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学
20世纪里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举动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举动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当前唯一可连续的经济体制。逐渐增多的经济专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没有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但是，如此说并没有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内的经济举动和现象；事实上，做研究时务必要顾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基本思想
现代经济学
经济学的理性与理性的经济学：
1968年，瑞士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宣称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由诺贝尔奖金供应的，它的全名叫“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学奖”。受于该奖项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以及和平奖以相同的时间、程序和奖金额颁发，故被习惯地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1895年11月27号，当诺贝尔写下其不朽的遗嘱时，大约做梦也不会想到经济学能享有这样“殊荣”。由于，一部把经济学引入现代科学殿堂的著作——《经济学原理》（马歇尔，1890）出版才不足5年。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以其天才的理论归纳和演绎能力，综合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与以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受于马歇尔把接连性、均衡性等自然科学常用的分析范畴引进了经济学，进而为经济学运用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其后100多年中，经济学不但卓有成效地运用了现代数学工具，而且仍在某种意义上助推了数学的成长。现代数学中的线性规划、数理统计、非线性动态分析、控制论、博弈论、混沌与分形理论等，都从经济学中吸取了丰厚的养份。但就我的认识，经济学获得的
现代经济学
成功不仅得益于数学。经济学的成就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简洁、有力的理论预设以及贯穿整个主流经济学发展历史的、差不多被所有经济专家公认的、首尾统一的分析方法。一个学科只有在如此的建构下，才可完成知识的良性积攒，才可包容兼蓄所有耕耘者艰辛探索的成果，才可铸就一座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在自然科学大量领域，其理论框架都具有这一特质。所以，经济学获得成功与荣耀不是没有根据的。
据说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经嘲笑经济专家，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汪丁丁评论说，“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这样有效以致于根本用不足许多的如果和辅助定理，就足够解释整个世界了”。所以，“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个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汪丁丁，1996，186）。然而依我看来，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精髓，对任何一个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读者来看，只要两个小时就能掌握。
现代经济学的整座理论大厦其实都建立在“最大化”这一基础上。通俗地讲，最大化就是对“付出”与“得到”所做的比较分析。当“付出”给定时，民众会追求尽或许多的“得到”；当“得到”给定时，民众会追求尽或许少的“付出”；当有限的资源面对一连串给定的“付出”与“得到”时，民众会选择其中差距最大的。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理性”，按这一“理性”举动的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所以，“经济理性”和“经济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近、现代主流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预设与前提。
现代经济学
当下我告诉你，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真谛，你会觉得我在开玩笑吗？但假使换一个表述：经济学就是研究民众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资源的最佳配置以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科学。你以为如何？难道与上面的如果和结论有什么本质不同吗？我想这就是经济学和多部分社会科学、也包含社会学不同的地方。经济学把它的整座理论大厦建立在一个很小很小、近乎常识的公理上，使其推理和演绎系统维持了一种逻辑美。从这里出发，经济学可以推演出它的所有原理和规律。
比如，当消费者在n种商品中选择时，他将首先挑选效用-价格比最大的商品。但伴随消费增长，他对该商品的需求也逐渐得到满足。换句话说，商品的“边际”效用会伴随商品消费的增长而递减（经济专家往往用“边际”这个词来指一个接连改变的数量在某一个点上的数值，比如你一共吃了5个包子，而第5个包子的效用就是包子的“边际”效用）。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伴随边际效用的递减，效用-价格比的值也会下滑。当这一比下滑到一定水平，他就会停止该商品的消费，把买入力转移到其它效用-价格比更高的商品上去。从一个动态过程看，消费者会将消费举动持续指向效用-价格比较高的商品，直至所有商品的效用-价格比都等于一个相同的值，这时，消费举动就获得了某种均衡，进而达到其收入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经济学对消费者理性举动的描述。
假使换一个角度，把效用看作生产者投资某种产品所得到的收益，把价格看作生产者投入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并假定固定投入不变，那么伴随可变投入的增长，边际收益最终会有一种递减趋势，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做了这些假定后，以上对消费举动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生产举动。当生产者以有限的资源面对n个投资决策时，只有把资源始终投入收益-成本比最大的领域，生产者才可得到总收益的最大化，进而达到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举动的描述。
受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种商品具有不同的偏好，同一种商品对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效用。假使对A来看商品1的效用比商品2大，对B来看商品2的效用比商品1大；依据经济理性的要求，A与B之间就或许发生商品交换。当A用商品2与B交换商品1时，双方的效用全会提升。据此经济学觉得，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理性原则的推断。假使生产者的资源禀赋不同，即他们拥有不同的劳动、资本和技术，同一种商品由不同的生产者生产就会有不同的成本。假使A生产商品1所用的成本比B低廉，B生产商品2所用的成本比A低廉；依据经济理性的要求，A与B之间就或许造成分工与贸易。当A和B分别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组织生产并执行贸易时，双方的效率全会提升。这就是经济学对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性原则的推断。
上述交换、分工与贸易提升了每个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任何人的效用，所以社会福利水平也跟随提升。假使一个社会存在很多如此的可能，但受于某种原因比如制度上的阻碍，使这些机会不能付诸达到，就会损害社会效率。通过清除阻碍，在不伤及任何人的同期提升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才可使社会效率得到改进。一个社会经历持续改进，最终会高达一个“至善”的境界：即在不伤及其他人的同期再也无增进任何人的福利时，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就高达了最大化。这是意大利经济专家帕累托1897年提出来的，后来被民众称为“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其实，这是经济理性在社会福利上的推演。
依据上述原理，我们还可以推断：假使效用不变、价格减弱，民众就会增长该商品的消费；反之，则会降低该商品的消费。所以，商品的需求与它的单价成反比。同理，假使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不变、但收益减弱，民众就会降低该商品的生产；反之，则会增长该商品的生产。所以，商品的供给与它的单价成正比。上述性质显示，需求曲线向右以下倾斜，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需求与供给冲突运动的最结束果，会在两条曲线的交点处形成一个“均衡价格”。这就是经济学对市场价格运行机制的理性解释。
假使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好于均衡价格，而生产者进入该行业不存在阻碍，经济理性就会驱使生产者持续进入该行业，市场价格则随供给增多而回跌。反之，经济理性就会驱使生产者持续退出该行业，市场价格则随供给降低而上升。一个能让生产者自由进出的市场就是竞争市场。在竞争的市场上，每个人均为价格的接受者并非是操纵者，生产者只能通过调整产能达到利润最大化。假使生产者增长一单位的产能所导致的收益增长胜过成本增长，他的利润水平就会增长，经济理性就会驱使他扩大生产。反之，经济理性就会驱使他缩减生产。当收益增长等于成本增长时，利润总水平高达最大化，生产者就会维持现有的生产范围。所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生产均衡和利润最大化的达到条件。受于没有人能操纵价格，这时的生产范围和价格水平同期体现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消费者也将达到效用的最大化。所以经济学觉得，竞争的市场是最能体现经济理性的市场，进而也是最具效率的市场。
现代经济学
从上述原理出发，经济学仍有一个重要推断论：任何效用（或收益）的获得都务必支付相应的单价（成本）。有时情形比较特殊，比如一块公共草场，每一个牧羊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养山羊。相似的仍有灯塔、城市道路、国家公园等，这就是所谓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消费不是没有成本，草场的维护、灯塔和道路的修建、公园的浇灌都要支付成本。只然而和一般商品不同，公共产品无法向消费者直接收费。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无需付费的消费者会滥用自己的消费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公共地悲剧”和“搭便车”，结果致使草场荒芜、灯塔失修、道路拥挤、公园败落，消费者最终将为此支付愈加昂贵的成本。仍有一种情形，化工厂随意排放污水和废气，把本需自己支付的成本转嫁给他人，这就是生产的“外部性”。在经济学看来，任何“得到”都有与此对应的“付出”，就象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所以经济专家常常告戒民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成本不是由当事人直接支付时，经济理性会致使“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干预，以复苏经济理性的正确导向。
掌握以上内容也许并没有需要2个小时，但它已经囊括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我们解释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与消费者的举动规范，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生产者的举动规范，交换与分工，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利润最大化的达到条件，竞争与垄断，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寻租与造租，公共产品、搭便车与生产的外部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等等。这些内容也就是一本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所包含的基本内容，而所有这些内容均为从经济理性和成本（价格）-收益（效用）最大化分析中推演出来的。在社会科学其它领域，还没有那个学科能够象经济学一样，在预设的简洁性、理论的严密性、逻辑的统一性上高达该种炉火纯青的地步。
古典经济学
经济理性不但是经济学解释外部世界的工具，而且也是经济学本身发展并获得成功的秘诀。受于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这样简明，以至于任何一个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该种共识使经济专家在运用自此推衍出来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无须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如此就节约了每一个人的“交流成本”，提升了每一个人的“研究效率”，使经济学形成一门最经济的科学。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秉承新古典学术传统，获得了很多丰硕成果，创立了一大批新兴学科，持续扩大自己的解释半径。而它所获得的每一个进度，从某种意义上表达都来自对经济理性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对经济理性举动目标认识的深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的经济理性显现为效用最大化，生产者的经济理性显现为利润最大化。这里的“效用”和“利润”就是理性举动指向的目标。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更深一步区分“效用”和“利润”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没有考察不同境况、不同条件下经济理性举动目标或许显现的变异，进而为现代经济学的成长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对消费者理性举动的描述基本属于短时间的和静态的最大化决策。而现实生活中，民众往往会依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收支来安排消费，这是一种长期的和动态的最大化决策。很显然，在两种不同境况和条件下，消费者理性举动所指向的效用目标是有区别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则对此作了有益的补充。现代经济学有关消费者跨期间选择模型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假说的基础上，他们也所以分别得到1985年和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如，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举动的描述首要基于古典企业制度，在古典企业制度下作为生产者的厂商既是产权所有者、也是产权运营者,厂商理性举动的目标是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质却是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所有者和运营者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而运营者在生产过程中重大的信息优势，又使他们可以籍此追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现代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则对该种产权分裂状态下理性举动的冲突及其协调机制作出了较为全面阐述，进而极大地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举动的描述。很多经济专家都对这一理论发展作出过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罗纳德·科斯，他所以得到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如，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举动的描述首要局限于个人和个别厂商，它与社会整体的最大化追求在目标和举动方式上有着显著区别。20世纪以后，现代经济学有关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和福利经济学的成长，对新古典经济学这方面的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补充。对此做出重要贡献的有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和阿马蒂亚·森，他们所以分别得到1972年和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对经济理性约束条件认识的深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受其收入水平的制衡，生产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受其资本范围的制衡。所以，以“货币”表明的资源约束（“收入水平”和“资本范围”）就成了新古典范式中理性举动唯一的约束条件。但现代经济学却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约束人类经济举动的绝非只有“收入”和“资本”，其中“交易成本”和“信息”就是除此之外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交易成本”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范式之一，它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其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中首先提出的。科斯提了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困难：既然市场是经济理性最完备的状况形态，我们为何仍需要企业？科斯的思考显示，市场交易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当交易的成本胜过交易的效用时，民众就会选择非交易性质的企业组织。实际上，交易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如信息的搜寻、契约的签定、合同的实施都需要支付成本。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内生制衡，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经济举动。广义地看，信息成本也是一种交易成本，而且是交易成本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新古典理性范式不存在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全性如果。假使信息是完全和对称的，民众就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就不存在有效获取信息的激励，进而经济活动也就不存在任何风险和未知性。所以，新古典范式中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是完美无缺的。（管毅平，1999，3-6）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信息范式的确立。其后，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维克瑞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斯蒂格勒所以得到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莫里斯和维克瑞则共同得到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对经济理性达到方式认识的深化。
受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理性过于狭窄和苛刻的如果，使新古典理性范式有机会深陷循环论证。比如，没有区别的经济人、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全性等如果使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完全被理性的同一性和确定性替代了。如此，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促成，帕累托最优也必然达到，其如果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面对复杂的经济世界，新古典理性范式显得过于天真和乌托邦化。最早表示这一点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觉得新古典理性范式建立在三个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条件上：1.给定所有备选方案的集合；2.具有每一备选方案实行结果几率分布的知识；3.在1和2的基础上给定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期望值。这些条件实际上已经假定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超人”。而在事实经济活动中，任何一个制定人所具有的信息、知识和计算能力均为有限的。所以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以所谓的“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相关公司和企业事实决策程序的理论，进而得到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代经济学
第四，对经济理性适用规模认识的深化。
现代经济学
理论注解
现代经济学
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首要部分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
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首先，现代经济学给予了从事实出发的看困难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核心的、核心的困难。经济专家看困难的出发点一般基于三项基本如果：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运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运营者依旧员工、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差不多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期望本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困难，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均为很自然的。从如此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汇聚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举动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
经济专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民众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高达某种均衡状态，而且评估在此状态下能否有机会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观(即能否可以提升效率)。以该种视角分析困难不仅具有方法的统一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事实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民众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举动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困难。第二，现代经济学给予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自身的重要性并没有在于它们能否精准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部分让民众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都被经济专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韦茨曼(MartinWeitzman)教授问，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专家和没有经历该种训练的经济专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困难是从与苏联经济专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专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如此，分析经济困难时就有统一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困难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部分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受染力。但是，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专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第三，现代经济学给予了一连串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该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举动和现象。
现代经济学
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专家普遍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所在。现代经济学供应的该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没有是一部分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专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举动和现象。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规模内唯一被经济专家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余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
多元化尽管可贵，但受于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学科的成长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况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尽管当前政治学有显著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困难，其影响正在快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迄今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受于经济学的这一被普遍认同和运用的分析框架，才致使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规模更广，影响力更大。
浅谈发展
现代经济学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表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模正在快速扩充。第一个例子相关公司金融学(corporatefinance)内容的大程度扩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首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含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困难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困难，致使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成长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执行研究。自此便引出一连串新的困难，比如代理人困难，激励机制困难，公司治理结构困难，等等。在研究这些困难时，信息与合同理论就形成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又更深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困难，获得了理论上的新击穿。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资结构、经理举动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批的研究，对事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给予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比如，他们发现，现实中重要的代理人困难并没有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
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又更深一步从经验报告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自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近期，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实施规则的方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转中的利弊。自此看出，差不多20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第二个例子是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困难，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原因的考虑。
但是民众在事实中发现，脱离政治原因是无法解释很多经济举动和现象的，尤其是那些显著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很多国家依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专家们很清楚通胀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平稳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平稳政策却持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显现的减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专家们把政治原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起码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当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先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行。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原因的。
现代经济学
布莱克(DuncanBlack)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medianvotertheorem)为选举模型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而奥尔森(MansurOlson)在20世纪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成长才突飞猛进，并在经济学科中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刚刚出版的的两本新书：一本由珀森(Torsten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合著，另一本由格罗斯曼(Gene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合著，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阶段的新进度。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有关其模型中的假定。
任何理论都要解决假定，所以任何理论的成立也全将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这样，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这样。历史显示，任何科学均为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的，但是历史还显示，建设性的批评最有价值。仅仅表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核心的是看是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吻合，而且还能解释许多的现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当年民众之所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由于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许多的现象，而且还能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殊情况。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持续发展和扩充。
下面举两例表明，在以往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持续修改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靠近，同期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而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先均为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Akerlof)发表的有关“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导致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成长。有趣的是阿克尔洛夫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接连被四五家杂志婉拒，包含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等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终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重大反响，形成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引入非对称信息更改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面框架下发展的，并会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殊情况。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实际上，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举动的影响也不同。在对称信息如果下的理论并没有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所以，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形成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学做出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Spence)和斯蒂格利茨一起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第二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举动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的启动。
现代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举动经济学（包含举动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获得了巨大进度。在举动金融学方面，塞勒(RichardThaler)和施莱佛对人的有限度理性举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举动经济学方面，阿克尔洛夫又有新贡献。但最故意义的事件是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于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40岁下方的美国经济专家的克拉克奖章(ClarkMedal)――颁发给为举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雷宾(MatthewRabin)。这是该奖在以往12年来第一次授于一名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专家，它表明了经济学界对举动经济学的一种认可。同期它也显示，举动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中最故意义的事件。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的首要内容包含：
1.民众是如何决策的。这其中包含四个原理：
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原理》
原理二，一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当做出任何一项决策时，制定人应当认识到伴随每一种或许的行动而导致的可能成本。
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生活中很多决策，涉及到对现有行动计划执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经济学界称这些调整为边际变动。在很多情形下，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令做出更好的决策。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制定人才会采取措施。
原理四，民众将对激励做出反映。受于民众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做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收益变动时，民众的举动也会更改，这就是说，民众将对激励做出反映。所以，在分析任何一项政策时，不仅应当考虑直接影响，而且还应当考虑激励发生作用的间接影响。假使政策更改了激励，它将使民众更改自己的举动。
2、曼昆《经济学原理》中的消费思想
一、有关消费、积蓄和经济上涨的关系
依照传统的看法,积蓄是决定经济上涨的首要原因,消费和积蓄,进而和生产又是一对冲突,要想经济高速上涨,就必须压低现期消费,增长积蓄。很多人在讲到积蓄对经济上涨的作用时,往往以日本为例来论证这一看法。日本的积蓄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很多人觉得,日本的高上涨是由于它的高积蓄导致的,所以,“一个落后国家要想达到经济高速上涨,就要像日本那样实施高积蓄的政策”,形成一时的火热话题。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的“经济上涨与公共政策”一节中,对积蓄和经济上涨的关系执行了深刻的论述。
二、有关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
现代社会的成长,首要已不是依靠物质资本,而是依靠人力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觉得在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三、有关社会公平和扩大消费需求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表示,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品,体面的衣服和充分的医疗保健。很多公共政策(比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四、有关消费环境和经济福利
中国经济改革
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现代经济学
在转轨过程中并没有成立，有些改革期间的经济举动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期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显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仍未规范化前的经济连续上涨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所以，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部分巨大困难。这并没有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困难，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范围的制度转型在有记录以来尚属第一次。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专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假使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况，研究就很容易造成问题：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首要困难和症结；第二，不易作出与现实吻合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所以，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困难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举动和现象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仍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们是研究人类经济举动和现象的知识的结晶。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这样来研究包含中国以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e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迄今为止的首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困难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举动经济学是如此，转轨经济学也是如此。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举动和现象为何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所以，它给我们给予了一个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困难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供应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形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以便精准地识别中国的情形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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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给予了如此的分析工具。尽管它们自身并没有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部分模型经历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原因，是值得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举动和现象的。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持续深入的改革方面来具体表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困难，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困难。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有关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何不受管制的单价反应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形下个人的自利经济举动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高达社会的经济效率。
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当前的改革措施，依旧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困难，这一理论均为讨论的基础。中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试图，受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致使改革试图的失利。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渐渐形成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重心。但是，即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制约竞争、压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依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表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即使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形成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困难的企业困难。一般均衡理论是有关价格的理论，不是有关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和90年代，伴随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成长，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困难的研究有了击穿。
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困难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余利益有关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起码表当下两方面。一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困难，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面，顾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本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巨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时间内清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依然有用，由于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困难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原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足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实施），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如此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及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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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法治以前，政府的举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举动，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供应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举动是“养鸡生蛋”依旧“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动力的程度。哪些原因决定地方政府的举动并从而决定地方经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困难，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现代经济学给予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余经济人一样其举动与所供应的激励紧密有关。同期，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余困难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举动这一困难。所以，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举动的改变并从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多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用如此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80年代实施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举动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重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滑等困难。但另一面，它给于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施财政包干制阶段，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本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并非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动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形形成显著对比。受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差不多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持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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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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