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痛苦指数

基本概念

税收痛苦指数，福布斯发布的这个指数全称为“福布斯世界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简称“世界税收痛苦指数”，是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和员工的社会保险税（费）、商品税以及财产税等六大税种的最高一档名义税率加总得出的。

痛苦指数是由不同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加总得到的，在图中用不同颜色的方块表明。痛苦指数的改变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对资本和人才吸引能力的改变。处在表格顶端的国家和地区税负最重，处在最低端的则是税负最轻的国家。“改革”一栏反应了以往一年中该国家或地区的痛苦指数下滑（用红色标出的负值）或者增长量。很多地方政府征收的财产税（不动产税），不计入痛苦指数的测算规模。计算方法

《福布斯》的税收痛苦指数是依据多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升值税率，以及雇主和员工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各国情形

《福布斯》发表的2009年最新报告表明，新加坡的税收痛苦指数是七十九点五，是世界税负最低地区的第五名。世界指数最低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指数是十八、亚洲指数最低的香港是四十三点五。

新西兰正在做最大付出减轻赋税，比如通过减弱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来刺激个人消费。尽管相对他国，韩国依然赋税沉重，但亦在研究等领域付出供应税收优惠。

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则分列世界税负最轻地区的一、二、三名。其中卡塔尔只征收公司所得税，而阿联酋没有公司税但征收社会保障税。这三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征收升值税。

尽管新加坡的税负痛苦指数维持在低水平，但是新加坡将从今年七月起，把消费税率从百分之五调高到百分之七，并把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从百分之十三调高到百分之十四点五，所以今年的税收痛苦指数增长了三点五。除了新加坡之外，菲律宾是税负痛苦指数增长的唯一亚洲国家，指数增长两点。中国现况

福布斯发布的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159。其中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收45%，同期个人收入中的23%作为社保基金上缴，而企业则配套上缴雇员个人收入的49%作为社保基金，升值税率为17%。与2008年对比，受于社保基金方面税负的增长，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上升了7点，排名从去年的第五位上涨到第二名，仅次于法国。

2009年,对比其余地区来看,多数亚洲地区正在付出使税负环境变得具有吸引力。福布斯表明,除却中国和日本,其余亚洲地区都正在充分利用平稳和低税收的优势。面对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基础建设,而且加大了雇主和受雇者的社会保障税负,期望以此保护最受经济不景气影响的员工利益，而这些措施无疑加剧了税负。

税收痛苦指数中国高的原因

作为纳税人的企业或居民为何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呢？支撑该种说法的论据是，现行税制的规定如何如何。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升值税的税率17％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余国家的有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的确不能说是轻的，甚至有些偏重了。福布斯杂志的“世界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维而把中国排在第二的。

作为征税人和用税人的政府部门为何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呢？支撑该种说法的论据是，事实税收收入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多少。比如，在2005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求比，只然而为15．8％。以如此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余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甚至有些偏轻了。

在税负水平困难上的认识冲突之所以会造成并长期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中国的名义和事实税负水平之间的距离甚远。

名义税负，就是现行税制所规定的、理论上应该高达的税负水平。事实税负，则是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能够达到的、事实高达的税负水平。名义和事实税负之间存有距离，并不是中国独有。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找不足能够把两者拉在一起、不存在任何距离的国度。纳税人拿名义税负作为判定税负水平的参照系，并不是不正常。政府部门以事实税负作为论证税负水平的参照系，也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像中国如此的两者距离甚远、以至于在税负水平困难的分析呈现这样之大反差的情形，或许是一个罕见的特殊情况。

中国税务机关曾经公布过如此一个数据，1994年，中国税收的事实征收率只有50％多一点。到2003年，事实征收率已提高到70％以上。也就是讲，在10年间，中国税收的事实征收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困难是，中国税收何以有这样之大的拓展空间？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处理的冲突首要有二。一是严峻的通胀。为应对当时达到2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要调动包含税制设计以内的差不多所有机会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另一是严峻的财政拮据。为逆转当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连续下跌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重要着眼点，同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事实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中国的现行税制在其出生之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进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事实税负水平之间的重大反差埋下了伏笔。

更深一步的困难在于，伴随税务部门增强征管和税收事实征收率的稳健提高，不仅税收收入呈现了连续高速上涨的势头，而且，名义税负和事实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自此，企业和居民事实感承受的税负水平亦在一步步加剧中。假使说，现行税制诞生之时“宽打”的名义税负尽管偏高，但“窄用”的事实税负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那么，在13年后的今天，企业和居民所承受的事实税负还仍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吗？

说到这里，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税收事实征收水平已经得到极大提高的今天，全面起步新一次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迫切。

减弱税收痛苦指数

其实，税收痛苦指数高，反应的核心困难不是纳税主体（包含个人和法人单位）对名义税负过高的抱怨，更首要的是在消极攀比心态下对税收征管的不满，是对公平税负的一种强烈期盼。内资企业会和外资企业比，中低收入阶层会和高收入阶层特别是明星富商比，依法纳税者会和合理避税、享受税收优惠甚至偷税漏税者作比，依此类推，大家全将造成一种同等情形下比别人纳税多的印象，自此造成对税收的负面分析，税收痛苦指数自然居高不下。

纳税主体之间对比的参照肯定是同等条件下比自己税负轻的一方，该种消极攀比从社会心理学来看是无可厚非的。

这就要求政府要依照公平税负的原则更深一步修订完善税制，税务机关则需更深一步提升依法征税水平，在税收征管中更深一步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切实清除各种失职渎职和贪贿等违法犯罪举动，策划并落实更严密科学的反避税措施，有效冲击偷税漏税等涉税违法举动，为公平税负供应不错的管理保障。这才是减弱纳税主体消极攀比后果，进而减弱税收痛苦指数的核心所在，仅仅开展“纳税光荣”等宣传是远远不够的。

税收痛苦指数高，仍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纳税主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的税负与得到的相应公共服务不对等。

无论是公民个人依旧各种单位，在依法纳税之后，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心理预期全将提升。对个人或个体工商户来看，缴纳个税、运营税后，在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得不足相应的服务，自然会造成不满情绪。

对于企业和其余单位来看，缴纳了各种税收后，假使不能在发展软环境的多方面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诚然也会产生高税收痛苦指数。

要减弱我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仍需要所有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在冲击防控腐败的同期，还要切实减弱行政成本，付出为纳税主体供应愈加廉价、高效、及时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