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拉丰

生平简介

让-雅克·拉丰，1947 年出生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图卢兹，属于法国战后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戴高乐将军的影响下成长，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振兴法兰西民族为己任。 1968 年，拉丰毕业于具有深厚数学教育传统的图卢兹大学，得到数学硕士学位，其后前往巴黎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72 年得到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73 年秋，年轻的拉丰到达美国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肯尼思·阿罗。拉丰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得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5 年），这在哈佛的有记录以来是十分罕见的。 1978 年，拉丰服完替代兵役后，拉丰放弃了在美国任教的可能回到图卢兹大学，他在艰苦的环境下一边传播经济学一边不懈地开创经济学的新领域。沿着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他迅速在公共经济学和机制设计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 年，拉丰教授的专著《公共决策中的激励》（与杰利·格林合著）出版，确立了他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在70 年代，一般均衡理论依然占领着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但拉丰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在将来的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经济组织中激励困难的关注致使拉丰选择激励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70 年代末，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正在兴起。 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课题是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的激励困难，受于在方法论上借鉴并结合了对策论的研究成果，信息经济学成功地解释了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无法处理的诸多难题，表明了该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并极大地助推了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成长。拉丰以信息经济学作为他研究激励困难的基本框架，开始了整合激励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探索。

从80 年代初起，拉丰教授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的道路。在这个时代，席卷整个西欧的私有化浪潮引起了一场有关公用事业和垄断行业竞争与规制的大论战：诸如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能否可以通过私有化引入竞争？如何对其执行规制？等等。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他和梯若尔（Tirole）创建了一个有关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这致使了新规制经济学的诞生。新规制经济学结合了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它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成功地处理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困难。拉丰和梯若尔于1993 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进而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与很多理论经济专家不同的是，拉丰教授非常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与检验。

从80 年代中期开始，他和梯若尔就付出将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诸如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垄断行业的规制困难，分析各种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并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拉丰教授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工作， 并担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电信改革的顾问。从1999 年起，拉丰和梯若尔应邀担任了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他们的研究数据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给予了科学的根据和权威的支持。2000 年，作为对十几年垄断行业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归纳，《电信竞争》一书（与梯若尔合著）为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困难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给予了一个最为权威的理论根据。

从90 年代初起，拉丰教授开始关注组织中的激励困难，他深刻认识到了组织中的串谋举动对激励机制产生的扭曲是致使经济组织效率低下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所以在设计一个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时，务必考虑防范串谋的激励机制。拉丰教授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将这些理论贡献集成在《激励与政治经济学》（1999 年）一书中。作为激励理论的首要开创者，拉丰教授视激励困难为经济学的核心困难，因此几十年来，他一直献身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而三卷本的巨著《激励理论》（与马赫蒂摩合著，第一卷已于2002 年2 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于2002 年7 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志俊等译）是集这一理论40 年发展之大成之作，标志着激励理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理论框架的形成，被经济学大师肯尼思·阿罗誉为激励理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拉丰教授是一个极其勤奋，因此高产的学者，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12 本专著和300 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贡献为他在经济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是拉丰教授并没有像其余很多功成名就的经济专家那样等着获诺贝尔奖，他依然一如既往地传播经济学而且持续地开拓激励理论的新领域。即便在同癌症抗争的过程中，他仍坚持完成了新著《规制与发展》（2003年12月）。没想到，这本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专家，让-雅克·拉丰教授在机制设计理论，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和成就已经得到经济学界的公认，为此他被推选为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主席(1992 年)，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 年)，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91 年)，美国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93 年)，并于1993 年第一个得到欧洲经济学会的Yrjo-Jahnsson 奖(该奖与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齐名)。但是，就在他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一步之遥时，该坚强的斗士却倒在了战场上，也许，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愿。

拉丰教授传播经济学的热情并没有局限在法国，他尤其关注低收入国家发展过程中制度变革所导致的激励困难。他觉得低收入国家制度变革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该国的成长道路，而要顺遂地完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变迁，务必要有一批真正的经济专家参与这一过程。为此，他不遗馀力地为低收入国家培养年轻的经济学者，并要求他们学成后回国积极投身经济制度改革。从90 年代初起， 拉丰教授就开始在中国讲学， 并付出寻求在中国传播经济学的基地。 2000 年秋天拉丰教授在北京讲学时，遇到了他的哈佛校友邹恒甫教授，正是两名教育家共同的追求和胸怀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的共同付出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建立了长期的双向合作与交流关系。2002 年8 月，拉丰教授在武汉大学执行为期三周的讲学。他为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讲授激励理论。同期为来自电信系统的政府官员和各大公司高层经理介绍垄断行业的规制与竞争的基本思想、制度环境和政策分析。这一次讲学极大地促进了激励理论和规制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拉丰教授的著作《激励理论》第一版10,000 册就告售罄。这代表着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者将通过它进入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此后的一年里，包含梯若尔以内的十几位来自IDEI 的学者相继到达武汉大学讲学，内容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金融理论的各个前沿领域，这极大地扩展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加快了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帮助指导了一批年轻的研究生和学者。

正值这一交流计划向纵深保持的时机，它的设计者拉丰教授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2004年5月1号拉丰的去世，不仅是欧洲经济学的重大损失，同期也是中国经济学的一大损失。经济学界又失去了一名泰斗级人物。

首要著作 《公共决策中的激砺》《未知性和信息经济学》（1998）《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砺理论》（1993，与Tirole教授合著）《电信业的竞鲏》（1999，与Tirole教授合著）《激砺与政治经济学》（2001）《激厉理论：委托一代理模型》（2002，与Martimort合著） 拉丰与图卢兹学派

拉丰在法国推行经济学改革并创立IDEI的过程中，与梯若尔等学者一起，在学术研究上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通过他们的影响和团队合作的扩展，该种风格已经形成了IDEI学术研究的显著特质，学术界开始将其称之为“图卢兹学派”。

图卢兹学派的首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和推广，而且注重处理具体的现实困难。该种学术风格的形成首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面，拉丰为了IDEI的成长，务必经常从事一部分应用性研究，如法国电信、电力、能源、环境和交通等领域的课题。在上述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对很多现实困难的本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觉得，产生上述垄断行业的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激励机制的扭曲。受于这些行业大批存在着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困难，引入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机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处理激励困难。因此经济专家们务必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政府部门设计一套激励可行的机制。另一面，受于拉丰和梯若尔均为这个领域的权威，因此无论在基本思想依旧方法论上，他们都能将上述理论运用的得心应手，而且能够将这套研究方法很好地传给年轻的学者。

图卢兹学派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以及其余各个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愈加注重经济学含义的深入解释，推崇用愈加简单的经济学模型解释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学困难或现象。他们觉得经济学模型是为解释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服务的，因此具体地选用什么样的模型取决于你所要解释的对象。尽管IDEI的多部分学者都具有很好的数学背景，但是他们决不会为了炫耀自己的数学技能而有意选择复杂的数学模型。对此，拉丰教授的一番话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归纳：

“假使我能够用一个简单的离散模型很好地揭示一个接连模型90%以上的经济学含义，那么我为何还要用接连模型呢？”

实际上，从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成长方向可以看出，图卢兹学派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论已经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前沿上，因此他们的论文大多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如Economet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以及其余顶尖的期刊上。这些高水平的论文更深一步地促进了图卢兹学派的传播，并巩固了他们的学术地位。

学术风格的继承和发展需要不错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合作的团队精神。拉丰在付出引进高水平的学者，积极营造学术氛围的同期，倾注了大批的心血培养 IDEI的团队精神。实际上，团队精神正是图卢兹学派的灵魂，也是IDEI能够快速崛起的根本所在。因此IDEI的成就再一次体现了拉丰卓越的领导才可。

拉丰觉得，一个成功的学术团队领导人务必具备下方三个条件：追求学问的激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组织领导的才可。追求学问的激情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务必具备的，只有如此他才可够抵制各种外界的诱惑，将做学问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一点对于经济专家尤其重要）。而海纳百川的胸怀致使学者能够接受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尊重不同学派的成果，并于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学者执行有效的合作。而出色的组织领导才可则是任何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所务必具备的。

拉丰与梯若尔长达20年的合作和友谊为IDEI其余的学者树立了一个典范，而拉丰的学术地位和威望使他不但能够吸引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而且能够将他们很好地凝聚在一起。这些优秀的学者大都具有显著的个性，而且往往来自不同的领域或流派，要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很多场合下，拉丰往往必须充当仲裁者和调停人的角色：

“要知道这些学者谁也不服谁，有时候又充满孩子气，他们往往会由于支持不同的球队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连见面都不打招呼。该种时候，我务必出面把他们拉到一起吃顿饭，帮助他们彻底和解。所以，我经常得处理这类琐事”。谈起这些，拉丰教授也颇感无奈。

在IDEI访问研究阶段，我深刻地感承受了该种团队精神。学者们所发表的多部分学术论文均为合作研究的成果，该种合作往往开始于一次喝咖啡时轻松的交谈，不同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探讨同一个困难，甚至供应不同的分析方法，自此寻到共同的意向触发了合作研究。在休息室和咖啡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此一个简单的开场白：“近期在做什么研究？有没有可以合作的？”，或者是“我近期对金融学的一个困难很感兴趣，你的博弈论功底很好，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

而IDEI每星期一次的论文数据会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数据会的气氛非常热烈，批评十分尖锐。很多时候，数据会往往形成个性凸显的学术批判会，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发表自己真实的观点。比较平和的金融学家Biais教授往往首先发问：“也许我很愚钝，但是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而年轻气盛的Martimort 教授的批评来得愈加直接：“不对，依据我的直觉，你这个结论肯定是错误的！”。而数据者最怕的则是梯若尔教授（一般坐在第二排）和拉丰教授（一般坐在最后一排）的困难，由于他们的观点往往直指论文的本质性的错误，因此是致命的。我亲历的一次美国著名的博弈论学者Mailath在IDEI的论文数据会，介绍他在“声誉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其间梯若尔表示了一个致命的漏洞，并告诉他自己在十年前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试图，后来发现此路不通。本来神采飞扬的 Mailath教授立刻变得满脸通红，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站在台上好半天都没有反映过来。

另一面，假使一篇学术论文能够在IDEI得到通过，特别是得到拉丰和梯若尔的赞许，那么将来就很有机会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这就是为何经常有学者从其余国家甚至美国到达IDEI作论文数据的原因所在。

拉丰在提升IDEI整体学术水平的同期也开始注重年轻学者的培养，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Patrick Rey 和David Martimort均为拉丰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博士，他们已经形成年轻一代的杰出代表。在经济学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当代经济学界有两个最好的老师，一个是 Eric Maskin教授（他是拉丰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其他就是拉丰。在IDEI，拉丰的办公场所门口放着一个长椅，每天下午总是会有几个学生坐在椅子上排队求教，而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十分耐心，认真地解答他们的困难，悉心地指导他们的论文。他用辛勤的付出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我生命中最首要的追求是改进高等教育，由于我深信从长远的角度，这是一个人对社会所能作出的最大的贡献。”

拉丰与法国的经济学改革

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的一次交谈中，拉丰教授向我吐露了他的心声：“我一生的首要目标就是改进法国的高等教育。我之所以放弃在美国的任教机会而回到法国，是由于痛感当时法国经济学教育的保守和落后。在我们这儿有十分优秀的学生，却没有一流的教师。我发誓要更改该种情况。”为了达到这一誓言，拉丰付出了27年的艰苦奋斗，奉献了所有的精力和激情，乃至自己的生命。

1977年，年轻的拉丰回到法国。在著名的法国理工学院，他满怀激情地推行经济学改革，却遭遇了重大的压力，以至于无法执行下去。1978年拉丰怀着改革传统经济学的坚定信念，孤独地回到家乡图卢兹，开始他在图卢兹大学传播主流经济学的艰难历程。回忆起这段历经，拉丰教授不由得感慨万分：

“那时候图卢兹大学的经济学差不多是一片空白，没有系统的经济学课程，没有资料室，没有研讨班，更没有经费来源。我就是在如此的情形下开始创业，整整十年，我感觉到非常的孤独。而法国的教育体制非常僵化，教授的薪资待遇很低，科研经费更是匮乏。为了生活，我必须利用暑假到美国讲学，为了募集科研经费，我必须花费大批的精力四处奔波。”

但是拉丰当时所面对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与在巴黎的情形一样，他在图卢兹大学的改革也遭遇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抵制。拉丰必须待在图卢兹大学数学系，由于这是他曾经学习过的地方，那些教过他的老师们给了他有力的支持。

拉丰迅速就意识到，自己和保守势力之间不存在妥协的机会。为了能够传播主流经济学，务必清除保守势力。当时在图卢兹大学也有一名从事产业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教授，尽管他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已经十分落后，但是受于他是“空中客车”公司的顾问，垄断了大批的经费和学术资源，而且激烈地反对经济学改革，因此形成真正的“学霸”。拉丰和他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这是一场代表了新旧势力之间的，谁也输不起的生死决斗。在这场斗争中，年轻的拉丰迅速表明出了作为政治家的领导才可和魄力。

“我用了不足三年的时间就把那个家伙赶出了图卢兹大学。为了改革，你务必掌握适当的权威，否则，即便你代表了主流，也会被保守势力打败。当下全法国的经济专家有一半是我的朋友，另一半则是我的敌人。但是掌握实权的那一半均为我的朋友！另外，现任的图卢兹大学校长Belloc是我的学生，而他同期依旧法国大学校长联合会的主席。”谈及这些历经，拉丰的目光变得坚毅，充满了自信。

赢得这场较量后，拉丰开始在图卢兹大学助推经济学改革。但是法国相对落后和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无法吸引高水平的学者，研究力量和师资队伍的缺乏致使改革执行得十分艰难。拉丰渐渐认识到凭他一个人的力量不或许更改法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体制外另起炉灶。

从80年代初，拉丰开始积极投身法国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和另一名法国经济学大师梯若尔教授一起，在理论上建立了新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法国电信和电力等垄断行业的规制改革，而且与法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上述大公司的管理层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在他们的支持下，拉丰着手筹建一个全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机构。

1990年，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宣布成立，拉丰教授任IDEI主任。IDEI尽管挂靠在图卢兹大学（后来改称图卢兹第一大学或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但在体制上是一个独立运转的法人实体，由于拉丰相信，只有如此他才可够拥有充足的权威，依照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模式组建并运转IDEI。

拉丰十分清楚，为了吸引一流的学者到IDEI来工作，务必予以充足高的报酬，而在法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下，这一点是不或许做到的。但IDEI实际上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研究所，而对于该种性质的研究机构，法国政府不或许拨款资助，因此拉丰必须自己筹集研究经费，用于研究人士的报酬和科研设施的建设。

尽管法国电力和法国电信等每年以研究项目资助的方式予以IDEI适当的经费支持，但伴随研究所范围的扩张，这些经费已不足够支撑研究所的运转，大批的经费空缺依然靠拉丰一个人四处募集。因此拉丰必须花费大批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社会活动，以保持研究所的运转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拉丰又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专心从事管理工作。这是由于，一面，追求理论研究的激情使他无法停止研究的脚步，另一面，作为学术领导的地位和责任要求他务必时刻走在学科的最前沿。

“作为一个研究所的主任，假使没有学术地位，就不会有人看得起你，因此也不或许领导一个学术团队。”面对重大的双重阻力，拉丰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每天坚持超负荷地工作。“我每天白天都得忙于各种应酬，另外还得指导学生的论文。只有晚饭后才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因此我必须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实际上，我在IDEI的时机，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能目睹他那显得苍老而又挺拔的身影。他的笑容尽管充满自信与祥和，但是依然掩饰不住那一份疲惫和沧桑。

在拉丰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包含让·梯若尔以内的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法国经济专家都到达IDEI，而相对较高的待遇致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在拉丰的领导下，IDEI迅速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不错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合作的团队精神使它的学术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如今的IDEI已经形成经济学界公认的全球最为权威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心。在2000年世界经济专家大排名中， IDEI的20位经济专家有15人入选前500位，其中5人入选前100位（梯若尔排名第二，拉丰排名第七）。尽管该种排名方式并没有能完全反应学者的学术水平，但起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IDEI的综合实力。

不仅这样，如今，拉丰领导的主流经济学派已经完全改造并控制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学界，他们控制了欧洲经济学会及其首要期刊，同期也控制了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首要资源。90年代末，作为欧洲经济学会主导期刊的《欧洲经济评论》的学术地位日趋衰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出版商的 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对期刊定价太高，失去了很多年轻的读者。在和出版商数次谈判没有任何进度的情形下，拉丰决定废弃《欧洲经济评论》而另起炉灶。在学会其余学者的支持下，2002年的欧洲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震惊经济学界的公报：

“从2003年元月起，《欧洲经济评论》已经不再是欧洲经济学会的刊物，学会将发行一本完全由学者并非是出版商控制的学术期刊，定名叫《欧洲经济学会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