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
马克思主义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冲突。正是受于这一基本冲突的运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聘用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本冲突显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面，个人的生产资料变成了由很多人共同运用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另一面，生产资料和产品却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力的成长，要求持续扩大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化程度；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却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员工之间，障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不允许生产资料正常地发挥作用，不允许员工合乎人性地劳动和生活。大河奔流、坝垒横截，不是大河被阻就是坝垒崩塌，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冲突，就是资本主义一切冲突的根源。战后资本主义的成长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临时减轻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衡，但是这个基本冲突任然存在。假使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说，它非但任然存在，而且呈现出更深一步扩大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
资本愈加集中
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大工业公司，由1955年的22家发展到1992年的316家；拥有10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特大公司，由1970年的2家发展到1992年的49家，分别上涨了13．4倍和23．5倍。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拥有的资本在整个工业资产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3％增长到1990年的71．2％。30％的公司占领了制造业全部增长值的80％。受于资产增长，利润大程度上涨。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大公司所获净利润在所有公司利润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38％上升到1990年的73．2％。100家公司的利润，胜过了37万家公司净利润的总和。英国、德国和日本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大工业公司，由1965年的1家，发展为1991年的191家；拥有100亿美元的特大工业公司，由1970年的1家发展为1991年的56家，分别上涨了190倍和55倍。日本占0．9％的公司控制了86％的资本，德国109家大公司控制了64．7％的资本，英国42家公司中的3家最大公司控制了42．2％的资本。
少数大银行差不多控制着全社会的货币资本
在全球最大的500家银行中，美国银行从1970年的185家降低为1980年的96家，存款却从2960亿美元上升为1．33万亿美元。10家最大商业银行的存款，在整个银行存款中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15．5％上升为1982年的39％。日本5家商业银行集中了全国存款的2／3，英国4家商业银行则集中了全国存款的90％以上。少数垄断寡头牢牢控制着经济命脉。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公司控制着美国汽车产能的90％，丰田、日产和本田控制着日本汽车产能的3／4，德国戴姆勒—奔驰、大众和阿佩尔公司控制着德国汽车产能的3／4。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集团大批兼并企业，资本扩张了几百倍。原有的一部分大财阀也不甘寂寞。
石油行业伸展到其它
如洛克菲勒集团从石油行业伸展到军火、电子、化学、原子能、机器制造业及运输业；摩根集团从钢铁工业扩张到石油、电子、汽车、原子能等行业；由制造军火起家的三菱集团向银行、保险、重工、化工、石油行业发展。一部分家族式大资本家与大银行、大财团相互持股，转化为资本愈加雄厚的垄断财团，不仅垄断生产，而且垄断原料、设计、销售网等各个环节。在分工和协作愈加细密，生产、流通和交换连成一体，而且科研、文化教育、第三产业也普遍社会化的今天，生产资料的该种高度私人占有，无疑对生产力的更深一步发展组成了严重障碍。 所有这些均为不争的事实，困难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成长。
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首要有两种类型
不错，战后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国有经济，其产值曾经占到GDP的20％。但是，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首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电力、交通运输、港口、邮电等部门。这些部门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单个资本家不愿投资，但又是所有资本家增殖资本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于是，资产阶级国家跑出来，充当起协调者的角色。它在这些部门投资，其实是代表了资本家的总的利益。另一类是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受于技术落后，显现巨额亏损。部分资本家承受不起该份亏损，而该份亏损导致的社会困难又要严重危及所有资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所有资本家共同承受。于是，国家代表所有资本家把它收归国有。所有资本家的整体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
为所有的垄断资本服务
就是资产阶级“国有”的实质。另外，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需要，在军火、宇航、造币及高技术研究等部门，也发展了一部分国有企业，这更是为了所有资本家的整体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总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执行的一种调整。如此的国有经济，绝不会由于有了“国有”的字样而归全体人民所有，然而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更改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不仅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均为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许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形成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许多的公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9页）把资本主义的国有制看成公有制，并据此觉得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趋同”，难道不是十分荒唐的么？
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的成长
困难仍在于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的成长。在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里，居民入股人数增长，显现了所谓“股份分散化”趋势。西方的一部分论者称之为“资本的民主化”，说什么持股的员工和职员也成了公司财产的“共有人”即资本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近些年来，该种论调在西方已经日渐式微，殊不料却在中国的一部分论者中间寻到了新的市场。什么“股份制的显现大大助推了所有制由私有制向公众所有制的成长”，而公共所有制就是“其他形式的公有制”，诸这样类的议论一时间形成不大不小的时髦。“股份分散化”更改了股份制的私有性质吗？分析股份制的性质，不能看涨少人参了股，而要看参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的股份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当下就让我们来解剖一下美国这个麻雀。在这里，10％的富有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9．3％、债券的90．3％，更富的5％的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3％，最富的1％家庭则掌握全国股票的63％、国债的63％；而参与“雇员持股计划”的10％的职工拥有的股票仅占1‰。1‰算什么呢！一根毫毛能形成大象么？说如此的持股者是资本家，简直是天方夜谭。
股份分散化
说见底，“股份分散化”然而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许多的资本，以减弱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剧对劳动者的剥削。美国著名经济专家萨缪尔逊表示：“员工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导致的改变，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学》第66页，麦格劳－希尔图有限公司1980年版）事实正是这样，在大亨寡头们坐收滚滚红利的时机，员工、职员们依旧要靠出卖劳活力为生。这就是“股份分散化”的事实，任何人用任何美妙的言词都无法掩盖的事实。我们中国的这些论者硬将如此的股份制说成是“公有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动机呢？实物经济和符号经济严重脱节
为了减轻生产持续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冲突，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广泛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大大刺激了金融投机活动。大批资本从实物生产和贸易领域转向金融和房地产投机场所，致使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实物载体的虚拟资本剧增。1980—1997年末，世界股票市场上的资本额增长了1388％，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了60％。90年代中期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年均上涨胜过20％，而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上涨率只有3％左右。当前，国际资本市场每天的外汇交易额达到2万亿美元，但其中用于生产的只有10％。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日益演化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经济系统。
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及其致使的金融扩张
是资本主义基本冲突运动的必然结果。应该说，金融自由化的苦心没有白费，金融扩张以及经济泡沫化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和掩盖了生产过剩的冲突，但是又在更大的时空规模制造了新的冲突。表面的繁荣与过分消费是建立在西方所谓“信用”以及第三世界大批的廉价商品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中与转移基础上的。金融扩张使西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透支经济”，没有实物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威胁到整个经济的成长。
阶级关系的实质没有更改
资本主义无论怎样改变，资本家阶级的本性都不会更改。他们拥有巨额资本，无偿占有和共同瓜分劳动者的余下劳动，依然是名符其实的剥削者。与以往对比，家庭式资本和个人资本家控制企业的方式有所改变，其中有些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采取控制股权和雇人管理企业的方法，由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经理资本家的人数和作用放大，但是家庭资本和个人资本家的作用仍未消失。他们凭借巨额资本和大量的社会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起着“大吸血鬼”的作用。不参与事实生产过程的资本家，则利用手中的巨额资本，从事证券投机活动，形成纯粹的食利者和“真正的社会寄生虫”。
西方发达国家员工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与战前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员工阶级队伍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体力劳动者降低，脑力劳动者增长，这也就是民众一般所说的蓝领、白领的消长。当前，国内外都有如此一种观点，即白领员工不再是员工，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而这些员工人数的增长，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别越来越小。这假使不是没有依据的妄说，就是为掩盖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而对事实执行的故意歪曲。白领的收入确比蓝领高些，但也仅能高达保持小康生活的水准，其实并没有富裕，而且随时面对被解雇的威胁。一旦被解雇，生活同样会深陷窘境。诚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担任了总经理、技术总监和主管之类的高级职务，收入丰厚，并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但是这些白领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白领，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这个极少数怎么能够代表那个绝大部分呢？对绝大部分员工来看，不管领子的颜色发生怎样的改变，都更改不了他们聘用劳动的阶级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此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当下物质财富中；另一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聘用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员工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4页）
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民众目睹，伴随劳动生产率的上涨，伴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在美国，1980年时，大公司经理资本家的收入相当于普通雇员的40倍，而今已上升到400多倍。1973—1993年，全国员工的事实薪资以年均0．7％的进展下滑。与此形成显著对照的是，亿万富翁的数目却一路上升。据《福布斯》杂志预期，在下一个美国富豪的排行榜上，400个中将有250个是亿万富豪。面对如此的现实，即便是美国的《1999年总统数据》，也必须承认：“竞争性的市场力量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产生的薪资分配日益不平等，致使某些人发现，即便付出工作，依然很难养家糊口”。当前，没有财产的家庭占40％以上，很多家庭的负债胜过微薄的资产，约有20％的人生活在全国贫困线下方，2000多万人缺乏充足的食物，200多万人露宿街头。500个城市中，每6个人中就有1个贫困者。死亡人口中，有一半死于贫困。当年的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奥莫哀叹道：与其如里根总统所说美国是“山顶上一座辉煌的城市”，毋宁说美国存在着“双城”，一个富人的美国，一个穷人的美国。资本主义基本冲突世界化
如前所述，国际资本主义把资本的吸血管伸到世界，是为了减轻资本主义基本冲突，使自己得免于死亡。吸血尽管见效，但从长远的看法来说，毕竟是扬汤止沸的短时间举动。它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期，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冲突扩展到了世界。以国际资本主义为中心
众所周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以国际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低收入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经济结构。冲突的双方各以自己的对立面为存在前提。国际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世界化，在控制低收入国家的同期，肯定也要套住国际资本主义自己。伴随经济世界化程度的加强，资本主义基本冲突的运动必然要越来越取决于第三世界的成长情况。 半个多世纪以来，独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成长中国家，其工业化大差不差经历了三个阶段：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启动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为迅速发展阶段（GDP年均上涨率高达5％—6％），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1980—1990年GDP年均上涨2．6％，1990—1994年为－0．1％）。这个历程呈现出一条“上涨—衰退”的钟型曲线，极为显著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减轻本身基本冲突的付出与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国际资本主义为减轻基本冲突向低收入国家输出资本→刺激、助推了低收入国家工业化的成长，为国际资本主义准备了新鲜血液→国际资本主义吸血减轻了基本冲突，低收入国家却因贫血甚至被榨干而经济深陷停滞甚至衰退。那么，以后如何呢？资本主义的基本冲突还怎么减轻呢？低收入国家的成长现况
要回答这个困难，我们就不能不看一下这些低收入国家的成长现况：
——产业结构内部
农业、农村衰退，产生工农业发展失调。战后初期，多数低收入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以后，粮食紧缺日益加重，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甚至暴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任然没有显著减轻，甚至规模仍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低收入国家执行调查，显示有70个国家的粮食情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必然要致使国内市场发育迟缓，甚至显现萎缩，进而障碍工业化的更深一步发展。
——工业体系内部显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
该种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首要发展战略的成长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很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国家采取的首要发展战略。但是，过分依靠海外市场尤其是西方市场，必然要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显现不平衡变动，致使出口型产业过分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进而为经济波动埋下隐患。
——处在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
低收入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那么，低收入国家究竟有什么“比较优势”呢？无非是廉价资源，包含人力和自然资源。如此的“优势”恰好把低收入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产生“不发达的成长”。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
在工业化初期，这些低收入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经济互补性”较强。但伴随部分低收入国家生产量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升，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上涨，竞争性相对增强，南北经济关系的互补性相对降低。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渐渐抬头，使广大低收入国家深受其害。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组成了经济世界化环境下低收入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国际资本主义也许不曾预料，它们给低收入国家挖了陷阱，结果自己也掉了下去，这就是资本国际循环的遇阻。垄断资本的过剩和“泡沫化”趋势
过剩和“泡沫化”趋势
首先是加重了垄断资本的过剩和“泡沫化”趋势。从80年代以来，工业化初期大批流向第三世界的西方资本开始回流。低收入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由60年代的20％下滑到80年代中期的10％。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降低了50％。在国际贸易方面，低收入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呈渐渐下滑的趋势。大批余下资本回流西方，扩充了横行于世的投机资本，使当代西方经济的投机性与赌博性越来越强。80年代以来，为数大量且范围重大的资本投机集团，即所谓“对冲基金”的快速涌现，是世界经济中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新现象。
资本过剩与货币资本投机
大暴涨加了西方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金融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在如此的环境下发生的。 其次是压抑了西方产业资本的扩张。西方在能源、原材料及其余初级产品方面更深一步依靠低收入国家，而本身的实物经济则更深一步萎缩。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出口的相对下滑和巨额的贸易逆差。当前，美国这个被觉得是最发达的国家，却是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国。1998年，它的贸易赤字达到2616亿美元。产生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首要原因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这充分反应了美国经济中实物生产下滑的事实。
是世界规模的两极分化
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两极分化。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尖锐表示：“很多低收入国家的成长迄今仍举步维艰，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一边是北方发达国家财富的持续积攒，一边是南方低收入国家贫困的持续加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世界化的成长，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广泛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均衡更趋严重。全球有十三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方，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六和出口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占世界人口绝大部分的成长中国家仅分别拥有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十八。”其次是低收入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
一部分低收入国家不顾国情
盲目认同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道路，纷纷建立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让资本向少数所谓投资意识强的富者那里集中，其结果非但未能造就一批实业兴国的志士，反而孳生出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一面帮助西方垄断资本掠夺本国人民，一面极力仿效欧元兑美元的生活方式。受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不或许积攒很多的资本；即便有所积攒，这班买办也往往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穷奢极欲的享受。其结果是富者生活豪华，几近欧元兑美元大亨；贫者生计艰难，甚至衣不遮体。这样全方位的两极分化，必然要致使世界规模的需求不足、经济衰败、环境损坏和社会动荡，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统治。 当代世界历史的进度显示：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冲突没有也绝不或许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处理。经济世界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高达极限，也将使减轻资本主义基本冲突的余地高达极限。往者不可谏，来者不可追。完全可以肯定，而今而后，它减轻冲突、延长寿命的手段将越来越少，面对的冲突和危机将逐渐增多。不管前面的路仍有多长，资本主义必然得走向灭亡的深渊。对于世界历史的这个大趋势，资本主义世界的正直学者也许体会得愈加深刻。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曾坦率表示：“资本主义将形成以往，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的一次吸引人的演习——一次特殊和异常期间的演习，但或许是向更为平等的世界过渡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或者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稳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平稳的形式。”（《历史资本主义》第108、10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个“平等的世界”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作了石破天惊的回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