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均等化

收入均等化简述

阿瑟·庇古是英国著名的经济专家，1920年在《财富和福利》一书的基础上出版了《福利经济学》，该书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以经济福利为研究主题，探索了改进社会分配情况，增进社会福利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对全社会和各社会、各阶级总体福利的影响等困难，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庇古接受了马歇尔有关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应该在不影响国民收人上涨的基础上减轻该种分配不均的看法，提出了通过收人均等化来达到社会公平；增长社会经济福利的困难，以后经新福利经济专家、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制度主义者的成长，形成了“收人均等化”的分配理论。

">编辑]收入均等化理论的基本看法

(一)经济福利的大小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多少及分配

庇古觉得：“经济福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易于国民收人的大小，和通过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方式而承受影响。”在分配情况不变的情形下，国民收入愈多，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愈低，社会经济福利则愈小。而在国民收入适当的情形下，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决定经济福利大小的首要原因。

(二)“收入均等化”可以放大社会经济福利

庇古觉得，伴随货币收入的增长，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受于贫穷阶层的货币收入很少，所以他们的货币边际效用很大。与此相反，富有阶层的货币收入较多，所以他们的货币边际效用很小。譬如，同是l英镑，对于穷人来看，总是用来满足他最急切的欲望，所以其边际效用很大。而对富人来看，他们已经历着富有的生活，这1英镑总是用来满足他最不急切的欲望，所以其边际效用很小。庇古觉得：“很显著，把收入从相对富有的人转给相对贫穷而具有同样性格的人，一定能增长满足的总量，由于它牺牲比较微弱的欲望而使比较强烈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从分配方面来看，要增长社会经济福利，就务必达到收入分配均等化。

(三)收入转移需要用不同的措施执行

庇古觉得，收入分配均等化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方法来达到收入转移。一是自愿转移，即通过富人自愿拿出部分收入来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及一部分科学文化机构的自愿供应资助来达到；二是强制转移。即通过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强制性措施来达到。前者的效果好于后者，但不能满足社将对转移收入的需要，所以，务必由政府对收入强制转移，但该种转移应以无损于资本的积攒为限。向穷人转移收入的办法也包含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前者如举行一部分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设施等；后者如对穷人基本生活用品和生产这些用品的企业执行补助等。通过收入转移使穷人和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相等，这时就达到了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四)收入转移不应该影响国民收入的上涨

庇古觉得。收入转移即富人收入的降低和穷人收入的增多应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相统一。他强调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的转移是以不损害资本增殖和积攒为前提的，否则，就“会引起当前供应多部分资本的人的投资能力和投资兴趣下滑”，致使“国民蛋糕”的缩减。正由于这样，庇古反对实施无条件的施舍性救助，如广泛养老金制度、最低收入水平补助等，而力争“激励工作和积蓄”补助。

">编辑]收人均等化的现实性和局限性

即使凯恩斯主义有关公平和效率的理论与政策力争承受了自由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等的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一面。从1998年至今，我国显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商品库存积存现象十分严重，价格走跌，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率提升，贫富差距拉大等一连串困难较长期间困扰我国社会经济的成长。为了处理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我国政府已经接连四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的上涨速度尽管能够平稳在7％以上，但需求不足的冲突以及由它造成的社会经济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处理。针对这些困难，我国理论界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见解，对我国需求不足困难的原因及其处理办法执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力争以及有关公平和效率的观点，也就形成民众分析和处理困难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民众觉得，需求不足其实就是最终需求不足，或者说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消费需求不足。需求由两个方面决定：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买入力。穷人有消费欲望而无买入力，不对商品组成需求；富人有买入力而对一般商品缺乏消费欲望，也不对商品组成需求。影响买入力的首要原因是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穷人的收人水平很低，进而他们的买入力水平也很低。影响消费欲望的首要原因是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高，民众对它的需求欲望就越大。

基于该种认识，有的人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讨我国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有人从创新商品供给的角度提出处理有效需求不足困难的政策力争。我国政府一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运用适当的收入分配政策，对需求执行管理和控制；另一面又提倡和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激励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持续创新供给来创造需求。改革放开以来，我国民众的整体收入水平大程度提升，消费倾向边际递减和积蓄倾向边际递增的特质也越来越显著。伴随收人水平的持续提升，民众不是把增长的收入许多地用于消费，而是把它积蓄起来，以便在将来消费，或者用于证券市场上的投机；或者用于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

民众把增长的收入许多地用于将来消费并非是当下的消费，需求不足、商品积存的困难也就不可避免。同期，由于市场经济是按边际生产力对社会财富执行分配的，因此边际生产力水平高者能够得到较高的收人，边际生产力水平低者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结构上的困难造成。对于低收人者来看，他们有需求欲望，但缺乏买入能力；对于高收入者来说，他们有买入能力，却对一般商品缺乏消费需求。改观收入分配结构是需求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对合法得到高收入者采取劫富济贫的政策，只能运用适当的税收政策对他们的高收入执行调节。对低收入者，除了采取转让支付政策以外，更应当通过发展经济，增长就业的渠道，提升他们的收人。近年来，我国政府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实行它的政策力争的。就我国的现实情形来看，低收人群体是农民、下岗员工和就业中的低收入者。为扩大需求，

(1)务必增长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人群体的收人水平，培育和提升他们的买入力。朱铬基在政府工作数据中清晰表示，务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增长农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速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运营，积极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增长农民收入的根本渠道。同期，通过“扩大退耕还林范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脚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通过增强对农业的支持强度维护农民的利益。

(2)更深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加大政府的转让支付，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士的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加深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推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

(3)“继续适当提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薪资，并相应增长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士退休金”；不办或者少办不是急需的事，保证薪资按时足额发放；对薪资发放确有问题的地方，中央和省级财政要通过转让支付给予补贴。

(4)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扩大社区服务就业门路；实施弹性大、灵活性强、多样化的就业形式和发展劳工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付出拓宽就业途径，增长工作岗位。政府采取的上述政策措施就是为了提升低收人群体的收人水平，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上涨，提升经济效率。这同凯恩斯主义的运用税收和转让支付，提升收入均等化的程度和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力争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同期，我国政府还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国债投资的必要范围，动员固定资产投资较快上涨，扩大投资需求；采取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通过加速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产业的优化升级，提升供给的水准和能力，刺激民众的需求。

这同凯恩斯主义只讲需求管理，不讲供给管理的理论和政策力争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建，扩大需求和增长就业，提升收入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力争确有现实性和可供借鉴的一面。但是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条件的，即以还本付息为前提。为此，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弥补性财政政策，作为周期性预算平衡的理论根据。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力争在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升经济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适当的作用，但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期，却给社会导致了“停滞性通胀”和低效率的痛苦。

我国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还在安全线在内，发展长期建设国债仍有适当的空间，不会有大的风险，但面对还本付息的阻力也是重大的，不能掉以轻心。在以往的一段时间里，我国通过冲击走私犯罪、加深税收征管，税收上涨的程度较大，对平衡财政收支起到了适当的作用。但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逐渐完善，民众的举动活动愈加规范，靠冲击走私和加深税收管理增长税收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继续存在，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情形下，只有增税才可缓和还本付息的阻力。

增税将挤出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的消费需求，对扩大生产、增长就业极为不利。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力争的国家之所以显现“停滞性通胀”的社会经济困难，就是由于一面增长政府开支，人为地扩大需求，拉动价格上涨；另一面增税压抑企业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致使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也是我国目前面对的社会经济困难。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增税及其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效率观，提出了减税的政策力争和效率意义上的公平观。减税能够调动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增长就业机会，其结果尽管使富人更富，但穷人也能增长收入，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人的境况变坏，大家都有积极性的帕累托最优，民众称之为效率意义上的公平。

我国面对增税和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与减税和效率意义上的公平之间的两难选择。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冲突是效率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公平效率观。从该种意义上表达，我国应当实行结构性的税收政策，即增税与减税相结合，如对高收人者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对投资项目、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实施减税。如此做既有助于达到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也有助于达到效率意义上的公平。

参考文献 ↑ 黄建中.新农村建设与中国农村收分配制度的转型.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9. ↑ 陈宝英.庇古“收入均等化”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 李松龄.公平、效率与分配：比较研究与产权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0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