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替代

简述

进口替代政策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制约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促进国内相关工业品的生产，渐渐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达到工业化。又称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是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一般做法是国家通过予以税收、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优惠待遇，激励外国私人资本在国内设立合资或合作方式的企业；或通过来料和来件等加工贸易方式，提升工业化的水准。为使国内替代产业得以发展，就要运用提升关税、实施数量制约、外汇管制等手段，制约外国工业品进口，以使国内受进口竞争的工业在少竞争、无竞争的条件下发育成长。

进口替代政策就是从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目的出发，降低或完全清除该种商品的进口，国内完全由本国生产者提供的政策。狭义的进口替代局限于以本国生产的产品，替代一种特定产品的进口。但从广义的方面看，一个领域的进口替代，其目的是通过降低或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口，引起所期望的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变，或者创造向国内非传统领域执行投资的助推力，使资源有机会进入这个新的工业部门，致使生产活动的造成和扩大，进而致使总的经济结构得到改观。

在国际市场上，低收入国家生产的农、矿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挫而发达国家生产的消费品价格持续上升，不平等贸易关系日益突出。为了克服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因此广大低收入国家付出发展一部分原来依靠进口的货物的生产以供国内少数富有阶层的消费进而达到进口替代。

进口替代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建立和发展一批最终消费品工业，如食品、服装、家电制造业以及有关的纺织、皮革、木材工业等，以求用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替代进口品，当国内生产的消费品能够替代进口商品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时就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进口替代由消费品转向国内匮乏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如机器制造、石油加工、钢铁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经历这两个阶段的成长，进口替代工业日趋成熟，为全面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制约条件

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需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首要包含3个方面：

进口替代第一，关税保护，即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对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征收低关税或免征关税。

第二，进口配额，即制约各种商品的进口数量，以降低非必需品的进口，并保证国家扶植的工业企业能够得到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减弱它们的生产成本。

第三，使本国货币增值，以减弱进口商品的成本，减轻外汇不足的阻力。其中关税和配额是进口替代战略中最重要的保护措施。首要缺陷

进口替代政策必然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为代价，而且受于其减弱了该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程度，产生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产品质量差，竞争能力不够。所以，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的成长中国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轻工业的成长，工业上涨速度有所加速，但这导致短时间现象，并没有能长期维持。这就致使它们必须执行调整，甚至加以放弃，转而实施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本推行这一政策的拉美低收入国家更深一步积极推行，新独立的很多亚非低收入国家也先后把进口替代作为工业化的渠道，一度显现进口替代的高潮。推行这一政策，首先要正确选定作为替代对象的工业品种类，即决定哪些工业作为进口替代工业。一般是选择哪些国内市场虽有需求却经不起外国竞争的工业，然后通过保护措施使这些国内进口竞争工业变为进口替代工业，以加速工业进度。事实影响

实行进口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工业中消费品工业的成长，增强了低收入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能够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部分专门技术人才和熟练劳活力也培养出来了，政府部门从中也得到了管理经济的经验和知识，所以很多拉美、南亚、欧中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战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发展目标。但是这一战略对刺激民族工业的成长是有限的，由于它并没有能完全清除对外的依靠性，它任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它导致更改了进口商品的结构，从成品进口改为进口国内不具备的原料、技术专利、机器设备、中间产品与资本等。当低收入国家用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时，发达国家也用各种措施损坏或打破关税保护，抵制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替代，所以进口替代战略常常显现无能为力的状态，在实践中渐渐暴露出很多缺陷。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觉得，进口替代战略的核心困难是它违背了比较利益原则。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口替代战略承受很多学者的批评。

1970年，利特尔等人考察了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后觉得，进口替代战略严重减弱了经济效率、压抑出口、加重失业、致使国际收支恶化。所以，事实上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就开始转向愈加放开的贸易战略，尤其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了不遗余力的出口导向战略。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就努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当时之所以转向外向型经济上涨，是由于目睹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出口导向动员经济上涨的成就经验。那以后的20年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民众心目中，以出口上涨来动员经济发展成了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进口替代则被看成是一条错误的经济发展道路。无论在经济学界依旧在媒体上，都把为促进进口替代而实施的经济政策说成是发展迟缓以致停滞的根源。如此，出口导向是高速经济发展的根源，进口替代则是致使经济发展失利的罪魁祸首，疑似已经成了定论。

而在事实上，如此的一般化结论没有任何靠得住的依据。出口导向战略不是在任什么时候代、任何地方都能导致比进口替代战略更高的经济上涨，对于大国来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更不一定好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事实上，近期150年来经济发展失利的外向型经济体有许很多多，实施出口导向而又真正成功地高速发展了经济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增长出口动员经济上涨，一度获得了高速的经济上涨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它们的成就经验的确值得其它国家和地区考虑和借鉴，但是正如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克鲁格曼所表示的，把东亚经济上涨的奇迹归因于出口导向的经济上涨战略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上涨或许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上涨很或许是倒过来由整个经济的高速上涨助推的。

把进口替代说成是产生经济停滞和落后的祸害，将外向型经济看成是对外关系上唯一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编造出来的谎言。在编造该种谎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的副总裁克吕格尔是最细心的一个。她主持了一连串的研究项目来论证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如何无效率。可是这些项目无论作得如何仔细，也然而是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几年间十多个国家的经验资料来立论，而且运用的是不合乎事实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就以如此涉及规模极为有限的材料来否定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这自身就是在学术上极不严肃的草率作法。

进口替代的经济效益真正的历史事实充分肯定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工业化时代以来的经济强国多多少少都实施过进口替代，进口替代甚至是产业革命的促成者。在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业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但是英国却禁止东方的棉纺织品进口，进而激励了本国生产棉纺织品以替代进口。正是在如此繁荣起来的棉纺织业生产中发生了“产业革命”，进而使整个人类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也使英国成了很长期间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当今世界的3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 美国、德国和日本，也无一不靠进口替代而致富。

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分别赶上和胜过了英国，从此就成了两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而在它们赶超英国的最核心期间19世纪下半期，它们是两个典型的以进口替代来发展经济的国家。依照刘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制成品进口的上涨慢于制造业的上涨，进而在整个期间中都在搞进口替代；而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靠的是国内需求而非出口的拉动。美国在1873年到1899年间的进口上涨率一直远远差于其事实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率，原因之一是那些年的美国是一个以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国家，其总的关税率往往在30－40％左右，到1912年还平都是18％。可以说，没有那一期间的进口替代型经济上涨，就不会有今日美国和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今日世界中的其他经济大国，日本，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上涨中形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一般民众强调日本靠出口导向获得了高速经济成长，却忽视了日本的经济上涨中一直有很强的进口替代原因。日本从来就以国内市场对外不放开著称，直到当下，日本的进口也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而中国的进口在近期6年中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甚至许多。日本经济的该种不放开必然致使在很多产业中实施进口替代。也正是受于日本一面努力于以出口拉动经济上涨，另一面又持续在国内实施进口替代，才产生了日本在很多年中出口一直远远大于进口的对外贸易格局。发展导向

中国的进口替代加工基地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时：在与样的人均生产水平上，一个国家越小，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势必越高。象德国那样大小的国家，其整个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50％以上，但是对欧盟国家的贸易却占据整个对外贸易额的50％多。如此，假使以欧盟为单位计算欧盟对非欧盟的贸易占整个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会降到只有20％多。这个事实表明，一个国家越小，经济上的对外依存度就越高，其经济就越是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就越是有效率。但是这个事实也倒过来表明，“东亚四小龙”如此小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出口动员完成经济发展，整个中国却不一定能靠同样的作法达到高速经济发展。事实上，一个国家越大，其完成工业化时的内向性程度就越大。英国执行产业革命时经济的外向型程度，比美国19世纪末胜过英国时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要高，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比英国大得多。美国迄今仍是发达国家里对外贸易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差不多20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大大提升，但是当下这个比率也只在25％左右。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成功地以出口动员经济上涨，在很大程度上靠了战后最初几十年特殊的国际经济环境。第2次世界大战终结时西方国家促成了使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共识，各国彼此大大减弱贸易壁垒。该种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打击使国际贸易急剧上涨，其上涨速度在25年中大大快于世界经济上涨率。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又广泛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个世界经济的总需求是相对足够的。在该种国际环境下，落后国家增长出口比较容易，出口导向的经济上涨相对于进口替代战略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时过境迁，国际经济环境已经与那时大为不同了。当下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相当低，更没有多少缩减的余地，缩减贸易壁垒的锋芒指向的是低收入国家。西方各经济大国都被严重的财政和社会支出赤字所困，又害怕引起通胀，进而不敢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扩大总需求。这两点都使低收入国家不再有很容易地急剧增长出口的国际环境。出口导向的经济上涨战略已经深陷危机，这其实是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深层原因。

与出口导向战略对比，当下实施进口替代的好处肯定比以往大得多。而象中国如此大的国家，本就没有多大或许靠出口导向完成经济发展。何况不能在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不或许有什么出口竞争力，这代表着一定程度的进口替代甚至是出口导向上涨的前提。在如此的环境下，及时转向部分进口替代的成长战略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