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商业登记是指依商法和商业登记管理法规相关商业登记规定，当事人将要执行的应登记商业事项，向登记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合于规定即给予登记注册，使所申请事项发生一定效力的活动。
商业登记因为商人习惯法时代，中世纪初商业首先在地中海及北海与波罗地海地区复兴，随后因其强大的传染性、渗透力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商人之间的组合先后在地中海地区及欧洲其余地区显现。为了对组织中的商人执行管理，维护其内部利益，商人名簿显现，它对组织中的商人姓名、牌号及辅助人士等执行登记。随后大型的商人自治行会造成，要获得商人资格，从事某项行业，获取商人特权，就务必在相应的行会的名簿上执行登记。性质体现
对于商业登记法律制度的公法性质或私法性质，一般觉得商业登记属于公法性制度，首要体当下：
1.商业登记制度有强的公法性
它以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为其调整对象，以申请人的角度来说，它的权利义务不以平等当事人为相对人，而是以登记机关一般为国家机关作为相对人的，并觉得并不是商法公法化中的部分公法化，而是整个商业登记制度的全面公法化。
2.商业登记制度具有极为显著的强制性
商业登记制度中大均为不能由当事人选择的规定，商业登记法律关系中的登记机关尽管不直接干预商业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登记以及其相应的要求市场主体从事特定商业活动的必经程序，即该种准入的机制，仍是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直接表现，而且假使商业登记程序与核准权相结合的话，就会形成极强的政府干预。
3.商业登记法首要体现为程序法
商业登记法律关系的核心——登记，决定了商业登记法律首要是规范登记程序的规范。
商业登记制度固然有其貌似公的一面，但绝不能过分给予强调，否则将或许致使严重的后果；而且商业登记制度绝不应与其余商事制度分离，就算是以单行法的形式显现也不代表在考虑困难时应将两者分开。
首先，从商业登记的价值功能来考察。商业登记制度开始是作为一种准入制度显现的，也就是说要执行某种行业从事某类商事运营，就务必在某类行会的名簿上执行登记，发展到当下，商业登记许多的是为商事交易制度服务。为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可以看出商业登记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维护快捷、安全商事交易关系的辅助性制度。
其次，从商业登记机关的地位考察。当下的商业登记机关虽以国家机关的形式显现，但其在商业登记过程中的举动与其余典型的行政举动有很大区别。在商业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属于被动的地位。一般来看。商事主体不主动申请，登记举动是不会发生的。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强制登记外，登记机关不应主动登记。在登记过程中，登记机关许多的不是在行使职权，而是在履行职责、义务，只要商事主体申请的事项符合法律规定，登记机关就应给予登记，此时登记导致一种义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过于强调登记举动的公的性质，使登记机关错误的摆放自己的地位，把自己放的高高在上，形成了一连串乱收费、登记难的困难。所以商业登记中的登记机关应许多的注意商事的私的性质，更何况，有记录以来商业登记是由商业行会这一非国家机关执行的。
第三，从商业登记举动的效力考察。商业主体执行商业登记，并没有从登记中获得新的利益，登记举动导致使已有的商业活动发生私法的效力或得以对抗第三人。无论自然人或法人，只要从事商运营就是商人，登记是一种义务，但不是获得商人资格的前提条件。
第四，在考虑商业登记，要在如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消灭登记时，应放入设立、变更、消灭的整个过程中考虑。以商事主体的设立登记为例，设立举动是指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创设商事人格的一连串有目的的、接连执行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许多的反映是：主体能否为何种商主体，以何种方式形成商主体，形成何种商主体，这些司法上的的意思自由，而在整个过程中，设立登记举动仅是使以上一连串意思发生效力的手段，是设立举动结束的标。所以，从整个商主体设立的过程来说，即便登记举动有某种公的特质，但它也不能更改整个过程的私的性质。
此外，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在理论上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其区别之实意“除理论认识目的外，厥载于救助程序。易言之，即私法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公法案件，除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外，原则上得受行政救助，由行政机关或行政法院管辖。”就登记制度来说，预告登记、异议登记、撤消登记性质上都是向法院提出司法上之诉权，而且登记机关应负登记错误之赔偿责任，尽管以上登记举动非指商业登记，但似可以对商业登记性质的讨论起到借鉴作用。
商业登记制度与整个商业制度密不可分，考虑其性质时，也诚然不应脱离商业整体来考虑，否则分离两者，一味强调商业登记制度的公法性，强调登记机关的管理职权，将最终损害整个商业活动的顺遂执行。基本特质
第一，登记的实质在于将相关商人的某些法定事项记载或记录于登记簿上，以备民众查阅。这是其公信力的要求。即便登记的申请已经得到相关登记部门的答应但没有完成记载或记录手续，依然不组成登记。
第二，登记的内容应能够为民众所查阅。这是公示力的要求。登记的内容均为公开的信息，而登记完成以后也代表着将登记的事实向社会公示、公开。假使记载或记录的事实属于不宜向社会公示、公开的，也不组成登记。
第三，登记是由适当的国家机关作出的。尽管在各国商业登记的主将登记的事实向社会公示、公开。假使记载或记录的事实属于不宜向社会公示、公开的，也不组成登记。
第四，尽管在各国商业登记的主管机关并没有相同，有的国家为法院（如德国），有的国家机关为司法行政机关（如日本法务局及其分支机构），有的国家为行政机关（如英国的商业部、美国各州政府），但都具有显著的公权性，所以商业登记是公法性质的举动。商业登记与不动产登记在形式上有有相同之处，但在效力上又存在很大差别。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为由适当的国家机关应申请人的申请而为的；通过登记企业的内部情形和不动产本身的权利情况得以公示；登记自身均为具有公法性质的举动；登记之后全会其作为事实来说待；都能够起到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其效力的差别在于：商业登记在于把商人内部的一定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开，导致把已存在的事实向外宣称，只有公示的作用，对于其中的物权实体权利不造成任何作用。而不动产登记无论是在登记对抗主义的国家如法国，依旧在登记要件主义的国家如德国，全将造成物权变动依据的效力。不但发挥着对第三人的公示对抗效力，还同期发挥着决定当事人的不动产物权是否依照当事人的意思设立、变更与终止的作用。后者是不动产登记的积极作用。企业担保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物权对抗效力有类似之处，是商业登记中比较特殊的情形。但也有学者力争企业担保权登记只然而是特殊的商业登记。首要效力
一般效力
如民众在比较商业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时所述，登记的作用在于把企业内部的一定事实向社会公开，导致把已成的事实向外宣称，所以商业登记没有创设的效力。这是商业登记一般的效力。一般效力又分为积极的效力和消极的效力。消极的效力是指登记的事项在登记前，即便事实存在，也不得对抗好意第三人。其应在分支机构所在地登记的事项而未经登记的，同样不得对抗好意第三人，仅可以对抗恶意第三人。《德国商法典》第15条第1款就作了如此的规定：“在应登入商业登记簿的事实仍未登记和公告阶段，在其事务上应对此种事实执行登记的人，不得以此事实对抗第三人，但此种事实为第三人所知的，不在此限。”[3]《日本商法典》第12条也作了如此的规定：“应登记的事项，非于登记及公告后，不得以之对抗好意第三人。虽于登记及公告后，第三人因正值事由不知时，宜同。”比如，商人选任和解任经理人，在他们之间无论能否登记都可造成实体法上的效力，但没有登记的不得对抗好意第三人。但是，登记义务人以外的登记当事人不得对抗好意第三人的情形则仅限于特定的规模，如新的董事在未登记时，不得对抗其代表董事的地位；转让商号而未登记的转让人，不得婉拒承受受让人因运营造成的债务。登记的积极效力是有关登记后的效力，登记后当事人可以就登记事项对抗第三人，不论恶意第三人依旧好意第三人均可对抗。法律上一般推定第三人在登记后已经知道该登记事项。但第三人确有正值的理由不晓得该登记事项的，登记当事人依然不能对抗第三人。这时第三人负有举证责任。对于对抗的正值事由应该作严格制约，否则有损登记的公示作用。应仅限于因交通断绝导致的不能查阅登记簿，因天灾登记机关停止办公等客观上的属不可抗力的事由。无意中事件和第三人的主观事由如生病、出差等不能作为对抗的正值事由。登记的效力规模体当下下方几个方面：在存在总店与分店的情形，绝对登记事项若仅在总店登记的则不得对抗在分店交易的第三人；登记的效力不仅及于交易举动自身，而且诚然适用于与交易举动有关的违法举动和不当得利；对于公司地址的登记还会造成诉讼管辖权、债务履行地、诉讼文书的送达、法律的适用等效力。
特殊效力
对于特殊事项的登记，是商法在一般效力之外又赋予的特殊效力，即通过登记能清晰适当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商业登记一般只有公示的效力，由于在登记前有关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已经存在。但是，登记还会造成一部分特殊的效力，该种登记有的会造成新的法律关系，有的会让其承受有力的保护。 第一，排他的效力。如商号一经登记就会在地域上造成独占运用权和专用权，此外还可以防止不正值竞争举动。如《日本商法典》第19条规定：“在与一市镇村内，不得运营同一运营，而登记他人已登记的商号。”第20条规定：“已登记商号者，对于以不正值竞争为目的运用同一或相似商号者，可以请求其停止运用该商号。但是，该种请求不妨碍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与一市镇村内，因运营同一运营而运用他人已登记的商号者，推定其为以不正值竞争目的而运用者。”商号的转让具有对抗效力。第24条第2款：“商号的转让，非经登记，不得以之对抗好意第三人。”
第二，创设的效力。商业登记一般只具有证实与公示的效力，但是特定的商业登记能造成创设新的法律关系的效果，这就是商业登记的创设效力。公司的设立登记具有典型的设立效力。公司经历一连串的设立程序，包含策划和修改公司章程、召开创立大会、选举公司机关等，公司实质上已经形成，但只有办理登记手续之后，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方得到法律的承认。公司设立登记有两个特点：在准则主义制度下，设立公司只要具备公司法所规定的要件，登记机关即应登记，因此登记机关只执行形式审查；该种创设效力不是证实已经成立的公司，而是创设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再如公司的合并、分立等也会造成创设新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属商业登记的特殊效力。价值体现
商业登记制度的价值，有利于商业登记法律规范、原则、制度的优化选择，以充分维持立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使立法最大化的增进商业活动的繁荣。
首先，商业登记制度有利于促成交易的安全达到，各国的商业登记制度均坚持公示主义，维护交易安全。所谓公示主义是指交易当事人应该将与运营相关，且与利害关系人有巨大关系的事实加以公告通知，才可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各国商业登记制度的要求商业登记务必公告，否则不得对抗好意第三人，如德国《商法典》规定：假使因登记事项已经登记并已公示，该事项则对第三人生效。但是，假使登记事项发布之后15日内，他既不晓得，也无责任务必知道该登记事项。那么，该登记事项对其不发生效力，诚然未登记事项或未发布事项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存在适当的前提条件：针对第三人的作为务必涉及到具体的应登记事项，该事项务必未登记，起码未发布；第三人务必不知情。另一面，商业登记还对各种违法举动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包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这既是维护商业登记制度的重要保障，也反应了商业登记制度体现的保障交易安全的理念。
其次，商业登记制度有助于增进效率，尽管商业登记要求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前需登记，并应在实体上高达登记内容的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商事主体，以及商业登记机关的成本开支，但经历登记和公告的商事主体的各类信息，对交易相对人来说则代表着交易成本的减弱。交易成本高就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产生的，其中相关交易对方的各种信息，如资信能力等均为极为重要的，有时受于市场主体的有力的特性，他们或许不择手段的达到交易，有意的隐瞒有关信息，或欺骗对方当事人，如此，或是增长了交易对方了解有关信息的成本，或是增长了整个社会的成本，而商业登记制度要求商事主体将设立、出资履行、组织变更、合并、增减出资、解散等信息执行登记，显然有利于有关交易主体获取信息，大大减弱了有关主体为调查这些信息而支付的成本，也为商事主体快速地做出交易决策，减弱风险创造了条件。
我国现行的商业登记制度过于分散；过于强调交易安全，忽略了效率；过于强调登记机关的职权性，对于商业登记价值的达到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应建立新的体系完整的，适应该前国情的商业登记制度。立法需要
商业登记毕竟是依法登记，假使不能策划好的商业登记实体法和程序法，我们依然不能高达目标。商业登记改革最核心困难是法律设定。考虑商业登记的法律设定，需要特别研究清晰下方几个巨大困难：
1、确定企业的合法性是商事登记立法的实质目的。
商业登记管制，政府要付旅行政成本，企业要付出管理成本，两者共同致使社会总福利降低。那么，为何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仍要执行商业登记管制？商事登记立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登记保证企业的合法性。在市场经济中，这一合法性保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企业、股东、债权人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增长社会总福利。假使自此致使社会总福利增减的代数和是正值，商业登记管制就能够得以存续。这是在现今世界放松政府管制的大趋势下，商业登记管制能够存在的理由。商事登记立法需要环绕这一实质目的执行。
2、政府在商事登记立法中可以运用的两个策略。
企业的合法性有两种情形，一是静态合法性，二是动态合法性。政府通过商事登记保证企业静态合法性的方式是利用企业的设立、变更和注销程序，这是政府强制管制的结果；保证企业动态合法性的首要方式是运用相关罚则“威胁”企业和控制企业的“信用”资源，这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博弈的均衡结果在于双方的策略。政府的首要策略是利用处罚降低企业的直接利益和利用控制企业信用等级增减企业的潜在利益。目前企业虚假登记和登记后违背登记法规的困难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商业登记管理的法律法规没有从博弈的角度去设定罚则（控制企业直接利益），更没有对企业信用等级执行控制的条款（控制企业潜在利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策略。因此登记管制博弈的均衡结果是不理想的。
3、企业合法性的法律标准——界限划在哪？商事登记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确定企业的合法性标准十分重要，由于这个标准是一条企业能否合法的界线。正像婚姻法确定适婚年纪一样，过高和过低的企业合法性界线全会造成不良后果。一般地讲，企业合法性界限过高会人为制造“不合法”，而我们当下的困难首要是企业合法性界限过高，比如对注册资本规定等。划定企业合法性界线的根本标准在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或者说商事登记立法的第一着眼点不是法学理论，而应是经济生活和经济规律，控制经济的法律不应脱离经济生活和违背经济规律，这是我们讨论商事登记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着眼点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立出“好法”。把握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有两个需要注意的比例关系，一个是人的运营权、发展权和企业合法性标准的比例。运营权，发展权的量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是正比例关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众享有运营权、发展权的水准就会高，因此商业登记的合法性标准就应该低；第二个是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企业合法性标准的比例，在法的资源总量适当的情形下，扩张私权利，就代表着公权力的缩减，但是在现阶段或者说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还务必依靠一定量的国家权力来保障。后面我们会提及和借鉴德国的商事便捷原则，德国的道德水准是比较高的，比如他们的地铁没有卖票的人，也没有查票的人，乘坐地铁是由各人依据距离的远近自己到自动售票机上买票。
4、务必顾虑到工商行政管理人士的经济人特性，恰当地规定登记条件，而且这些条件一定要有可操作性，同期也不要使他们负担不可预期的责任。在商业登记管制中，企业显现违法举动应该觉得是企业自己的事，企业应该为此而承受责任。假使法律的规定隐含着连带和追究工商管理部门的责任，工商管理部门必然对此做出预期反应，太多的责任一定会致使对企业做出太多的制约，企业登记效率大大减弱，借权力寻租以求得利益平衡的现象就会大批增长。依照《公司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有5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把这5项条件具体化为9个书面文件，其中有公司住所证明。受于大部分“公司住所”是租赁的，往往登记机关觉得光有合同还不行，仍需要房主的运营执照复印件（仍需要加盖发照工商局的印章），仍需要房主的房产证复印件（能否需要加盖房产部门的印章？）。于是，书面文件（九）事实上就泛化成了三个文件，况并要“加盖印章”。困难是，法规规定的书面文件（九）能如此泛化的理解吗？回答是：能！既然法规要求公司登记的申请者提交“公司住所证明”，可法规又没有指明这个证清晰切的是指什么，显然实施者可以理解这个规定隐含着如此的意思：公司住所务必用文件来真正证明。为了追求这个真正的证明，自然可以发挥想象力了。一个文件泛化成三个依旧少的，合同上的章是不是真的？签名是不是真的？假使签名是真的，是不是当事人意思的真实表明。运营执照也或许有假的，是不是还要再查查股东的情形，让申请者提交一下股东证明，仍有其余证明，比如注册资金证明等等。这样，申请者什么时候才可完成企业登记手续呢？这就不免给申请者一种被“刁难”的感觉。但是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如此理解和如此做！立法中并没有处理这个困难。可从其他角度讲，公务员均为吃薪资饭的，搞错了，出了事，砸了饭碗的事不是一个先例了。该种心理大部分负责企业登记的人士都有。从“经济人”的角度讲，公务员追求效用最大化确也无可非议。 以上例子还会致使如此一个结果，就是社将对政府的预期不乐观，政府说话没准，不讲信誉，进而助长了企业的投机心理，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社会总的信誉减弱。社会信誉减弱又加重了虚假登记举动。
从根本上表达，转变政府职能，简化企业注册条件，变企业登记工作大包大揽的管制为企业作为民事主体本身为社会负责，达到《民法通则》对企业法人的规定性要求，企业真正形成独立承受民事责任的主体，以及严厉惩处虚假申请（包含已经登记的企业又被发现是虚假的）举动是处理困难的最终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