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和特质
公司法
股东代表诉讼不同于股东为维护本身利益向公司或其余人提起的直接诉讼。一般来看，直接诉讼的原告是最终受益者，而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导致享有名义上的诉权，胜诉后利益归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股东导致受于拥有股份而间接受益。各国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都设有特殊的要求和制约，这也是它有别于直接诉讼的特质之一。
2006年中国新《公司法》的出台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执行了详尽的规定，在法定权力上极大地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士实施公司职务时违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产生损失时，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实施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假使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或者董事会、实施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提起诉讼，或在收到请求三十日间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形紧急、不立刻提起诉讼将令使公司利益承受很难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产生损失的，股东可以依照前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特质
法院
（2）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务必是公司的股东，一人或多人都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但并不是只若是公司的股东，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不同的国家对该制度有不同的制约，其旨在防止某些恶意的股东执行滥诉，如前文所述，作为原告的股东务必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接连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3）法院判决的结果直接由公司承受。股东作为名义上的诉讼方，股东没有任何资格、权利和权益。也就是说原告股东不能获得任何权益，法院对该案的判决结果都直接归结于公司承受，这是股东代位诉讼最典型的特质，这表明股东导致代表诉讼的过程而已。
（4）股东代表诉讼发生在其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下。也就是说，若公司不采取诉讼手段执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则或许发生公司权益受损失之情形。只有在该种条件下，才或许发生股东代表诉讼。而怠于行使的情形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如前文所述有三种情形：为婉拒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三十日间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形紧急、不立刻提起诉讼将令使公司利益承受很难弥补的损害的情形下。
提起权的性质
民事诉讼法
第一种看法觉得代表诉讼提起权是一种自益权，其典型代表人物为日本学者松田二郎博士。他觉得，假使公司不对侵害公司利益的股东、董事等行使诉权，股东为了保全其债权，有权行使作为公司债务人公司的权利，代表权诉讼属于自益权而非是共益权。
第二种看法觉得代表诉讼提起权是一种共益权，而非自益权。由于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诉讼原因并不是属于作为公司投资人的股东，而是属于公司整体；代表诉讼获胜的结果往往致使公司利益之获得或者损失之避免，而该种结果又间接使公司股东、债权人和职工受益。既然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并不是只为追求本身利益，所以代表诉讼提起权应属共益权之一种。
前置程序
股东大会
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是由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决定的，即只有当公司怠于行使职权追究给公司产生损害者的责任时，才由股东代为行使诉权，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但有时把前置程序作为必经程序会给公司产生更大的损害，所以日本商法第267条规定：假使由于经历前置程序所要求的阶段而有发生对公司的不可复苏的损害之或许时，股东可以直接提起代表诉讼。
中国实践
股东代表诉讼案件首要发生在股份有限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中，首要是针对于股东、公司董事会和责任人三者之间的游戏规则，在“游戏”的直接后果是得到的收益归公司，并使公司和全体股东受益或最大限度地减损。
股东代表诉讼，相对应于以股东私益权为目的的直接诉讼来说，它是基于股东共益权而造成的间接诉讼。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司、社团或全体股东、全体社团成员的利益，但间接也维护了该股东或该社团成员的本身权益，具有代位诉讼和代表诉讼的两面性特质。
股东代表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损害赔偿作用，二是违法举动抑止作用。从长远的角度看，股东代表诉讼不仅在于使公司的损害能够得到弥补或追偿，更重要的是鞭策和警戒潜在的或或许的责任人，发挥违法举动抑止作用。
直接诉讼的有益补充在海外，证券市场投资人提起的直接诉讼
和股东代表诉讼是相辅相承的，两种诉讼制度也是相互配套的。在中国，伴随以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为特质的证券民事赔偿直接诉讼案件的深入，必然会催生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对于虚假陈述，股东代表诉讼只有一种情形，即上市公司赔偿后怠于追索，故股东行使公司利益归入权，虚假陈述案件务必先直接诉讼后才有股东代表诉讼，否则，便存在一个损失的或然性困难。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直接诉讼终结后，依据判决或和解协议，上市公司财产被强制实施或其主动向投资人履行赔偿义务后，必然会显现最终赔偿者应该是违法违规者的困难，于是，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形成必要，好意的现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公司怠于行使职权时代表公司向违法违规者追索公司支付的赔偿款，结果是“谁违规、谁掏钱”。
以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案件中，有三种情形，其中，涉及到股东代表诉讼的有一种情形：1）若上市公司没有参与违法违规举动、且公司利益没有所以受损，受损失的股东只能相关违法违规者提起直接诉讼；2）若上市公司没有参与违法违规举动、但公司董事会明知公司利益所以受损、却怠于行使职权却不向违法违规者追索的，股东可以行使公司利益归入权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3）若上市公司参与了违法违规举动、无论公司利益所以受损与否，但受于公司本身是违法违规者，故向其余违法违规者追偿损失或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都比较难，较多得体现为受损失的股东以直接诉讼方式起诉公司要求赔偿。
1993年后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情形，内幕交易的处罚对象首要为上市公司以外的机构或个人，少数情形下有上市公司。从法理上来看，上市公司作为内幕交易者疑似不恰当，但假使出于和大股东之间关联交易、资产重组的需要，应该依旧或许的，若投资人以内幕交易举动发生前后购入，被揭露后出售，造成差价损失，股东可以提起对上市公司的直接诉讼；若非上市公司而是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士或其余人实行内幕交易，则股东向违法违规者提起直接诉讼；实行股东代表诉讼只有一种情形，即因他人内幕交易而上市公司所以遭受损失或内幕交易者得到不正值利益，公司董事会怠于追索时，股东才可行使公司利益归入权。
同样，在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中，操纵市场的处罚对象中，只有少数是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未经准许实行违法的安定股价操作、推涨/压降股价、股权大宗交易等时，又逢投资人购入，被揭露后出售，造成差价损失，股东可以提起对上市公司的直接诉讼；若非上市公司而是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士或其余人实行操纵市场，则股东向违法违规者提起直接诉讼；实行股东代表诉讼只有一种情形，即因他人操纵市场而上市公司所以遭受损失或操纵市场者得到不正值利益，公司董事会怠于追索时，股东才可行使公司利益归入权。
民事诉讼法
有必要借鉴海外经验在美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规定于诉讼法的《联邦民事诉讼法》、《联邦地区法院诉讼法》及实体法的各州《公司法》中，在日本，则规定于实体法的《商法》中，而中国却仍未正式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散见于某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其中，曾有过一部分相似于股东代表诉讼的、以监督和追究董事责任为宗旨的条款。比如，在199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第92条（六）中规定，监事会有权“当董事和经理的举动与公司的利益有抵触时，代表公司与董事和经理交涉，或者对董事和经理提起诉讼。”1992年，国家体改委《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65条（六）中规定，监事会“代表公司与董事交涉或对董事起诉。”1993年，《公司法》第126条（三）中则规定，监事可以在“当董事和经理的举动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给予纠正”。
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中外合资运营企业对外发生经济合同纠纷，控制合营企业的外方与卖方有利害关系，国营企业的中方应以谁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困难的复函》中觉得，“控制公司的股东与合同对方存在利害关系，合同对方违约，而公司不行使诉权，股东得行使本属于公司的诉权”。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案由第1项规定为“代位权纠纷”，第178项规定为“董事、监事、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纠纷”。2002年，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四条规定，“股东有权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余法律手段保护其合法权利。……董事、监事、经理实施职务时违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产生损害的，应承受赔偿责任。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依法提起要求赔偿的诉讼”。以上条款，可以看作是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的雏型和发展趋势。
尽管《公司法》第59、60、61、62、63、123条、《证券法》第42、63条、《上市公司章程指示》第81条规定了公司运营者对公司所负的义务或赔偿责任，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当公司婉拒或怠于行使请求权时，公司股东能否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行使诉权以及如何起诉。即使《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4条已经有了清晰的股东代表诉讼含义，但光凭此条不足够建立股东代表诉讼，且该规范性文件在审判中所根据的效力仍不够高。而在现实中，董事会或董事长代表了公司，民众无法期望他们会将自己安排在被告席上，因此，也就使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未能得到司法上的最终救助，散见各规范性文件中的条款实际上也导致起一部分上装饰门面的作用。
在争议颇多的《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在《公司法》的框架下建立中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公司法》的司法解释草案中也列明了有关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定，但这两者还处在研究讨论阶段，仍未变成现实的法律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
在司法实践上，2001年5月31号，浙江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朱传林（公司股东）诉赵建平（公司董事长）案中，做出嘉经初字（2001）第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可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必要性，形成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的重要案例。该案中，原告觉得，被告以公司名义为大股东供应债务保证，产生公司295万元损失，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公司损失。法院审理后觉得，公司董事会给公司产生了损失，经股东和公司诉前交涉无果，公司也没有在合理时期内提起诉讼，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对被告提起诉讼，这类诉讼可以觉得是“股东代表诉讼”；董事会做出会议，以公司的名义为大股东供应债务保证，所有投票赞成该会议的董事对公司损失承受连带责任，原告有权选择董事之一作为被告。
作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措施，有必要借鉴海外相关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定的同期，积极推动中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法制化建设进度。建议：在修改《公司法》时应增长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同期，仍需要修订《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对股东代表诉讼加以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修订前，作为过渡性措施，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
发展展望
股东大会
在中国已加入WTO的事态下，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股东代表诉讼不仅可以完善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通过建立公司外部的及时监督体制，为平衡制衡公司运营者权利开辟一条新途径；同期可以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在公司董事会受制于大股东，尤其是现阶段中国公司股权结构中广泛存在“一股独大”、损害公司利益非常严重的情形下，股东代表诉讼为中小股东供应一个通过外部的司法救助，而且是值得得到经济弥补的民事救助制度，弥补公司遭受的损失，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已将“激励股东执行民事诉讼”作为一条单列。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股东因受虚假陈述遭到损失时，可提起民事诉讼，这就为股东的民事索赔开辟了一条司法通道。尽管这一解释仅仅是处理了上市公司股东的直接诉讼困难，还不是股东代表诉讼，但它的确立代表着中国建立公司民事赔偿机制有了巨大击穿，股东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本身权益的法律阻碍正在渐渐扫清，股东代表诉讼已离不远了。有关词条
参考资料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6900/175/2004/8/ma69781948341718400257575_1287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