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定关税

约束条件

协定关税的税率要承受条约的约束，一般情形下，单方面不得任意修改。原本各国海关均独立自主地制订本国关税，（称国定关税），1860年，英法商约相互减让关税，显现了协定关税。该种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关税称为自主协定关税。其后，在世界各国签订友好贸易条约时经常运用。殖民主义期间，殖民地国家被帝国主义国家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被逼实行有助于别国的最低关税，称为不自主的协定关税，或片面协定关税。伴随殖民制度的瓦解，该种关税已很少见。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当代最大的一个国家多边协定。各缔约方通过双边或多边关税减让谈判，相互减弱关税，而且把经谈判商量后的关税列为减让表，不得任意提升税率，同期受广泛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约束，对其余所有缔约方广泛实行，称为约束关税。当前仍有一种单向优惠的协定关税，如欧共体与其在非、加、太地区原殖民地（现已独立）的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中所运用的关税。欧共体对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货物给以单向的特惠关税待遇，而不要求这些国家予以反向特惠关税待遇。我国有记录以来的协定关税

被逼签订协定

中国近代史上的协定关税,是从1842年英中签订的《南京条约》开始的。条约第10款规定：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一条文，在相应的英文本中是“中国皇帝答应建立一个公平和正规的进出口关税和其余饷费”，并没有含有务必对方议允的意思。而在1844年美中《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则更深一步分别规定为“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和“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把外国的“议允”提及突出的地位。受于最惠国条款的广泛推行，中国不获得每个国家的答应，就不能修改任何税则。

税率减弱

伴随外国侵略的增强,协定关税的税率又发生了一连串有助于侵略者的改变。在1843年继《南京条约》之后签订的英中《通商章程》中，进出口货物的课税率, 已较鸦片战争以前有大程度的下滑。比如,进口税率中，棉纱下滑了58％，棉布下滑了73％；出口税率中，生丝和茶叶都下滑了58％。而在1858年签订的英中《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中，税率又有更深一步的减弱。他们谎说《南京条约》中已经确定了值百抽五的原则,受于货价减弱,而从量课税的税饷未减，所以更深一步要求减弱税饷。实际上，《南京条约》并无值百抽五的规定，有很多货物的从价税率，都在10％以上。所以，值百抽五事实上是侵略者攫取的一项新特权。这个税率，一直保持到20世纪。以后受于货价上升而税额未变，很多实征税率，事实上并没有及5％。比如,1866～1867年实征税率差于5％的进口货物有 77项,出口货物有97项。至于俄中以及中国与法属安南陆路贸易的税则，又较海关税，则降低1/3，获得愈加片面优惠的待遇。

《天津条约》不但减弱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而且把协定税则扩大到内地子口税上。子口税率固定为进出口税率的一半，缴纳子口税后，即可免征其余内地税项。这就大大便利外商对洋货的推销和对内地土货的掠取。

收回关税自主权

这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要求。1919年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关税自主的议案。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七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又提出同样的要求。1925年，九国在北京举办关税特别会议。会商增收关税具体办法，以上均无结果。1928年起，国民党政府先后和美国、德国、挪威、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波兰、希腊、捷克和日本等国，签订条约或协定，规定对“现行条约内所有制约中国任意订定关税税则权之各条款，一律取消，适用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国民党政府在 1929、1931、1933、1934和1947各年曾五次修改进口税则，税率有所提升。但是，当时中国海关行政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税率的改订，事实上依然需要获得外国的答应，谈不上真正的关税自主。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海关行政权和关税自主权才真正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