涨及其余要素禀赋更改全将影响到交易费用的改变，进而更改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规模，并丰富了民众有关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向上瞧，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首要表当下：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冲突。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然而是“已经达到的一连串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看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有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冲突。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之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期间全将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视，这事实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消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质间的冲突。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举动均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一般是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显现的事实不吻合。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矛盾，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实施机制，调整着民众的举动，它们是外生的，由包含统治者以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造成互动，而这些均为理解人类历史进度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以格雷夫(Avner Grief)、温家斯特(Barry 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原因所决定的举动约束，包含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靠，由于以往的制度影响了民众对目前和将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更改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这代表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形成其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整体来说，博弈论，尤其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运用，致使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形成或许，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含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原因)全将影响到均衡的选择，进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均为独特的，不或许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迈向发展。
重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供应，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使建构和演化被广泛觉得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事实上两者间的矛盾并没有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原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或许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尽管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在持续地进化当中，在同环境的互动中，通过持续试错、调整来得到提升。文化、传统，依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攒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举动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时间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借助认知进化原因的调和，经济学 “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试图形成或许，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形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矛盾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期间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导致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伴随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批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目前改革的同期，国内学者开始故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目前的制度变革执行比较、印证，以得到有关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形成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伴随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承受了此热潮的打击，并造成了不同的反映。一面，一部分史学家开始故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运用。另一面，很多史学家却对该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觉得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期觉得，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自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专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下方两方面的原因相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即使并没有消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均为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执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整体来说，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以往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此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根据”。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均为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执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度与最显著的事实发生矛盾，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说看历史纪录”。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均为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报告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期，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没有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原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专家该种 “粗略地运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意向，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由于他们要将历史当成 “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专家运用差不多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觉得(被研究的)以往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进而使历史削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矛盾。即使“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执行归纳分析的时机，总是要故意、无意地运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事实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依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得到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警示应当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执行追问，他觉得，并没有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依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由于“并没有是在与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均为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均为在与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一则信息能否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过滤，历史事实越复杂，该种过滤所致使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有关某个期间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清晰关系的构成部分的时机，我们事实上是在运用一种理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相关的历史事实，拥有许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执行解释，即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首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依旧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依旧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含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冲突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依旧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均为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导致个体完全理性依旧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务必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该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比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比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本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举动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减弱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反应到价值分析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如此的历史情感中来执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分析国家与民族如此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并非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致使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导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致使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举动选择、社会经济绩效改变的影响。这恐怕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质还或许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首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将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来说，每一项经济交易均为精打细算的市场举动的结果”。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即使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看法，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表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上涨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所以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这与帕克所觉得的“新经济史的成就之处在于显示市场机制运行不错”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该种普适主义致使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如此的批评。
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矛盾如何协调
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矛盾，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相关，也与它们所依靠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冲突相关。两个学科不能执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成长都造成了制衡。对史学的经济史来看，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专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后面的一般规律的能力承受影响，并所以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可能。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来说，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专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困难时，不可避免地会显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专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很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足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执行理论创新的可能。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专家不应当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当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面，美国经济史学会给予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办史学家和经济专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专家和史学家也应当放下各自的成见，谋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当做什么?对于史学家来说，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一马当先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
从长期来说，“一切的经济理论均为方法论”，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靠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持续改变的，而其后面等候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向上瞧，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尽管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运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供应最真实的报告，最大或许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向上瞧，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当向经济专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依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并非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诚然。赵冈、陈钟毅觉得，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期间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有记录以来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第一种情形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进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形则表示了中国目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运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没有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来说，应当是工具，并非是其余。
史学家在小心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期，也需要反思自己能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当中摆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打击会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该种转换正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映。伴随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上涨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普遍运用。这些概念的运用，并没有仅仅代表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它显示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放开与变革。
2．经济专家应当做什么?对于经济专家来说，首先需要清晰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假使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或许指望理解任什么时候代(包含目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专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有关的经济学理论，尽管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疑似让人怀疑。
新古典经济专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目前为止，仍未表明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略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或许依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或许会产生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可表明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专家要学将对自己所依靠的经济学理论方法执行反思。目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导致出一种 “实证迷信”。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显现了大批“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致使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专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该种现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试探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得到一切困难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如此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民众心态上给经济学供应更广阔的视野。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专家务必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摆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专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专家最终会发现自己深陷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批富裕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由于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此外的一部分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可能是经济专家解脱该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郭艳茹、孙涛.经济专家和史学家应当互相学习什么[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